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十七世纪民族文化的宝鉴

土默热

列宁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当然是指托尔斯泰的那些文学作品，《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深刻地反映了其创作时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现实。《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所谓宝鉴也就是一面镜子的意思吧。《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那些花团锦簇而又回肠荡气的社会生活万花筒，也是折射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正确观察这面镜子映出的文化镜像，乃是当今红学凤凰涅槃、浴火新生的关键。

文化是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同时代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托尔斯泰这面镜子折射的是俄国革命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文化镜像，那么《红楼梦》这面镜子折射的是我国什么时代的社会文化镜像呢？过去主流红学界用曹雪芹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北京，来倒推《红楼梦》折射的是乾隆文化，北京文化，旗人文化，这是因果倒置、本末倒置的附会，属于典型的曲解红楼文化，所以必然产生“猜笨谜”的乱象，造成“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的文化恶果。

任何文学作品问世之后，都具有独立的生命力，《红楼梦》不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书中所反映的“诗礼簪缨，温柔富贵”文化特质，不会因为红学家们“大胆假设，小心考证”出来的作者而变化或转移。红楼文化的底蕴就在《红楼梦》小说这面镜子中，只要您认真研读《红楼梦》作品，再同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时代、地域及族群特征和演进轨迹加以比较鉴别，任谁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红楼梦》是十七世纪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在《〈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一文中，笔者详细地考订了《红楼梦》小说所具有的晚明文化特质。晚明文化气脉不等于晚明历史时代，而是包括晚明时代和清初顺康年间在内的整个十七世纪的文化气脉。这股文化气脉具有“非情不传”“写梦写幻”“极度女性化”的特质，是六朝金粉文化，南宋偏安文化，晚明艳情文化的一脉相承，是诗礼簪缨生活的金粉浮华和民族主义情绪黄钟大吕的有机结合，是对历史和现实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的奇妙嫁接。

从书中出现的红楼文化种种表象看，《红楼梦》实质上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而昆曲水磨腔和梅村歌行体恰恰是晚明文化气脉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文化现象。您在仔细咀嚼红楼故事文化底蕴的同时，再仔细咀嚼一下明末清初时代冯梦龙的《情史类略》，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及汤显祖的《牡丹亭》，金批《西厢》和《水浒》，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不难发现它们肯定是同一文化气脉的产物。

建议我们的红学家们今后少搞点《红楼梦》书外的繁琐考证索隐，请多品味品味《红楼梦》的文化底蕴吧。只要您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品读，不是为了捍卫曹雪芹的“著作权”去刻意定向解读，以你们的文化修为和文学修养，应能感受到《红楼梦》所具有的晚明文化气脉五种特质：其一是“非情不传”的情本文化；其二是“花柳繁华”的江南文化；其三是“诗礼簪缨”的世族文化；其四是“女儿崇拜”的才女文化；其五是“缠绵悱恻”的昆曲文化。

首先是情本文化。“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晚明文化气脉笼罩下的十七世纪文学界，不论小说，戏剧，还是诗词歌赋，都是个“非情不传”的时代，并且是个盛行以梦幻手法写情的时代。当时诞生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大批言情文学高手；冯梦龙甚至宣扬要创立“情教”，并自诩为“情僧”；连尤侗这样的老名士都写下大量情词艳赋，还用八股文形式写下了《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时传为美谈。《红楼梦》大旨言情，梦幻传情，只能是晚明情本文化所催生。

其次是江南文化。红楼女儿生活地是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红楼梦》比我国任何古典小说都注重对山水园林美景的刻画。书中大观园的所有景点，都是典型的小桥流水江南园林；园中的梅花、桂花、桃花、荷花、翠竹，都是典型的江南花树。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阶层普遍迷恋造园隐居，陶冶性情，此一时期也是文人们讴歌园林美景、总结造园心得最盛行的时期，如李渔的《闲情偶寄》。花柳文化是与情本文化、世族文化相伴产生的，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三是世族文化。《红楼梦》四大家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百年望族，以“诗礼簪缨、温柔富贵”为家族传统。这样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大家族只能是江南世族，而绝不是新兴的旗人家族。江南世族起源于吴越、两晋时期，历经六朝、五代、南宋而绵绵不绝，至明代达于鼎盛。清初，由于受“通海案”、“奏销案”、“明史案”、“哭庙案”的打击，江南世族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所表现的家族文化，只能是江南世族文化。

第四是才女文化。《红楼梦》所歌颂的女儿，并非我国古代一般意义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而是“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组织起两期诗社的一群才女。明末清初是个才女盛出的时代，叶小鸾三姐妹，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姐妹、商景兰母女、金圣叹之女金法筵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特别是前后两期蕉园诗社，十二个才女破天荒结成女子诗社，成为我国女性文学的标志性事件。没有这一文化氛围，就没有《红楼梦》的大观园诗社故事素材。

同时，明末清初也是文学界讴歌才女盛行的时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维崧《妇人集》、叶绍袁《午梦堂集》，都收录记载了许多才女的作品。特别是讴歌才女的戏剧小说，更是开一时之风气，这些作品中杜丽娘、杨玉环、冯小青、林四娘的形象，以及《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女狐女鬼形象，都无不表现出与“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相悖的，才、情、貌相得益彰的才女品格。这正是《红楼梦》贾宝玉心目中“清爽女儿”的形象来源。

第五是昆曲文化。《红楼梦》书中贾府上下人等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戏，家中还豢养着十二个小戏子，姐妹们对当时流行戏剧的唱词念白都如数家珍。《红楼梦》书中很多人物形象和故事场面都是以戏剧手法写成的，说宝玉喜欢舔食女人嘴上的胭脂，也不过是对其爱好戏剧的隐写罢了。书中的剧种都是昆曲和弋阳腔，剧目都是明末清初流行的本子，演员以女伶为主（雍正朝开始对女伶乐籍双禁），这充分说明《红楼梦》只能是昆曲作为全民族文化图腾的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

以上从情本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才女文化、昆曲文化诸方面，五位一体地将红楼文化解读为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晚明文化发生发展延续的时代，恰值明清改朝换代的天崩地裂时期，因此很多学者径称之为“末世文化”。《红楼梦》开篇便交代“当日地陷东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书中女儿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就是“生于末世运偏消”，亦足以说明红楼文化的十七世纪“末世”时代特征。

在确定了《红楼梦》文学时代这个大前提下，土默热再从《红楼梦》与《长生殿》文化品位、文学结构和文艺手段的趋同性；《长生殿》作者所经历的“天伦之变”,“抄家发配”,“国丧聚演”三次家难与红楼贾府故事的趋同性；蕉园十二钗两结女子诗社与书中大观园两期诗社故事的趋同性；高士奇元宵节西溪接驾与康熙第二次南巡时间地点的趋同性等四个方面，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创作时间在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之间，完全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洪昇是杭州人，三生石畔的杭州历史上号称人间天堂，是我国最典型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孕育《红楼梦》的情本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才女文化、昆曲文化，明末清初时端以杭州为滥觞地。洪昇晚年结稗畦草堂于孤山玛瑙坡，这里是“玛瑙坡前石，无材可补天，女娲何处去？冷落没寒烟”之处，也是“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之地；显然，《红楼梦》的创作主旨，抒发“无材补天”之恨，表达“怀金悼玉”之情，其文化底蕴均出自孤山玛瑙坡。

有人辩解说，《红楼梦》前八十回有炕，这不是江南习俗。洪昇是北漂一族，在北京睡了二十六年炕，当然可以写炕；但《红楼梦》书中所写的炕，却不是北方人习惯睡的火炕，而是不烧火的冷炕，并且配有炕屛和脚凳。这种炕在江南是普遍存在的，江南人一般称之为炕榻或罗汉床，有时也简称为炕。清代著名小说《海上花列传》，描写的是上海的生活场景，书中就有大量关于炕的描写。因此，《红楼梦》中描写的炕乃是江南炕榻，并不能作为其是北京文化、旗人文化的证据。

《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倒确实有北京文化、旗人文化的痕迹。君不见，老祖宗贾母去世，丫鬟居然给宝玉端来一盘“克食”吃，这是地道的满语词汇和旗人风俗。宝玉、宝钗新婚燕尔，凤姐进入洞房祝贺，新娘子居然给大伯嫂子“装了一袋烟”。您见过前八十回有女子抽烟的描写么？绝对没有，东西两府及大观园中的所有女眷及丫鬟仆妇，是没有一个人有抽烟陋习的。只有关外旗人才有“十七八大姑娘叼烟袋”习俗，新娘子婚后必得给尊长“装袋烟”并要得到赏赐装烟钱。《红楼梦》后四十回倒确实是曹雪芹续写，是十八世纪的乾隆文化所衍生。

本文对《红楼梦》小说所作的这些文化解析，主要目的并非更迭《红楼梦》作者，而在于还原《红楼梦》的时代、地域和族群之文化底蕴。土默热红学与正统红学之间争议的关键不在作者谁何，而在于对《红楼梦》作品不同的文化解读。按照正统红学从外部注入《红楼梦》的十八世纪乾隆文化、旗人文化、北京文化去解读，其结果便是“红学愈昌，红楼愈隐”；只有回归《红楼梦》固有的十七世纪晚明文化气脉来解读，恢复其固有的晚明文化、江南文化、世族文化、昆曲文化、才女文化特质，才会“红学愈昌，红楼愈显”。土默热红学厥义在此，岂有它哉！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