土默热红学——红学领域唯一“登堂入室”的学说
(2024-07-11 14:07:08)
标签:
土默热红学登堂入室文学殿堂小说之室戏剧手法 |
分类: 文学解析 |
土默热红学——红学领域唯一“登堂入室”的学说
内容提要:
当今红学领域虽然流派林立,各种学说林林总总,但严格说都是《红楼梦》门外的“红外学”,只有土默热红学可以称为登堂入室的“红内学”。土默热红学登的是文学殿堂,入的是小说之室。红学专家们都站在文学殿堂之外对《红楼梦》评头品足,只有土默热教授进入了小说内部去解析探讨《红楼梦》的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
本文拟接着笔者那篇《我们应当直面土默热红学》(附后),再谈谈土默热红学“登堂入室”问题;要想谈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析一下我国大陆当今的红学局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红学形势,那就是虚假繁荣背后深深的无奈!旧红学、新红学、新旧红学的混血儿,学说林立;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流派纷呈。各学说流派之间互相抵牾,纷争不断,闹得广大《红楼梦》读者云里雾里、无所适从,看热闹之余啧有烦言。虽然说学贵有歧,但这个“歧”应该“贵”在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而红学之“歧”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促退了。退到了什么程度呢?用刘梦溪大师的话说:“最能代表红学树义的两大流派,索隐派终结了,考证派式微了,剩下的就是一个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又都变成了死结。”如果一门全部由“谜团”和“死结”构成的学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为“显学”的话,那么红学之显并非学术繁荣之显,而是丑剧闹剧之显,闹到最后必然导致两败俱伤甚至三败、四败以致X败俱伤,红学各流派谁也不可能笑到最后。在这红学学术根基伤痕累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红学各流派也早已到了需要高挂免战牌,摒弃帮派成见,大家平心静气坐在一起,共同思考探讨红学命运的时候了。
红学家中长期流行着一句豪言壮语(大概是冯其庸老先生提出来的吧):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红学领域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多如牛毛,在这个层面上再争论一千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争论一万年恐怕也不能达成一致。因为各流派之间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确定不同的前提,采用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材料,就像聋子与瞎子对话一样去争辩的,这样“关公战秦琼”式的争辩永远也不会有个结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恐怕还是要回到红学的原点去,重新审视红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红学研究的领域很宽泛,但究其根本,不外就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即《红楼梦》从哪里来?红学向何处去?当今主流红学一般认为:《红楼梦》从曹雪芹那里来,红学按照胡适指引的方向去。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作者身份是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虽然红学家们批判胡适相沿成习,但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这句话是新红学的另一创始人俞平伯先生说的,并非我的发明,不要指责我用词不当——凡是把曹雪芹当作《红楼梦》作者而涉足红学研究的专家,不论他曾经怎样声严厉色地批判过胡适,都是吃着胡适的草,挤着自己的奶,对这一基本点总不能否认吧?因此,解决红学分歧必须从新红学的始作俑者胡适入手,从根源上去考究分歧的来龙去脉。
要想搞清楚土默热红学土默热红学与胡适红学的异同,首先必须搞清楚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要想说清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当今主流红学的学说实质,必须要认真去读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因为这是新红学的源头,即所谓正本清源嘛。当你全面了解了胡适先生的考证过程后,你会发现,胡适先生平生最得意的,其实并非是其研究《红楼梦》做出的结论——曹雪芹“自叙传”;而是其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先生津津乐道自己的考证方法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朴学和美国杜威的实证哲学,并挥洒自如地批判了旧红学的伪科学性质,指出其索隐方法为“笨伯式的附会”。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批判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旧红学索隐派把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去同《红楼梦》逐一加以附会,确实是不科学的愚蠢方法,也无助于对《红楼梦》的正确诠释。自胡适先生对旧红学加以无情批判之后,索隐派基本上就此一蹶不振,虽然近年来改头换面有死灰复燃之势,但基本不为主流红学所承认,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对此感兴趣的也不多。前一阶段主流红学对刘心武、霍国玲搞的“群殴”,矛头并非对准旧红学,而是对准新旧合流的混血儿红学——因为红学界并非感受到旧红学的威胁,而是觉得曹雪芹有受到亵渎的可能,因此才大动干戈的。
由此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曹雪芹身上。主流红学家们不惜大动干戈誓死保卫的曹雪芹,真的就那么值得保卫么?换句话说,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难道就不许怀疑么?胡适先生考证曹雪芹时采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难道就是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么?现在有一句大家一致赞成的流行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在红学领域应该也适用吧?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是否科学,也必须要通过实践标准来检验。与胡适并肩创立新红学的俞平伯先生,临终前痛心疾首地说:“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胡适红学解读《红楼梦》,出现了“红学家说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把《红楼梦》读成了“断滥朝报”的怪现象。新红学创立已经接近一百年了,一百年的实践证明,“红学愈昌、红楼愈隐”,一门与其研究本体背道而驰的学说,不能不说在根子上出了问题。那么胡适红学出了什么问题呢?换句话说,红学界兖兖诸公上了胡适的什么当呢?寻根究底,还是上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根本方法的当!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方法缘自中国传统的朴学和美国的杜威的实证哲学。严格说来,朴学本身就是注经学方法而不是文学研究方法,实证哲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固然不错,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却也并非是不二法门。所谓“大胆假设”,不论大胆也好,小胆也好,毕竟就是假设;凡是假设,都有正确不正确两种可能。沿着假设的道路走,走对了事半功倍,走错了南辕北辙,关键在于通过“小心求证”来证实假设前提的对错。胡适先生的求证是否小心呢?胡适自己当然以为是小心的。但问题并不在于胡适自己感觉如何,而在于实践检验的效果如何。如前所述,把《红楼梦》读成了“断滥朝报”,读成了使《红楼梦》越说越坏的结局,应该说这就是实践检验的无情结果吧?一个最通常的道理是,如果通过“小心求证”,证明当初的“大胆假设”不成立,那么就应该否定这个假设,也就是应该否定胡适假设的曹雪芹作者身份。问题是胡适的传人们——当今中国的主流红学家,心里明知胡适的“小心求证”不能成立,却不肯否定胡适关于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大胆假设,而是在南辕北辙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就很难理解最普通最基本的形式逻辑,在红学领域是否还管用了?对当代中国红学家们这种明显违背逻辑的继承,如果说是无心之失,那是学术水平问题;如果说是有意而为之,那就是学术道德、学术良知的问题了。
现在红学界好多人都在诟病胡适在“小心求证”过程中使用的“以贾证曹”或“曹贾互证”方法,这种指责是绝对应该的。“以贾证曹”、“曹贾互证”属于互为因果或因果倒置的伪科学方法不言自明,既然你可以用贾宝玉反证自己假设的曹雪芹,那么用此方法证明其他什么人不可以呢?土默热老师曾经形象地说,用此方法就是证明猪八戒、孔乙己是《红楼梦》作者也可以。这话并不为过,也不见得有多刻薄。问题是我们的红学家们一边在批判胡适,一边仍旧继续沿用胡适的方法,给曹雪芹穿上皇帝的新衣。试看近日书店中红学家们论证曹雪芹诗才文采的专著,哪一部不是以《红楼梦》书中的诗来反证曹雪芹的“诗才”呢?现在红学界甚嚣尘上的曹雪芹思想“超前论”,难道不是用书中贾宝玉思想反证出来的么?现在红学家几乎无人不谈的曹雪芹
我这里严厉抨击胡适红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为旧红学张目。如果说新红学“以贾证曹”、“曹贾互证”方法是伪科学,那么旧红学索隐附会方法也是反科学的。时下红学两大派别互相攻讦,你嘲笑我的考证派是守株待兔,我讥讽你是索隐派是缘木求鱼,似乎索隐和考证两个治学方法都臭不可闻,这是不对的。其实,索隐和考证两个方法都是史学界、经学界常用的方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也经常使用;红学界所说的索隐考证方法,并非史学经学界通常使用的索隐考证方法,而是红学界特有的索隐考证方法,有其特定的内涵:红学索隐就是特指把一大堆不相干史料同《红楼梦》小说加以胡乱附会的方法,红学考证就是特指“以贾证曹”或“曹贾互证”的方法。以索隐方法治学的红学流派就是所谓旧红学,以考证方法治学的红学流派就是所谓新红学。应当说,不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出发点都不是研究文学而是研究历史,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史学或经学方法在文学领域的误用。所谓旧红学和新红学,在治学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半斤八两的关系而已,谁也不用说谁对谁错,还是《红楼梦》说得好:“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
红学的治学之本、立学之基在于作品研究,而作品研究之根本就是首先要真的读懂《红楼梦》。我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胡适可能并未认真阅读《红楼梦》,或者没有读懂《红楼梦》,招致与会者一片反对声。他们斥责我过于狂妄,居然敢说国学大师不读书,污蔑新红学创始人读不懂《红楼梦》。其实完全没必要如此大动肝火,胡适先生确实是国学大家,但他也是人而不是神,胡适在史学领域建树颇多,但在文学领域却未必是权威人物,所谓的全才天底下是没有的。胡适一生的确著作等身,但他写过小说吗?他是把《红楼梦》是当作小说研究的吗?把《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自叙传”,显然就是不懂小说创作的表现。通读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你就会发现,胡适研究的重点确实是他自己所说的作者和版本问题,而不是《红楼梦》小说本身。而红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胡适所说的“作者与版本”问题,而是对作品的领悟和解读。搞不清作者不要紧,《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至今也搞不清,但并不妨碍我们对《金瓶梅》的正确解读,因为我们对《金瓶梅》思想文化的解读是从文本研究做出来的。而红学界对《红楼梦》的解读,却是从曹雪芹反推出来的,是从外部强加给《红楼梦》的,这恰恰是当今红学与《红楼梦》背道而驰的病根所在。
我敢断言:当今红学虽然流派林立,各种学说林林总总,但严格说都是《红楼梦》门外的“红外学”,只有土默热红学可以称为登堂入室的“红内学”。红学专家们都站在大厦之外对《红楼梦》评头品足,只有土默热教授进入了大厦内部去探讨品评《红楼梦》。为什么要说的如此绝对呢?是因为在所有的红学家中,只有土默热教授真正读懂了《红楼梦》,真正是立足文学研究《红楼梦》!可能有人说我的这个判断过于武断、过于狂妄,实际上这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无须大惊小怪、枉加雌黄。前几天的讲座上,有个听众问我:土默热红学在当今红学界的地位如何?这真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用量来衡量的,把鹰和鸡关在同一个笼子中观赏,并评定他们在鸟类世界中的地位,是毫无意义的。记得土默热老师说过,他自己从未参加任何红学组织,更不想与当今红学家们一较高低,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术不同无从比较。倘若把武术家和魔术家组建起一个学会,并举办擂台比武大奖赛,肯定是荒谬之举。土默热教授曾称自己的学说与红学各流派都迥然不同,把自己定义为非驴非马的“析书派”;我在上篇文章中为其正名为名正言顺的“文学派”。《红楼梦》是小说,小说属于文学范畴,只有“文学派”才是红学的正宗,才是红学的希望和未来!
我几乎通读过当今红学各流派的代表性作品,总的感觉是,在当今所有红学学说中,只有土默热红学是从认真阅读《红楼梦》文本开始,是从对《红楼梦》作品的解析出发,去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来源、文化传承、创作缘起、创作素材、人物原型、地理背景、作者身世、评点传抄的,并形成了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土默热红学的十论:晚明气脉论,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遗民思想论,芹溪托名论,脂砚评点论,假语村言论,浙西发源论。在当今红学各流派中,也只有土默热红学十论,才称得起自成体系并自圆其说。索隐派的各学说支离破碎,根本就构不成一个学术体系;考证派的曹学虽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篱笆墙上七孔八穿满身漏洞,又不能自圆其说。土默热教授以个人之力,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并且是业余研究,居然奇迹般地搞出了一个自成体系并自圆其说的学术体系,并非本人有什么过人之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走对了道路,始终坚持在文学园圃中辛勤耕耘并收获了丰硕果实。
记得去年我亲自听过土默热教授的一次红学讲座,印象颇深,对我的影响也颇大。土老师说自己的研究是从《红楼梦》文本出发,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研究破题,从《红楼梦》与同时代作品比较文学研究切入,从《红楼梦》作品的特殊三要素研究拓展,从而形成土默热红学十论新体系的。土默热教授的这个概括是相当精辟并极为准确的。从土默热老师自己对研究过程的概括看,这里面既没有索隐红学的“猜笨谜”,也没有考证红学的“大胆假设”,纯粹是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自始至终是在文学的园圃耕耘。土默热红学中当然也涉及到了对“作者和版本”问题研究,也涉及到了对作品中的一些隐写、影射问题研究,但这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量的素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水到渠成后得出的结论,其结论产生在研究之后;并非像旧红学的“猜笨谜”和新红学的“大胆假设”那样,结论在先,先入为主,研究在后,本末倒置,因果倒置,就像文革期间学《语录》那样,带着问题到《红楼梦》中找答案,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就不仅仅是方法问题了,恐怕还是斗争红学那一套旧思路作祟。
土默热红学的出发点是《红楼梦》的时代性,是研究《红楼梦》作品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按照唯物史观解释文学现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然打着时代的印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在文学领域同样适用。胡适红学根据曹雪芹生存的时间,把《红楼梦》圈定为十八世纪世纪的作品;而红学家们在十八世纪的乾隆盛世中绝对找不到《红楼梦》中的“末世观念”、“异端思想”和“情本文化”,因此只能用曹雪芹是思想“超前”的“天才”来加以解释,而这种解释明显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作品中所谓的异端思想并非乾隆时代的“异端”,而是清初顺康年间江南士大夫阶层的通常观念;《红楼梦》中的“情本文化”并非出自十八世纪文字狱高压下的文学氛围,而是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言情文学狂潮中的一朵浪花;《红楼梦》中的“末世观念”并非乾隆盛世所能产生,而是改朝换代后的清初时期具有遗民思想文人的普遍观念。从这一点出发,土默热先生判断《红楼梦》并非乾隆中叶的作品,而应是康熙中期以前的作品。“末世背景”、“遗民思想”与“情本文化”叠加在一起,三位一体雄辩地证实了《红楼梦》的时代特征和思想文化传承。这个结论并非什么先入为主的“大胆假设”,而是出自科学的历史分析和文化分析。
土默热红学的切入点是比较文学研究,是把《红楼梦》与它的同时代作品加以比较分析,从中导出文学作品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土默热先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对《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文人和文学作品的全面考证,得出书中决无一部康熙中晚期以后作品和文人出现于书中的结论,并通过对《红楼梦》与金批《水浒传》《西厢记》、三妇评《牡丹亭》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红楼梦》应是清初作品。二是通过对《红楼梦》中独特的场面描写、布景道具、人物语言研究,对比清初昆曲界“非情不传、写梦写幻、明白如话”的三大特点,得出《红楼梦》是以戏剧手法创作的小说,是故事化的梅村体和小说化的水磨腔的结论。三是通过对《红楼梦》与《长生殿》在作品结构、基本概念、人物性格、语言风格诸方面的特殊关系对比研究,得出《红楼梦》与《长生殿》应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同一作家创作的结论。土默热教授关于《红楼梦》与清初昆曲关系的三位一体比较研究,传统红学也曾有人进行过零散研究,但囿于曹雪芹成说,一般都蜷着舌头加以曲解,最后都是为证实曹雪芹的天才服务。土默热教授的拨乱反正,并非是凭借“大胆假设”想当然耳,而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作出合理结论。比较文学是文学批评领域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土默热教授这方面的研究,在红学领域可谓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除了以上三大方面的主要内容之外,土默热教授还对《红楼梦》评点流传方法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这方面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推论:一是对关于“石兄”与大荒山和空空道人的描写作出判断,通过对青沟寺、补天石、僧道二重身份的考订,判定为洪昇在盘山“逃禅”期间与拙道人(拙和尚)之间关系的描写;二是对评点者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作出判断,通过对脂批中透漏的生活场景均为洪昇夫妻的共同生活经历,脂批中提及的文人学者均为洪昇夫妇共同朋友的考订,推断脂砚斋就是洪昇的妻子、著名女诗人黄兰次。三是对曹雪芹《红楼梦》与传世本《石头记》的关系作出判断,通过对曹寅诗和明义诗的缜密分析,推定洪昇书稿临终前落入曹家,曹雪芹确实据以披阅增删了一部首尾完整的简本《红楼梦》,但失传了。此红楼非彼红楼,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红学界混淆了两部《红楼梦》;把曹氏红楼的作者误为《石头记》作者,成了一门张冠李戴的学问。土默热教授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也是三位一体,互相支撑的。这同传统红学这方面支离破碎、顾此失彼的研究或者语焉不详的猜谜适成鲜明对照。
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我上面对土默热红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简介,一共是六个“三位一体”。这六个“三位一体”不仅各自内部紧密交织,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支撑的,这就是土默热红学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最好证明。一门学说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是这门学说生命力顽强的最有力证明,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任何红学学说都不具备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土默热教授从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特征来判断《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从江南才子洪升与蕉园诗社才女的生活来阐释《红楼梦》人物的创作素材,从洪升在三次家难中的思想情绪来解释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爱憎情绪,从比较文学入手去判断其文学源流和文化传承,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并且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土默热老师的专著和文章,逻辑思维严密,形象思维发散,文字优美,表述生动,不仅是很好的论文,也是很漂亮的散文,读起来的确赏心悦目。这些都是土默热教师立足文学领域、依据文学规律、使用文学方法、运用文学素材、驾驭文学语言,来研究文学作品《红楼梦》的结果,所以我才把土默热红学称为“文学派”。
红学“文学派”和“考证派”、“索隐派”的根本区别,我认为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派”确实是按照文学研究的思路研究文学作品与生活的关系,认为是《红楼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小说;而“考证派”和“索隐派”则是按照史学思路来探讨书中内容同秘史的关系,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神秘主义的作品。二是“文学派”是从思想文化发生发展规律入手来解读《红楼梦》,认为作品是时代催生的社会产物;而“考证派”和“索隐派”则是按照“超前”、“天才”来解读《红楼梦》,认为作品完全是个人灵机一动的虚构和杜撰。三是“文学派”的各方面研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从创作冲动、创作过程到到评点传抄,从作品背景、作品素材到思想文化传承,都是互相支持并相互印证的;而“考证派”和“索隐派”最大的败笔就是各项研究支离破碎、互相抵牾,形同“断滥朝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文学派”和“考证派”、“索隐派”之间孰伪孰真、孰优孰劣。这三个方面的区别,绝不是治学水平、治学能力方面的差别,当今那些红学大家的能力水平、资格威望不见得就逊于土默热教授;而土默热红学的优势所在,根本的还在于立足文学领域、遵循文学规律、采样文学方法、追求文学成果——《红楼梦》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嘛,除此都是舍本逐末!
俞平伯老先生所说的按照传统的红学理论和红学成果解读《红楼梦》,红学家说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是一个谁也无发否定的残酷现实。必须指出,传统红学对《红楼梦》解读与作品逆向而行现象的成因,除了上述不科学或伪科学方法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斗争红学”的影响,无端把曹雪芹打扮成“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反封建反理学的斗士”,乃是当年“斗争哲学”的产物,是“斗争红学”在今天遗老遗少中的延续。而按照土默热红学的思路和内容去重新解读《红楼梦》,红学家说的越多,《红楼梦》就越见其好,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那么清新可喜,那么趣味盎然!这种强烈的效果对比,不能不说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必然裁判,也是红学抛弃斗争哲学、回归文学之路的现实体现!
不论从时代进步的要求还是从文学繁荣的需要看,今天都已经到了毅然放弃传统红学,直面土默热红学的时刻了。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再试图用辱骂和恐吓打垮土默热红学,只能暴露自己的顽固不化和抱残守缺,再继续用鸵鸟政策漠视土默热红学,也只能暴露自己的内心空虚和学术自私。抱残守缺没有出路,沿着旧路继续滑行只会离光辉顶点越来越远。回到《红楼梦》作品原点上另辟蹊径,沿着文学之路重铸红学辉煌,是每一个有学术良知的人所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这是需要有一点学术良心和学术勇气的,那么多专家学者皓首穷经,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曹雪芹,难以割舍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和真理毕竟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明知上了胡适的当,还沿着南辕北辙道路继续前行,那就不是学术感情问题而是学术道德、学术良知问题了。古人说“知耻近乎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有一点学术气量的心胸,有服从真理的勇气,何必为了那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违心负隅。何去何从,请红学家们三思。
2009年4月22日
|
|
我们应当直面土默热红学
土默热红学问世大概有四五年时间了吧。问世之初,我并没有太在意——现在书店货架上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书籍太多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堆老鼠屎夹杂几粒大米熬成的汤,实在没法下口去喝。我对土默热红学兴趣的产生,还要感谢中国红学会那几个大家的推荐——并非正面推荐,而是猛烈抨击——有一段时间,红学会的专家们连篇累牍发文章,攻击土默热红学是“老索隐派的新变种”、“掩耳盗铃的假说”等等。也算好奇心使然吧——能够让红学会大动肝火的红学新论不多,迄今为止不过刘心武的秦学、霍国玲的解梦学和土默热红学三种而已,前两种我也找来读过,不过感觉玄幻缥缈,乌有子虚,确实不值得一读——既然红学会能屈尊认真对待,必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余暇时间何妨将土默热红学也领略一番,即使真的同刘、霍二位的学说一样,也能看出红学会动肝火的原因所在,从中导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也不算浪费时间。
于是,我下功夫收罗土默热出版的东西,吉林人民社出版的《土默热红学》三卷本,中国海关社出版《土默热红楼文化丛刊》五卷本,杭州文艺社出版的《〈红楼梦〉与西溪文化》,还在网上下载了一大批尚未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林林总总,约有七八百万字——比《红楼梦》的文字量多多了,也算一绝——其中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剔除不算,仅就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字计算,也有三五百万字,数量着实不少。连我这样的专业读者都感觉有点吃不消,作者当初如何写来——据土默热自己说还是业余研究,搞这么多独立创作的文字,其勤奋精神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实话说,初读时我是持可有可无的态度漫不经心的,但感觉还读得下去——土默热的文字功夫是好的,语言流畅,逻辑清楚,行文也懂得如何抓住读者的心理,加之书中内容的故事性很强,即使当作一般小说或散文去欣赏,也是好文章。在大体涉猎了土默热自己所说的“十论”之后,我却不敢以欣赏的态度儿戏对待了——土默热的确建立了一座全新的红学大厦,用土默热的红学“十论”去诠释《红楼梦》,几乎可以解释当今红学的全部疑难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文学夸张——土默热的确突破了红学的瓶颈,开辟出一片灿烂的新天地!
实话说,在系统阅读土默热红学之前,我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读的。读大学的时候接受的就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教育,长期教学中又鹦鹉学舌不知重复了几百遍,加之前一段时间又阅读了大量红学会专家的抨击文章,对土默热的新学说确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虽然有成见,但我没有私见,或者说没有私心,不参与学术成果、学术地位优劣高低之争,不涉及学术界勾心斗角的内幕或黑幕,因此还比较容易服从事实,服从道理,还能保持一点点服从真理的精神。当我掌握了土默热红学“十论”的概要,吃透了土默热红学的精髓之后,再回过头去反思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反思过去烂熟于胸的传统红学,反思红学会某些专家攻击土默热的文章,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虽然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中文教师,在学术界也没有什么炫目的学术头衔和声望,但我愿意仗义执言——为了匡正学术良心,也为了净化学术环境——把我对当今红学学术如何发展繁荣的一些感悟、对当今红学学术争鸣如何竞争创新的一些体味谈出来,供哲学社会科学界诸多比我高明的专家或不如我的票友们参考。说得对不必欢呼雀跃,说得不对也不希望招来骂声一片,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见解,坏不了谁的大事嘛。
严格说,与以上抨击土默热红学的五个流派都是无是非可辩、无道理可讲的,因为他们抨击土默热红学的出发点都不是学术争鸣,而是意气用事,或者是受一些不便对人明言的私心杂念驱使。前一段土默热的几个学生,还辛辛苦苦地写文章针锋相对辩驳,这不是对牛弹琴也是与虎谋皮,岂非自作多情、自讨苦吃?但是把话说回来,对于大多数读者(包括大多数专家学者)来说,还是不存在什么成见或者偏见的,他们不过是受曹雪芹之说熏染久了,内心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一时改变起来很难而已。当年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不仅是宗教势力出于维护神的地位之目的不肯承认,大多数世世代代受“地心说”熏染不明就里的老百姓,也是不肯接受的。不仅宗教裁判所为此对布鲁诺实施了火刑,火刑场上看热闹或者加油欢呼的,恐怕也多是根本就不懂“日心说”为何物的普通老百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进步,“日心说”还是最终取代了“地心说”,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宇宙学。土默热的弟子们也不必为当前土默热红学的境遇感到悲观失望,历史和时间会改变并证明一切的。但是,也不应采取无所作为静观其变的消极态度,积极行动起来,正确推介土默热红学,适时解开一些误解或曲解的扣子,对于每一个信服和热爱土默热红学的人来说,还是绝对必要的。
下面谈一谈我对土默热红学的把握和体会。要想赞扬或者批判土默热红学,首先都必须全面正确把握土默热红学,否则都只能是无的放矢放空炮。土默热红学林林总总几百篇文章,怎样去把握其中的精要呢?土默热教授本人和他的弟子,都曾经对土默热红学进行过概括,将其全部内容归结为“十论”。如果让我来概括土默热红学的话,其实无需搞成繁琐的十论,说到底归结为三个方面就足够了:一是作品背景方面,包括晚明气脉论、遗民思想论和浙西发源论。二是生活素材方面,包括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和钗盒情缘论。三是作者版本方面,包括芹溪托名论、脂砚评点论和假语村言论。这三大方面、十个论点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互相支持的有机整体,对《红楼梦》的作者身世、创作缘起、创作素材、人物原型、时代特征、地理背景、思想来源、文化传承、评点传抄、流传评论诸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诠释,形成了一门完整严谨的红学新说。从而认定《红楼梦》是创作于康熙年间的一部小说,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清初的产物,是江南世族才子才女诗礼簪缨生活素材的客观提炼,是小说化的昆曲“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歌行体”。这是一个自成体系、自圆其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的文学新说,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任何一门学说,都不是从一开始就尽善尽美的,都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必须有从婴儿到成人的过程一样,土默热红学也是如此。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胡适先生研究《红楼梦》之初,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作者是“胡老明公”呢,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新红学考证派开山鼻祖和旧红学掘墓人的地位。土默热红学自身也有个初创、发展、完善的经历,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记得前几年,土默热的学生和土默热教授自己,都曾经归纳过一个“旧十论”,和今天归纳的“新十论”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舍弃了原来的“南明小朝廷论”,增加了“浙西发源论”。这个调整是绝对必要的,过去的“南明小朝廷论”确实容易授人以索隐派之柄的口实,与洪昇说的联系也显得牵强。经过调整,“新十论”之间的联系显得更加密切统一,有机和谐了。这种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经常自我修正的做法,在任何文人和作品中都是难以避免的,曹学在发展中调整改变的幅度比土默热红学大多了,五十步笑百步只能扮丑自己,不能贬低别人。去年,某些人还抓住土默热的所谓“菊花诗”问题大做文章,并就此幸灾乐祸地宣布土默热红学“破产”了。其实,所谓“菊花诗”不过是土默热红学大厦误用的一块残砖而已,一块砖不足以令一座大厦倾覆,十块残砖断瓦也无所谓,更何况土默热自己早已取下残砖,换上了结实美观的建材,使土默热红学大厦更加稳固巍峨了。
土默热先生在《我们真的读懂了〈红楼梦〉吗》一文中,曾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如果把《红楼梦》比作一座金壁辉煌的殿堂,把红学比作进入这座殿堂的大门,那么红学各流派的芸芸众生像似乎是这样的:旧红学索隐派凭直觉摸到了大门口,但却没有推开大门,更没有登堂入室,只在门外的大街上拾回一大堆断砖残瓦,并声称这就《红楼梦》殿堂的建筑材料;新红学考证派则凭大胆假设摸错了大门,推开了别人家的大门,进入了另一个不相干的院落,并精心进行了测量绘图,凭手中的图纸渲染这就是《红楼梦》殿堂;新旧红学杂交而生的新索隐派或者探佚派,则凭着幻觉在死胡同墙壁上自己画了一个大门,并像崂山道士那样英勇地一头撞向这个大门,撞昏后在梦中感觉自己进入了《红楼梦》殿堂,并绘声绘色地大讲梦中见到的精彩故事。在打这个比方的时候,可以看出土默热先生是战战兢兢的,唯恐得罪了当今红学界,忙不迭宣布今后绝不再说此类刺激性语言,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我认为这个比方打的很恰当,很形象,也很生动。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土默热红学确实是一门登堂入室的学问,而以前的传统红学总的来说,都是望风扑影、舍本逐末、未窥堂奥的伪学问。与土默热红学比较而言,如果用三句成语概括,传统红学在作品背景论上南辕北辙,在生活素材论上守株待兔,在作品版本论上刻舟求剑。早就应该进博物馆了,早就应该按红学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错误假说加以扬弃了。
我们说土默热红学是登堂入室的学问,登的是文学殿堂,入的是小说之室。《红楼梦》是文学作品,是小说,这本是毋庸置疑的浅显道理。问题是自红学诞生以来,真正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的人并不多,换句话说,直到土默热红学诞生前,红学各流派几乎都是非关文学的学问。索隐派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研究,把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史料(多为稗史和野老传说)去同《红楼梦》加以附会,试图证明《红楼梦》隐写了康熙朝秘史或者什么顺治董小宛爱情乃至明珠、张侯家事,其立论之荒谬自不待言,结果也只能把《红楼梦》解释成俞平伯先生说的“断滥朝报”,使《红楼梦》“越读越糊涂”。考证派是把《红楼梦》当作曹雪芹及其家族生活的自叙传来研究,本来属于研究小说创作素材的学问,路子是对头的。问题是当发现曹家的生活素材与《红楼梦》中的故事内容和思想文化背景不相容时,便转而用“天才论”和“超前论”来自圆其说,走上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并带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红学的痕迹,其结果也只能是俞平伯先生说的那样,“红学家说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探佚派是集中了索隐派和考证派的缺陷形成的学说,使用的不折不扣的猜笨谜研究方法,他们继承了曹雪芹的“天才论”,又接过了宫闱秘史的旗帜,再用纯属主观臆测的荒谬故事把二者联系起来,造出了类似科幻小说一般的学说。俞平伯先生没有活到今天,来不及领略这些高论,如何评价就不得而知了。评点派说到底是不同心境下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谈对《红楼梦》书中某些章节、段落、文字的体会,一鳞半爪、五方杂陈、鱼龙混杂,虽然历史悠久,但从来就构不成一个学说。此四派加上土默热红学,大体可称红学五大流派,只有土默热红学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的学问,是研究作品背景、创作素材、作者版本、文化传承、思想来源、文学建构的学问。土默热自我解嘲自称“析书派”,我看称为“文学解析派”比较妥当。红学五大流派比较,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去年寒假期间,学校为留校学生搞几个讲座,校方责成我搞一讲土默热红学。我既受宠若惊,又诚惶诚恐。这几年我虽然下了点功夫全面读了土默热先生的著作,但绝对不敢说掌握了土默热红学的全部精髓。为了备好课,事前我找了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同行和非教育界社科专家,一起座谈对土默热红学的体会。座谈中有两点认识几乎是共同的:一是赞同。大家对土默热红学的理论基点、证明材料、分析思路、学术结论都是认同的,称道的,认为是当今红学领域中最好的学说。二是悲观。大家对当前红学的现状几乎都持悲观态度,认为红学界长时间以来一直致力于把谎言重复一百遍变成真理,致力于宣扬曹雪芹神话并制造个人崇拜。在这些人掌握着红学界话语权和裁判权的情况下,土默热红学的确立和普及乃是可望不可及、遥遥无期的事情。我属于赞同派但却不完全同意悲观论,土默热红学研究的时间虽然很长了,但出笼的时间毕竟不太长,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以个人之力,能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能与传统红学分庭抗礼的一门学说,在学术史上已经是一个很少见、很了不起的奇迹了。不能希图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将百年红学的天翻过来。
我不指望那些红学既得利益者改弦更张,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已经不是学术正误问题而是权力利益面子问题了,就像烧死布鲁诺的宗教裁判所主教不可能接受“日心说”一样。但是,“日心说”最终还是确立并发展起来了,因为时间能改变一切,今天的裁判者未必就是明天的法官,今天跟着主教欢呼的民众,其子女未必就不能成为哥白尼的信徒。由于土默热红学的思想性、文学性、趣味性很强,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于一身,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易于为青年一代所喜欢和接受,易于向全社会普及推广,所以前途是不看悲观的。这次座谈会后,我又下功夫又搜罗了一些新材料,并按照把土默热红学与索隐红学、曹学对比着讲的路子,精心准备了教案。事实证明,我的讲座大受莘莘学子的欢迎,不仅本校学生爱听,外校学生也赶来搭车。课后同学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表示要按照土默热红学的思路重读《红楼梦》,并对我国明末清初那个时代的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有不背任何包袱的青年一代人欣然接受,有下一代接力棒式的继承和发展,土默热红学一定能够成为一门功在当代、显在未来的红学主流学说——但愿这个未来是个不远的未来,让我们共同企盼这一天早日到来并为之共同努力吧——路就在我们脚下。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