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送春苦调”与“金陵情结”——《石头记》民族主义思想新论
(2023-02-08 15: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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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民族主义思想新论
一．《石头记》与“送春苦调”
本文要研究的是《石头记》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个题目甚大，简直令人无从下笔，索性先从一则与《石头记》似乎并不搭界的故事说起吧。清代大诗人、文学家洪昇的《稗畦集》中，有一首名为《黄式序出其祖母顾太君诗集见示》的诗：
绛帏黄发太夫人,哲嗣传来苦调新。
斑竹一枝千点泪，湘江烟雨不知春。
诗中这位“顾太君”，乃是明末清初我国著名女诗人顾若璞。诗中的黄式序，乃是顾若璞的孙子，与洪昇是表兄弟关系。黄式序的妻子钱凤纶，字云仪，与洪昇也是表兄妹关系，并且是蕉园诗社的重要成员。当时洪昇与黄式序二人同在北京国子监读书。黄式序将祖母的诗集拿给洪昇看，阅读后感慨系之，遂赋此诗。
诗中的“绛帏”又作“绛帷”、“绛帐”，乃古人对师门、讲席之敬称。《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引清吴蕙诗：“有志红窗学咏诗，絳帷深幸侍良师。” 陈家庆《送天梅先生南旋》诗：“安得絳帷称弟子，追随远道执吟鞭。”诗中的“黄发”典出《礼记》“君子式黄发”。《尔雅·释诂》“黄发齯齿鲐背耈老,寿也。 人初老则发白,太老则发黄。”郭璞注:“黄发,发落更生黄者。”张铣注:“黄发,谓寿考也。”洪昇诗中用“绛帏黄发”来形容顾太君，显示了对这位尊长女诗人的无尚崇敬。
此诗中的“斑竹一枝千点泪”句，曾被毛泽东老人家全句套用于自己的诗词中，写作“斑竹一枝千滴泪”，姑置不论。此句乃是洪昇使用湘妃之典，来形容顾太君一生的血泪遭遇。传说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之野，妃子娥皇女媖千里寻夫至湘江边的九嶷山，哭泣的泪水染红了斑竹。顾太君青年丧夫，忍苦成家，不仅抚育二子成人，而且将自己也磨练成为名重一时的女诗人。洪昇诗中用斑竹典故，赞颂顾太君诗集中体现了一生的血泪生涯。
本文无意详细解释洪昇此诗的寓意，而是要披露此诗流传过程中的一点值得注意的奥妙：洪昇《稗畦集》在其生前的康熙年间即已梓行，但到了乾隆年间，修《武康县志》时收入此诗，竟被后人妄改为：《黄太君出诗集见示》：
绛帷黄发太夫人,哲嗣传来佳句新。
斑竹一枝千点泪，湘江烟雨不知春。
对比一下此诗的康熙杭州版和乾隆武康版便会发现，其中有三处莫名其妙的改动：
其一，诗题由《黄式序出其祖母顾太君诗集见示》，改为《黄太君出诗集见示》毫无道理。洪昇诗中有“哲嗣传来苦调新”一句,说明顾太君的诗集是其孙黄式序传来的，而并非“黄太君”（顾若璞夫家姓黄）亲自出示的，显然应以康熙版题目为是。
其二，诗中的“绛帏”被改为“绛帷”，可通假，无大区别。
最奇怪的是第三点，将原诗中的“哲嗣传来苦调新”一句，改为“哲嗣传来佳句新”，使此诗的内涵和寓意发生了重大变化！
乾隆时修《武康县志》，为什么一定要将“苦调”改为“佳句”呢？这其中有什么必须修改的理由呢？大家知道，乾隆时代是文字狱至为酷烈的时代，文人骚雅，每个字词都要格外注意，避免触犯朝廷忌讳。“佳句”二字，不过是夸奖诗句好的一般用语，不会触犯时忌，而“苦调”二字，在乾隆时期，却是个需要格外加小心的典故用语。
洪昇和黄式序所处的那个时代，乃是明清改朝换代后的初期，江南文人中流行以“送春苦调”表达心目中兴亡感叹思想的文学倾向，并在顺康两朝盛极一时。洪昇以“苦调”二字形容顾若璞的诗集，乃是表示顾诗中充满改朝换代的兴亡感叹思想。后人把“苦调”改为“佳句”，这种思想则荡然无存了。洪昇生前可以公然在诗中谈“苦调”，但到了百年后的乾隆时代，哪个文人还敢于把“苦调”诗收入县志呢？因此，把“苦调”改为“佳句”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送春苦调”呢？与洪昇同时稍后的著名文人厉鹗（字樊榭），在《樊榭山房集》卷七《论词绝句》中有云:
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
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诗中所谓“送春苦调刘须溪”，指的是南宋灭亡以后，以刘须溪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诗人，以“送春苦调”的形式，结合自己“乱后飘零独在”的身世，抒发对故国、故土的眷念与哀思。因此，“送春苦调”在当时特指故国哀思。这就难怪乾隆时期修《武康县志》，要改“苦调”为“佳句”了。
须溪乃刘辰翁之号，字会孟，宋元间词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年丧父，家贫力学。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至临安，补太学生。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因触忤权奸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等，由是得鲠直之名。后因亲老，请为赣州濂溪书院山长。度宗咸淳元年(1265)曾出任临安府学教授。德祐元年(1275)十月授太学博士,其时元兵已进逼临安。文天祥起兵抗元,刘辰翁曾短期参与其江西幕府。宋亡以后隐居不仕,埋头著书，以此终老。
刘须溪“送春苦调”的代表作《兰陵王 丙子送春》如下：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谁最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本词作于暮春，以送春为题，暗抒亡国之恨。全词共三叠，均从“春去”开头。上片写人间无路，春将何归，风沙南浦，海门飞絮。故国陷落，幼帝飘海，前途难料。中片写春去之后，谁最凄苦，暗指南宋君臣被俘，去国离乡，无限伤凄。下片问春去后，能否再来，暗示恭帝被虏，不得南归，南宋恢复无望。作者神游故都，空忆繁华，不胜天涯流落之感。正如清人陈廷焯所说，此词“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白雨斋词话》）。
再举一例：刘须溪另有《永遇乐》如下：
余自己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己亥为宋亡前一年，刘须溪诵李清照怀念京洛旧事的《永遇乐》词，为之涕下。宋亡之后，每读李清照词，便触动亡国之痛。本词上片写自己回忆临安盛时“春事”，香暗尘陌、华灯明昼的情景，面对眼前“断烟禁夜”的境况，不胜今昔之感。下片从李清照《永遇乐》词对宣和旧事的怀念，写到南宋亡后内心挥之不去的无限感慨。
刘须溪一生的绝大部分词作，感情真挚，凄伤哀怨，都表现了痛悼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情绪，也流露出词人深挚的故国之思，黍黎之悲。是遗民词中之优秀作品。厉樊榭所谓的“送春苦调刘须溪”，就是代指明末清初具有遗民思想的江南文人，模仿宋元之际的刘须溪，以“送春苦调”表达故国之思、黎庶之悲情绪的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黄式序的祖母顾太夫人，以及围绕在她身边的蕉园诗社诸多女诗人，正是明末清初的一群苦苦吟讴“送春苦调”的女诗人，这也就难怪洪昇要用“苦调”来形容顾太夫人的诗集了。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研究南宋灭亡引发的遗民情结，而是研究《石头记》中是否表达了“送春苦调”情绪。《石头记》的创作宗旨，用脂砚斋的话说:“ 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书中将宝玉的姐妹取名“迎春、探春、惜春”，象征着“三春”，并明确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芒种节祭饯花神”的场面，所谓“祭饯花神”，正是“送春”的节日。其后作者便以很大篇幅描写了黛玉葬花的场面。所谓“葬花”，毫无疑问也就是“送春”之意。这些象征性的描写，正是表达刘须溪“春去”后百花凋零的“送春苦调”。
《石头记》表达“送春苦调”最鲜明的文字，大概要数《红楼梦曲·飞鸟各投林》了：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正是改朝换代后社会算总账时期的凄凉情景，与书中甄士隐口吟的《好了歌解》可谓异曲同工：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石头记》与“金陵情结”
《石头记》开篇便叙述贾雨村与冷子兴在“金陵石头城”相遇，演说荣国府的故事。书中还刻意描写贾家“金陵老宅子”虽然处于“末世”，但仍然是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有些红学家便据此判断《石头记》故事的背景在南京，并与曹雪芹家族在南京的风月繁华生活联系起来，以此作为曹雪芹作者身份的证据。这其实是不懂传统文化的胡乱附会，也是说不通的。
《石头记》创作时按照“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原则，隐去了书中的时间地点。书中虽然屡次提到金陵、石头城、应天府等地名，但从无一字关于南京景物的描写；反倒是对“长安大都”、“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这些虚写的地名，做了着实的描写。作者既不实写金陵，又用金陵开篇，并将书中讴歌的十二个女子命名为“金陵十二钗”，显然作者虽然不打算以金陵为作品背景，但创作时内心却存在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金陵情结”。
要想搞清楚作者内心“金陵情结”的由来，还要从一个似乎与《石头记》并不相干的故事说起。清朝康熙年间，洪昇以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创作了著名的《长生殿》传奇。剧中写安史之乱后，长安宫中的梨园班主李龟年流落至金陵郊外鹫峰寺,怀抱琵琶长街卖唱，弹唱一曲“不提防余年值乱离”，引起了众人的唏嘘感慨。又巧遇昔日曾服侍杨玉环的两个宫女永新、念奴，也流落在金陵女贞观出家，此时二人正在清明节哭祭娘娘。三人相遇后一起回忆“天宝遗事”, 表达了世事沧桑、慷慨悲凉、催人泪下的一幕。
洪昇《长生殿》中描写的李龟年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乃是史实，但《长生殿》所写的流落金陵故事却与历史记载颇有出入。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的地点在江南潭州（今长沙），并非金陵。有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可证：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洪昇为什么要在《长生殿》中把李龟年流落地从长沙搬到金陵呢？显然在洪昇的心目中，存在着一个难以忘怀的“金陵情结”。大家知道，《长生殿》创作于明清改朝换代之后，剧中借安史之乱暗寓明清兴亡。金陵是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年间的首都，又是明亡后南明小朝廷的定都之所。大明王朝兴也金陵，亡也金陵，感叹明清兴亡变幻的文学作品，以金陵作背景再恰当不过了。请看李龟年在金陵弹词中所唱的兴亡感叹吧：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雕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哪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想当日奏清歌趋承金殿，度新声供应瑶阶。说不尽九重天上思如海：幸温泉骊山雪霁，泛仙舟兴庆蓬开，玩婵娟华清宫殿，赏芳菲花萼楼台。正担承雨露深泽，蓦遭逢天地奇灾：剑门关尘蒙了凤辇零舆，马崽坡血污了天资国色。江南路哭杀了瘦骨穷骸。可哀落魄，只得把霓裳御谱沿门卖，有谁人喝声采！空对着六代园陵草树埋，满目兴衰。
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抵多少凄凉满眼对江山！俺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俺好似惊乌绕树向空枝外，谁承望旧燕寻巢入画栋来？今日个知音喜遇知音在，这相逢异哉！恁相投快哉！待俺慢慢地传与恁一曲霓裳播千载。
这种所谓的“金陵情结”不独洪昇有，在明清改朝换代后的江南文人中普遍有。最典型的乃是孔尚任的《桃花扇》：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种“金陵情结”，在清初顺康年间的文人中很普遍，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早已时过境迁，便销声匿迹了。《石头记》书中展现的“金陵情结”可证，该书绝无可能是乾隆年间的作品，而应是改朝换代之初那段特定历史的产物。
孔尚任所说的诌一套《哀江南》，指的是庾信的《哀江南赋》。《石头记》书中脂砚斋批语中曾引虞子山（应为庾子山，即庾信——笔者注）《哀江南赋序》中的一段话：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殳荑斩伐，如草木焉”。“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叠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脂砚斋为什么偏偏要引用庾子山的话来评论《石头记》呢？应该是很大程度上是看清了《石头记》作品中的“金陵情结”，就来自于庾子山的“哀江南”思想。红学大师余英时先生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指出:“批者引虞子山（应为庾子山——笔者注）《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
庾子山名庾信（513—581），子山乃其字，南北朝时期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我国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前曾辅佐南朝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被强迫留在了北朝。北周代魏后，庾信升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庾信一方面身居北朝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另一方面又深切思念南朝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并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因此，在《庾子山集》中，多怀念江南故国的诗赋。
庾信性格懦弱犹豫，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一生萦绕于心，却又找不到出路，往往在一种无可奈何心境下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使得诗中的“哀江南”情绪显得沉重无比。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作的代表：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湖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之十一）
诗中表达了悲悼故国梁的覆灭，万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并无可奈何地把一切归诸“天意。”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诗中感慨自己虽然有旷世之才，却于国于家无望，想学庄周梦蝶的旷达，自己又肯定不是庄周，所以忧愁无止境。
庾信一生写了很多赋，如《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竹杖赋》、《九愁赋》等，其中《哀江南赋》应为其代表作。《哀江南赋》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具有史诗性质。作者对梁王朝怀着深深的眷恋，但又对梁代政治荒疏混乱作了严厉批评 ，并表达了对江陵城破，百姓遭受掳掠之苦的惨痛感情。
在《哀江南赋》以及《伤心赋》等辞赋中，庾信屡次表达了自己心中的“金陵情结”：“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 “金陵丧乱，相守亡没，苗而不秀，频有所悲，唯觉伤心。” “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版荡，生人涂炭。” “流寓秦川，飘颻播迁，从宦非宦，归田不田。对玉关而羇旅，坐长河而暮年。以触目之万恨，更伤心於九泉。”
在改朝换代的明末清初，庾信的作品，特别是寓于作品中哀痛的“江南（金陵）情结”，对当时刚刚经历了亡国破家的前明遗民文人影响甚大。《石头记》创作于清朝初期，受庾信《哀江南赋》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脂砚斋看出了这一点，遂将《哀江南赋》中的一段话，摘录批注在作品中，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石头记》作品中受庾信作品影响之事例几乎俯拾皆是：作者说宝玉写《芙蓉女儿诔》，“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受《哀江南赋序》的影响是明显的。脂砚斋批语“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身微运蹇，亦何如是也？人世之变迁，倏忽如此！”可以说是以《枯树赋》意境所作的注释。《石头记》中著名的《葬花词》，也应该是受了庾信《瘗花铭》的影响。《瘗花铭》是悼念花的文字，“瘗”就是埋葬的意思。《瘗花铭》乃是庾信的作品，现已失传。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曾经指出：“《瘗花铭》换一个词就是《葬花吟》，意思差不多。”
庾信的作品，不仅是我国旧时文人表达故国哀思的楷模，也是学习四六骈体和五言律诗的最基本教材。洪昇少年时师从当时著名文人毛先舒和陆繁弨，这二人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都是四六骈文大家，诗宗庾信和陶渊明。在《石头记》的《芙蓉诔》中不难看出作者骈文的功底。《石头记》中的诗词很多，但作者最乐于写的还是五言排律，如“一夜北风紧”、“三五中秋夕”等；作者写的最好的也是五言律诗，如黛玉咏大观园的《杏帘在望》。这种深受庾信影响的文学现象的出现，决不是用偶然可以解释的。
三．《石头记》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乃是不成问题的红学“公案”
对《石头记》作品中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并不是自笔者开始的，早在笔者之先，就有诸多红学家进行了这方面研究，笔者不过是换了个角度，从文化渊源和文学传承的视角，对《石头记》创作与刘须溪“送春苦调”和庾子山“金陵情结”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对比研究而已。
著名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刘先生所说的“反满思想”，在爱新觉罗家族坐龙庭的时代，应该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想吧。《石头记》创作于清代，作者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情绪，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然是一个不可不搞清楚的“绝大问题”。
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就反映在作品当中。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白纸黑字，似乎不应该存在什么疑问。但什么事情一进入红学领域，便往往变得复杂起来。在红学的百年历史中，《石头记》是否具有“反满思想”，居然成了一桩所谓无头“公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百年来争论之声不绝于耳，至今不得其解。
造成这种歧义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在于对《石头记》作品本身的理解，而在于对《石头记》作者的争议。自从胡适先生“大胆假设”曹雪芹为《石头记》作者之后，否认《石头记》具有“反满思想”的人，认为曹雪芹乃旗人之后，又生活在清朝统治早已巩固的乾隆时期，似乎不应该具有民族主义思想。而承认《石头记》具有“反满思想”的人，又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清初江南知识分子的密切交往中发现了一些端倪，并考证出曹寅与当时“反满思想”激烈的顾炎武还存在某种亲戚关系。以上两大阵营争论了百年，这桩红学公案分歧依旧，迄今未见任何解决的希望曙光。
且不说曹寅作为清廷大员居然有“反满思想”之论的荒唐不经，即便曹寅真的具有某种民族主义情绪，其孙子曹雪芹也未必就有“反满思想”倾向。就连今天台湾蒋经国的孙子蒋友柏，还与乃祖政见不同，在“大选”前夕发表了一通不利于国民党的高论，更何况乾隆盛世时之八旗子弟曹雪芹乎？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反满思想”的现实理由或遗传基因，并不能否定《石头记》具有“反满思想”。在文学研究范畴内，作品与作者发生了矛盾，作品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作者必须服从作品。作为红学公案，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石头记》作品是否具有“反满思想”，而不是并不确定的作者曹雪芹是否应该具有“反满思想”。二者之间倘若发生了二律背反，只能说明我们把作者搞错了，而不能用作者先入为主地否定作品。对此凡正派学人应该没有异议吧。
对《石头记》作品是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很多红学大师早已指出了《石头记》文本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流露。当代红学家朱光东先生在《〈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中，指出清初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民族主义作品，如《说岳》、《杨家将》、《桃花扇》、《长生殿》等。《石头记》第一回有一脂批曰：“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武穆之二帝”正是岳飞“靖康耻，尤未雪”的遗恨。这一批语与“孙策以天下为三分”的脂批，反映了当时亡国之痛还没有被遗忘，说明《红楼梦》与《说岳》、《杨家将》、《桃花扇》等民族主义作品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
朱光东先生文中还曾例举了诸多红学大师的见解：如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考证出第七十八回用力写衡王及林四娘死难之事，真正背景可能是抗清而不是打流寇。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指出：《石头记》第六十三回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这段话除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潘重规先生在《红楼梦新解·红楼梦答问》中举例说明小说中确有反清思明的倾向：《红楼梦》通篇强调爱红，如怡红院、悼红轩等。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文字狱殷宝山案即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红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诛”。又如徐述夔案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而被杀头抄家。
这些红学大师们对《石头记》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判断，虽然仅限于字面分析，深度似感不足，但也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问题是《石头记》作者倘若是曹雪芹，创作于乾隆年间，则与以上分析研究的结论不相吻合。改朝换代后勃兴的清朝定鼎于1644年，距离曹雪芹生活的那个年代已经一百多年，比清朝灭亡的1911年距离现在的时间还要长。现在绝不会有人去悼念满清王朝的灭亡，曹雪芹怎么会去悼念一百多年前明朝的灰飞烟灭呢？更何况曹家乃八旗出身，为大清王朝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作为大清王朝的打江山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后裔，曹雪芹也没有产生“反满思想”的正当理由。
《石头记》不仅是创作于改朝换代初期的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而且是创作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之“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杭州的作品。这一点在作者大量使用刘须溪“送春苦调”典故中亦可得到证实。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曾著《西湖与宋词》一文中指出：“民族志士的血泪作品，为宋词放出最后的光辉”，并举刘辰翁的《须溪词》为代表。刘辰翁的所有“送春苦调”，几乎都是通过联想杭州西湖而抒发怀念故国的情思，以西湖“送春”暗寓南宋亡国的。《石头记》何尝不是立足杭州“三生石畔”、以西湖“送春”暗寓明清兴亡更替的作品。
笔者在本文第一、二两部分，都首先给读者讲了一个似乎与《石头记》并无必然关联的故事；其实这两个故事与《石头记》决不是没有关联，而是联系紧密得很。我们在《稗畦集》中发现了“送春苦调”，在《长生殿》中发现了“金陵情结”，这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倾向又同时汇集在《石头记》中，这一切难道仅只是偶合吗？从这个角度分析，《石头记》的真实作者应为清初杭州具有遗民思想的洪昇，应该说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更何况笔者早已详细考证出，大观园和十二钗的原型都出现在洪昇的生活视野里，谁能否认《石头记》创作需要这些丰富、生动而又无比沉痛的生活素材！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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