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科学评价《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

      土默热

笔者创立的“土默热红学”问世之后，曾在网络上见到这样一个观点：按照《土默热红学》来解读《红楼梦》，确实觉得这部小说更流畅了，生动了，丰富了，也比较能够自圆其说了。但是，总是隐约感到《红楼梦》似乎没有过去红学家说的那么好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好像有点降低了。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热爱崇拜之情似乎也有点淡化了。网上这位朋友的感觉（似乎是直觉）是不奇怪的，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红学界过去把《红楼梦》作品过度“拔高”了，把《红楼梦》作者过度神化了。其实，所谓“新红学”诞生之初，人们对《红楼梦》的评价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胡适先生就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而已，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是一流的。

真正把《红楼梦》作品“无限拔高”，把曹雪芹加以“神化”，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评红运动”开始的，是“阶级斗争红学”造就了《红楼梦》的“高大全”和曹雪芹的“神化妖化”。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服从并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因此而杜撰了《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和“反礼教”倾向，甚至把曹雪芹吹捧为“预言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第一个伟大思想家。二是对《红楼梦》作者的误判所致，由于把作者“大胆假设”为曹雪芹，于是便在曹雪芹生活的乾隆时代去搜寻《红楼梦》的思想来源和艺术传承，当这些努力付诸东流后，于是便产生了曹雪芹是“伟大的天才”，《红楼梦》具有“思想超前性”等违背唯物史观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反观当今中国红学界那几个权威学阀的论著，基本上都是文革中炮制的作品，至今其基本论调与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红学”并无大的出入。

“全国山河一片红”现象，不过是“文革评红”运动带来的一项副产品而已。但毋庸讳言，经过近四十年的吹嘘鼓噪，《红楼梦》被一再“拔高”，曹雪芹被反复“神化”，红学与曹学几乎被搞成了关系到“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的禁地，谁胆敢提出一点异议，便会遭到漫山遍野的辱骂乃至“群殴”，这在戴不凡、霍国玲、刘心武以至于周汝昌、俞平伯等人身上体现的最为突出。笔者的《土默热红学》出版之际，一位在学界有相当地位的朋友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听说《红楼梦》正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你的这个学说如果影响了这件大事，恐怕就要成为民族罪人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高论，如果按照当今红学界的解释给《红楼梦》“申遗”，还不如直接给文革评红“申遗”算了。如果按照《红楼梦》的本来面目“申遗”，笔者的《土默热红学》和胡适红学，还真的说不上谁是民族功臣、谁是民族“罪人”呢？

《红楼梦》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其作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妖怪。《红楼梦》不过就是一部古典小说而已，对其作品作者没必要人为贬低，也没必要人为拔高。如果要正确评价《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必须让《红楼梦》回归文学，让作者回归人间，让红楼故事回归社会，回归时代。对《红楼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很有必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进行一下检讨。文学说到底是人学，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其创作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都有其特定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完全凭“天才的脑袋”虚构不出《红楼梦》，更不存在什么“超前思想”支配的《红楼梦》。徐晋如教授关于“《红楼梦》不过是晚明文化气脉下的一个俗艳女子而已”的论断，语言虽然近于尖刻，但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当今红学界权威们据以断定《红楼梦》具有“反封建”、“反礼教”，“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等“先进”或“超前”思想，其根据不过是书中表现的几种所谓“异端思想”：一是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被红学家们解释为贾宝玉反对忠君思想；二是贾宝玉说“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热心读《西厢记》《牡丹亭》一类书籍，被红学家们解释成贾宝玉具有“反封建、反礼教”倾向；三是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感觉清爽，见了男人感觉浊臭逼人，具有泛爱主意倾向，被红学家们解释为贾宝玉尊重女性，提倡男女平等，追求爱情自由。如此等等。

把《红楼梦》中这些思想放在八旗子弟曹雪芹名下，放在乾隆时代去理解，确实会感到这些思想“先进”、“摩登”，确实会感到《红楼梦》作者是思想“超前”的“天才”。乾隆时代是个极端正统僵滞的时代，理学道学在思想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所有“异端思想”在文字狱高压和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早已被扫荡殆尽。这个时代创作《红楼梦》之不可能，与文革期间创作《春明外史》《啼笑因缘》之不可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把《红楼梦》还原为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这些思想则立即表现出其时代特点，即不“异端”，也不“超前”，就是那个时代封建士大夫流行思潮的正常表达。

所谓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思想，乃是明清改朝换代后，封建士大夫对大明王朝灭亡教训的反思总结。有明一代，忠臣烈士前赴后继，炳耀史册，如杨继盛、海瑞、卢象升、阎应元等等，千秋之下，仍令人肃然起敬。这既与明代统治者“清仕途，培士气”有关，也是明代予智自雄，标榜声气的心性之学所造就。明朝晚期，磨砺奋发、危言危行的士气逐渐显现出末流之弊，便是颟顸忿戾，矫激狂妄。朝中文臣党争激烈，不顾政局危机而意气用事、“犯颜直谏”者比比皆是，以致于朝政不可收拾。《明史》中关于“文死谏”的记载比比皆是。所谓“过激且戆”，所谓“衔沽”，所谓“忿戾”，皆《红楼梦》中所谓“浊气上涌”，而非雍雍穆穆的太和元气。明代直烈之臣嫉恶过严，也使国家元气消耗殆尽。

《明史》总纂，布衣万斯同曾深论戾气之害，他说：“至大礼仪定，天子之视旧臣元老，直如寇仇。于是诏书每下，必怀忿疾，戾气填胸，怨言溢口，而新进好事之徒复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故不数十年，遂至南北大乱，生民涂炭，流血成渠。盖怨气之所感，不召我自至也。由是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岂不谅哉。”梁维枢《玉剑尊闻·贤媛》载：“杨忠愍以谏死，王元奴父慨然曰：忠臣当如此矣。母吴氏曰：不然，夫人人愿死忠，置人主于何地？不闻古有谏行言听，臣主俱荣者乎？”这位吴太太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说的“置人主于何地”，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而武将在征剿“流寇”和抗击“建州女真”的战争中，冒死轻进，几乎每战必败，以死报效朝廷的将军可谓多矣。明代重文轻武，多以文臣将兵。出身行伍者，也多附庸风雅，酸腐习气一般无二。《明史》卷263《宋一鹤、蔡懋德等人传》后赞云：“潼关既破，李自成乘胜遂有三秦，渡河而东，势若燎原。宣大既覆，明亡遂决。一时封疆诸臣后先争死，可不谓烈哉！然平阳之旆甫东，船窝之警旋告。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君子不能无憾于懋德焉已。”卢象升、孙传庭（二人皆谥忠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陆文龙《辽海丹忠录》第三回有一段议论，亦可与此相印证：“嗟乎！国家有死事之臣，可为国家扶正气，不知今日死一将，便已败一阵；明日死一官，便已失一城，却已伤了国家元气，坏了国家之事。”“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最能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关于“武死战”的论调相印证：“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

明亡之后，江南三大家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指出明亡于“文死谏，武死战”的论点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清初顺康年间的汉族遗老遗少身上是正常的，普遍的，而放在乾隆时代的八旗子弟曹雪芹身上，则是莫名其妙的，难怪要被红学界视为“异端思想”。需要注意的是，《红楼梦》中有关“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只能是针对明朝士风，而不针对清朝。清朝士大夫，尤其是汉族大臣，多苟合取容，旅进旅退，一团和气，迂如死海，以直谏被诛者，实所罕见。和坤之贪横，甚于严嵩十倍，而终乾隆在世，竟无一人明章弹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清朝士大夫吸取了明人的教训，敛华就实；也因为当时汉族士大夫为“非我族类”的夷狄之君当差，没有了“磨砺奋发”的激情。

所谓“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乃是清初“疑经辩伪”思潮的正常反映。清朝初期，在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掀起一股“疑经辩伪”的狂潮，对除了四书以外的诸多儒家经典文献的真实性都产生了怀疑，把很多经典都判定为“伪书”。同时，由于受“陆王心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明史·儒林传序》论明季学风之变云：“宗王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红楼梦》中所表现的除了四书之外都加以怀疑的思想，正是这个特定时代的思潮；书中表现的浓烈的“情本主义”思想文化，也与晚明陆王心学及全民昆曲热图腾造成“情教”流行有直接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异端”问题。到了乾隆年间，程朱理学重归绝对统治地位，按照乾隆时代的思想解读《红楼梦》，就难免有“异端”之感了。

所谓“男人是泥，女儿是水”的思想，以及男女之间相对开放的关系，也正是明末清初的正常观念。第一个正式表达“天下灵气不钟情于男子而钟情于妇人”的，乃是南宋大儒陆九渊的弟子谢希孟。反观明末清初那汗牛充栋般的言情小说和传奇，无不充满着女性颂扬乃至崇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南宋及晚明士人心态的延续外，清初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观念。由于男人必须要改穿马蹄袖，剃掉半边头发，身后托一条猪尾巴辫子，使几千年来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观念的须眉男子，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形象的污浊和卑琐；而女人则无需剃发易服，仍然是前朝装束。因此须眉男子见了女人就必然有“清爽”的感觉，见了同类则必然感到“污浊”。说到底，这是剃发易服高压政策下的心灵扭曲。

这一时期不要说才子佳人作品，就连描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也大都把这些操皮肉生涯的女子描写成清爽宜人的女性，大家熟悉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作品，都是明朝末期的产物。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不论女鬼，女妖，还是妓女，其形象都令须眉男子汗颜。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红楼梦》中关于“南风断袖”的描写是很多的，这也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十分流行。当时的士大夫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众多的歌颂“南风”的作品问世。《红楼梦》中描写“南风”的文字决无忸怩作态的感觉，似乎是贾琏、宝玉、薛蟠这些公子哥们的正常生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红楼梦》的创作时代。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红楼梦》中女人的脚。关于《红楼梦》中小姐丫鬟们究竟是大脚还是小脚的问题，红学家们聚讼多年而不得要领。其实，只要明白《红楼梦》创作于清初，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七年，清朝对汉族妇女执行了二十三年“禁缠令”，官宦贵族家庭执行的相对严格，而山野贫民执行的并不好。《红楼梦》中，宝钗、湘云等贵族小姐都是大脚，而尤二姐、尤三姐、晴雯等贫贱丫头则都是小脚，林黛玉的脚穿着“麂皮小靴”，走路“摇摇的”，很有可能是个“解放脚”。这正是“禁缠令”推行期间的正常现象。洪昇和蕉园姐妹们都是这一时期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所以她们的脚就是清初女子大小混杂的脚，《红楼梦》据实描写，根本就不曾刻意隐瞒什么。

《红楼梦》虽然仍然属于晚明文化气脉的范畴，但毕竟属于晚明文化气脉的尾声，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打着对改朝换代亡国破家原因的反思印记。《红楼梦》与《桃花扇》《长生殿》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性有着内在的高度一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红楼梦》乃是《桃花扇》《长生殿》的小说诠释。洪昇在《长生殿》自序和例言中交代，创作此书的宗旨是为了表现“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乐极哀来，情悔何及”的观念。这也正是《红楼梦》的创作主旨，从《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文字中不难发现“好事多磨”、“乐极生悲”的“情悔”文字。虽然这种作品主旨相对于俗艳的晚明文学来说，要显得深刻一些，是一种进步，但对此显然也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无限拔高。

《红楼梦》展示的这些思想，与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确实要发生一定冲突，但这种冲突乃是明末清初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乃至情教哲学之间矛盾的客观反映，是封建礼教内部各流派之间矛盾的文学表现。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以及当时其他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论述，比起《红楼梦》中的异端思想要深刻得多，尖锐得多，甚至能说出“自古帝王皆贼也”这样极端的论调。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思想家的言论仍旧属于封建主义思想的范畴，不能认为他们是先知先觉反封建的革命者，更何况《红楼梦》作者表现出的这点可怜的异端思想了。《红楼梦》思想反封建论调可以休矣，阶级斗争红学该清算了。

不论是胡适先生当年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贬低，还是今天主流红学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拔高，说到底都是没有把《红楼梦》真正当做小说来对待，相应也没有把《红楼梦》创作当做文学创作活动来认识。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思想艺术都很优秀的小说，那么它只能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它的创作过程必须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对《红楼梦》书中思想文化的认知，也只能从孕育它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园圃来采撷。在撰写《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简稿》一文时，笔者从未使用“伟大”“辉煌”“天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红楼梦》及其作者，而是这样结束全文的：从文化视野去重新认知《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格调更清新，艺术品味更醇美，文学形象更隽永，红学的天地也将更广阔！

       （本文摘自笔者的论文《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