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

——六谈我们应当直面土默热红学

逄冠卿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苏轼《水调歌头》

究竟是天上的《红楼梦》，还是人间的《红楼梦》？红学究竟要让《红楼梦》“起舞弄清影，高处不胜寒”，还是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土默热红学与当今主流红学之所以分道扬镳的重大歧见所在，也是两大红学流派从兹挥手握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评价问题，绝不仅仅是对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的表层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关系认识的深层次问题，事涉根本，不可不察。

前几天，在省图书馆搞的一次红学讲座上，一位听众在互动时向土默热教授发问：“你怎样评价《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土默热教授一脸苦相地回答道：“我不愿意回答这个带有浓厚阶级斗争红学色彩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您最好还是向中国红学会那些专家请教吧”。是的，捧读以冯其庸《论〈红楼梦〉思想》为代表的当代红学大家著作，几乎无一不是将《红楼梦》评价为“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和超前预言”，“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的理想”，如此等等。把《红楼梦》作品看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天书，把《红楼梦》思想看成是比马克思主义还早、甚至比卢梭启蒙主义还早的科学民主思想，乃是当今主流红学最热衷的价值追求，也是最卖力宣扬的广告术语。

在对《红楼梦》评价不断升级的同时，当今主流红学家们对曹雪芹其人的评价也随之不断拔高。近读红学大家梁归智的大作，很多说法简直达到了令人喷饭的程度：“我在读《红楼梦》，领会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时，也是时常感到并震惊于曹雪芹的思想，非但在240年前是超前的，放在今天，仍然不是滞后的，更远非过时”。他不仅将曹雪芹说成是 “把传统上的正统权威思想全批判和否定了”，是“前接孙悟空，后启狂人的一个超前的逆反者”；甚至还说“曹雪芹已经有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热望能够从国际上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替中国人民的命运开拓出一个光明的出路”。看——曹雪芹不仅远迈马克思，还近超邓小平，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革命导师”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亲爱的朋友们，看了以上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评价语言后，你们感到头皮发乍、四肢发麻吗？你们会有目瞪口呆、腾云驾雾的感觉吗？请不要以为这是谁编造出来的手机“段子”，这就是当代主流红学大师们堂而皇之宣扬的如假包换的“高论”。当代主流红学“无限热爱《红楼梦》，无限崇拜曹雪芹”的非理性狂热，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并推销开来的。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们可能要情不自禁发问：红学家们给《红楼梦》和曹雪芹戴上如此高不可攀的“高大全”帽子，理由和根据何在呢？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刻意拔高和神化《红楼梦》与曹雪芹呢？这么作究竟是红学家们的主观故意还是客观无奈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新红学的诞生和流变过程说起。

上世纪二十年代， 胡适先生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并将《红楼梦》定性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把曹雪芹定位于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由于胡适先生考证的那个曹雪芹是十八世纪乾隆时代的人，所以《红楼梦》便被解读成为十八世纪的小说，被红学家们说成是“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但是，胡适之后的红学家们在《红楼梦》书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曹雪芹的影子，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更找不到书中贾宝玉身上展现的那些奇谈怪论来源，因此，以李希凡为代表的红学家们便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红楼梦》原来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本来就是一部小说，何用红学家们去“发现”？说到底红学家们的用意并不在于从小说角度研究《红楼梦》，而是用“小说”二字作为当代红学无奈境遇下的“遮羞布”。因为小说创作允许“合理虚构”，说的好听点是“文学建构”，所以红学家们便援引这一原理，将《红楼梦》书中能够说得清的思想内容都用曹雪芹及其家族的事迹来附会，凡说不清的思想内容都用“小说”二字来掩饰遮羞。由于小说创作中的虚构行为本身是作家的主观故意，所以《红楼梦》作品便因此被解释成曹雪芹“天才大脑”的产物，其思想内容也因之成为曹雪芹的“超前”发明。就这样，红学家们便一步步将《红楼梦》解释成了“天书”，曹雪芹也随之一步步变成了“天人”。

仔细辩析当今主流红学界拔高《红楼梦》、神化曹雪芹的发生发展过程，在文艺理论上固然有主观唯心主义作怪的成分，在文学实践上却是对《红楼梦》误读误判的原因所致，其根源便在于误把《红楼梦》当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和缩影”。因为在《红楼梦》中根本就不存在十八世纪的思想内容，转而通过拔高和神化曲解《红楼梦》也就势所必然了。土默热红学拨乱反正的关键点，便在于把《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由十八世纪拉回到十七世纪，把《红楼梦》从天上请回到人间，把《红楼梦》作者由神还原为人，从而使《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成为特定时代思想文化的客观折射，使《红楼梦》展示的社会生活成为特定社会的“一面镜子”。这完全符合文学乃是“人学”的原理，符合社会需要催生社会现象的原理，比起主流红学界热衷宣扬的“超前说”和“天才论”，何啻天上地下！

《红楼梦》的确优秀，但再优秀也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非《周易》、《推背图》之类的天书。书中展示的思想文化，不过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文化之折射罢了，即不存在什么“超前”的发明，也没有什么“天才”的创造。从文学传承角度讲，《红楼梦》也并非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超人”，而是十七世纪言情文学大潮在高潮中谢幕的绝响而已。书中体现的情本理念和梦幻手法，乃是十七世纪文学大潮中的常见涟漪，是昆曲院本和梅村体诗歌的惯常手段。总之，《红楼梦》是时代的、世俗的、人间的美女，而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时空仙女！

记得土默热教授在一次讲座上对听众所说的一句极为精辟的话：“我今天讲的所有具体内容你们都可以忘记，只牢牢记住一句话便可以了——《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这真是一针见血的透辟之论！《红楼梦》由天上回归人间，关键就在于回到“晚明文化气脉”这个文学大花园中；红学拨乱反正、凤凰涅磐的必由之路，也在于回归“晚明文化气脉”的肥沃土壤中。正是晚明文化气脉笼罩下的清朝初期文坛，情本思想、遗民意识、昆曲艺术、世族文化、才女情结交互作用，交相激荡，才产生了对《红楼梦》的社会需要，才提供了孕育《红楼梦》的文学氛围。换句话说，当时即使没有洪昉思，也一定会出现张昉思、李昉思来创作《红楼梦》的。

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听到某红学大家讲《红楼梦》，看那架势，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听那内容，却明显是蜷着舌头说话，一会儿用曹雪芹身世附会《红楼梦》故事，一会儿又解释不能把曹雪芹与贾宝玉简单对号，绕来绕去说了一大堆废话，听者却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可怜的红学家们啊，这么绕口令一般的讲学，对讲者和听者都简直是活受罪！请你们回到十七世纪晚明文化气脉中来吧，按照土默热红学的“三点一线”体系去讲解《红楼梦》，那真是在享受一道无比鲜美的文学大餐：一切都犹如日月经天、江河泻地，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天衣无缝！何苦蜷缩在十八世纪乾隆盛世的封建正统思想和文字狱夹缝中，绕老绕去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曲解《红楼梦》勾当？

可怜的红学家们啊，请你们将自己的老花镜从十八世纪狭窄枯燥的“曹家店”移开，转向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十七世纪波澜壮阔的言情文学狂潮吧——这里有汤显祖的《牡丹亭》，这里有冯梦龙的《情史类略》，这里有吴梅村的《圆圆曲》，这里有王渔洋的《秋柳诗》，这里有洪昉思的《长生殿》，这里有孔东塘的《桃花扇》，这里有吴越作家群的万花筒，这里有啸花轩的百宝箱——这里才是《红楼梦》的根，这里才是《红楼梦》的源，这里才是《红楼梦》的本，这里才是《红楼梦》的魂！在十八世纪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你们就是再弄折几副老花镜的腿，也是找不到《红楼梦》源头活水的。

根据土默热红学解读《红楼梦》，你们如果再上《百家讲坛》的话，就无须那么蜷着舌头挨累了。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红楼梦》的确是一部十七世纪的优秀小说，是一部江南才子的自传体小说，是一部改朝换代时期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红楼梦》是晚明情本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明清易代后遗民文化的曲折展示，是江南世族文化的末世哀歌，是才子才女们命运的真实写照，是当时社会需要并催生的文学奇葩。这样讲来，对讲者来说是快乐的宣泄，对听者来说是愉悦的享受，对《红楼梦》来说是顺理成章的阐发，对红学来说是百花盛开的园圃。

龚自珍曾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红楼梦》凝聚了十七世纪文学的“九州生气”，但红学家探究的十八世纪却是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就是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的困局。尊敬的红学家们啊，何苦固守在十八世纪的文学铁幕下，固执地为《红楼梦》寻觅那本不存在的的土壤和阳光呢？又何苦不顾唯物史观常识，一定要把活泼泼的清纯少女《红楼梦》，涂抹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玄女娘娘”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土默热教授揭示的十七世纪人间《红楼梦》，有无穷的文学魅力和无尽的研究空间，相对于你们搞的天上《红楼梦》，于情于理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虽然说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并非做人美德，但追求真善美、服从真理总是学术道德的真谛，我们还是放弃天上《红楼梦》，回到人间《红楼梦》，去追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红学新境界吧。

                                      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