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西溪文化

　　　　　　　　　　　　                     ——土默热

一．《红楼梦》是西溪文化的产物

　　　　　

                                        图片： 芦汀沙溆（蓼汀花溆）

 

    要想研究清楚《红楼梦》作品中体现的西溪文化，首先必须搞清究竟什么是西溪文化，西溪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或者说，她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树义和人文精神？她在积淀深厚的杭州文化中处于什么位置，与优美悠久的西湖文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尝试着归纳了一下，因为从南宋以来，西溪一直是文人的归隐之所，寻梦之地，是否可以把西溪文化的内核，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隐士文化”。

具体地说，这种“隐士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崇尚天然的园林文化；崇尚闲适的隐逸文化；崇尚梦幻的诗书文化；崇尚女性的情本文化；崇尚庄禅的宗教文化。其中，“天然”是隐士向往的隐居处所，“闲适”是隐士追求的生活方式，“梦幻”是隐士依赖的精神支柱，“情本”是隐士主动的感情寄托，“庄禅”是隐士自觉的精神解脱。

过去，我们往往把西湖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代表来研究，这是不错的，但是，并不全面。其实，杭州文化是由西湖文化和西溪文化两大系统组成的，是这两大文化系统矛盾统一的整体。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在杭州地理历史大背景中天然联系的前提下，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味：从文化表象上看，西湖文化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靓丽少妇，标志着对人工斧凿的花柳繁华的追求；而西溪文化则是“出水芙蓉少雕饰”的村姑，标致着对淡雅天然的山水情趣的追求。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湖文化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积极入世文化，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是也；而西溪文化则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消极遁世文化，所谓“东篱采菊对南山”是也。

《红楼梦》是由杭州人洪昇、在故乡“三生石畔”、以故园“石头”为主人公、以“蕉园十二钗”姐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杭州人写杭州事，作品体现的当然是杭州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杭州的两大文化系统中，《红楼梦》体现的是哪种文化呢？洪昇生于西溪，长于西溪，是西溪山水养育、西溪文化熏陶出来的的伟大文学家，他的作品，当然主要体现的是西溪文化。过去，一些朋友也研究过洪昇，往往笼而统之地按照洪昇“祖籍钱塘”，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湖文化与洪昇加以比对，因而看不出来洪昇与《红楼梦》之关系。当你把目光聚焦在“西溪文化”上时，就会看出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从而清楚地判断出《红楼梦》乃是“西溪文化”的产物。

 

二．    崇尚天然的园林文化

《红楼梦》中，宝玉与姐妹们风雅生活的场所是大观园。这个美仑美奂的大观园，便是以作者洪昇与“蕉园姐妹”共同的故乡西溪的园林为原型创作的，书中对大观园的描写，体现的是醇厚的西溪文化品味。

作者交代，“石头”与“一干冤孽”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西方灵河”代指的是传说从古天竺飞来的灵隐寺飞来峰，“三生石”就位于杭州的三天竺。在“三生石”后面，作者特意使用了一个“畔”字，这个“畔”字代指的就是西溪。西溪与三天竺一岭之隔，过去有辇道相通，是两地来往的捷径。洪昇的曾祖洪瞻祖所撰《西溪志》中，就把自己的故园和庐墓，写成位于“三生石畔”。

“三生石畔”的范围很大，具体又是哪里呢？作者也多次交代了具体位置。书中姐妹们歌咏大观园，诗中说“芳园筑向帝城西”。杭州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可以称“帝城”，洪昇诗中曾写道：“钱塘元是古长安”，可见《红楼梦》中的“帝城”、“长安”确有隐指杭州之意。“帝城西”就是杭州西部，与西溪方位吻合。

杭州西部面积也很大，具体又是指哪里呢？请注意书中交代“甄士隐”居住的那个 “十里街仁清巷”，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按字面理解为“势力街人情巷”，这是很不全面的，其实，这个街巷名称有特定的出处来源。康熙皇帝游历西溪，曾为这里题下“十里清溪曲”诗句，可见“十里街”名乃皇封。洪昇的祖父洪吉臣，为官清正，用自己薪俸赈济灾民十七次，全活无数，时人曾作《仁清歌》颂之，他的故园，不正是“仁清巷”么？

《红楼梦》书中描写宝玉随父亲题咏新建成的大观园，曾与父亲发生一次争执：父亲说喜欢稻香村，希望晚年居住在这里，宝玉却说这里“不及‘有凤来仪’多矣”，理由是这里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缺少“天然图画”的美感。西溪山水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天然”二字，水随山转，沿山十八坞，红墙碧树，掩映成趣，与《红楼梦》中的“山水横拖千里外”，“衔山抱水建来精”，“芳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等描写毫无二致。

西溪的植物群落主要有三大特点，就是老梅、修竹、芦雪。西溪自古以来便是文人早春赏雪探梅胜地，西溪乡间有许多梅农，多为傍溪筑屋，种梅为业，人入其中，但见十里香雪，人家掩映；而西溪的梅花，因为小气候、环境等原因，要比杭州城里的花时迟，可与孤山等地的梅花形成“错时开放”之妙，从而满足游人惜春赏梅、挽春留春之愿。西溪自古以来也是文人夏季观竹的绝佳去处，康熙游历这里最欣赏的是“修篁入望森”。《红楼梦》中出现对“白雪红梅”，“潇湘馆竹窗”等场面浓墨重彩描写，应属来源有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溪湿地的芦苇，每到秋季，芦花如雪，莽莽苍苍，蔚为大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这里赏芦的胜地是“秋雪庵”，名称为明末著名隐士陈眉公所取，匾额为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红楼梦》中把这里写作“芦雪庵”，“芦雪”就是“秋雪”。书中探春居住“芦雪庵”，邀请二哥宝玉前来参加诗社，请柬中说请他“棹雪而来”，意思就是乘小船穿过芦花而来。读者对书中大观园“蓼汀沙溆”当不陌生，原型就是《西溪志》记载的“芦汀沙溆”，芦就是蓼，南方水乡的沙溆，长满五颜六色植物，称“花溆”更美些。

《红楼梦》大观园之所以有“三里半大”，是因为她的原型不是一座园林，而是西溪的一组园林建筑群体。怡红院的原型是洪家的“洪园”，乃洪昇的故园，怡红者“怡洪”也；潇湘馆原型是高士接待康熙游历的西溪山庄，所以题名“有凤来仪”；蘅芜苑原型是“花坞”，因为这里古来就是种植蘼芜的地方，蘼芜即蘅芜，花圃又称苑。花坞附近有藕香桥，原名出现在《红楼梦》中。

稻香村的原型是当时这里沈家的庄园，“蕉园姐妹”沈家寡妻柴静仪领着独生子住在这里，所以书中说“柴门临水稻花香”。这里的景色是“连村打稻声，寒菜畦一一”，与《红楼梦》书中景色吻合。更有意思的是，宝玉曾为这里题名“杏帘在望”，难道沈家开过酒馆么？不是。据《西溪志》记载，这里原来最有名气的古迹是“陶处士酒厢”，宋高宗过此，见这里酒好服务也好，龙心大悦，御书“不为税酒处”，从此这里卖酒不用纳税，兴盛一时。这里古称“杏花村”，有“杏花村里酒旗摇”古诗为证，所以《红楼梦》书中众清客主张题名“杏花村”，贾政说“犯了正名”。

 

三．     崇尚闲适的隐逸文化

　　　　　　　　　　　　　　　　　　　　　　图片：西溪水阁（凹晶馆）

西溪的历史是古老的，最古老的传说，当始自秦始皇，始自秦亭山。《钱塘县志》载：秦亭山在北山栖霞岭后，高百丈，周回三里。　相传祖龙东巡，曾经驻跸于此，《西湖渔唱》里有《秦亭山》一诗：

法华分派翠成屏，驻跸曾闻耀帝星。

坑冷灰飞千载梦，山容还是旧里青。

秦亭山是西溪的标志。《红楼梦》第六回回前诗曰：“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这个“惜花人”当然是作者自己。他为什么“家住江南本姓秦”呢？原因就在于洪昇乃秦亭山下西溪人，当年就有“拂衣归卧秦亭下”诗句，可证洪昇曾想归隐故乡秦亭山下，当一名隐居的“惜花人”。

西溪正式的历史，当始自南宋建国伊始。相传“泥马渡康王”后，宋高宗赵构来到西溪，见这里山明水秀，本打算在这里建都。后来都城建在了西湖岸边的凤凰山麓，宋高宗还是舍不得这里，于是说：“西溪且留下”。这一留，足足“留”了千年之久，留下了“留下”古镇名称，“留下”了西溪山水的本来面貌，使之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市里的村庄”。正因如此，西溪方成就了千年中“隐士”向往的胜地，也算因祸得福吧。

《红楼梦》书中描写宝玉题咏大观园，在“有凤来仪”这个场所，众清客有的题为“淇水遗风”，有的题为“睢园雅迹”；在“蘅芜苑”，众清客有的主张题名“武陵源”，有的主张题名“秦人旧舍”，贾政父子都认为不妥，原因是有“避乱”之意，“太落实了”。

所谓“太落实”了，难道西溪历史上果真有如此题名的园林建筑么？答案是肯定的。西溪旧有“桃源岭”，宛似秦民避世之桃花源，释大善歌咏这里为“疑有秦民避世耕”。西溪旧有“淇上草堂”，“睢园”诸园林，《西溪百咏》中载有歌咏此处之诗。明末著名文人张岱在《西湖梦寻》中说：“西湖真江南锦绣之地，入其中者目厌绮丽，耳厌笙歌，欲寻深溪盘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由此可见，西溪历来是杭州文人厌倦了西湖繁华后避世的向往之所。

洪昇家族虽然在宋明两代赫赫扬扬了几百年，但历代都有隐居故乡的“隐士”传统。明代洪昇的六世祖洪钟，晚年辞去高官厚禄，在故乡西溪创建洪园，做“暮年养静”之所，西溪村民的赛龙舟活动和“十八般武艺”，都是洪钟所传。洪钟的历代子孙，都有隐居故乡西溪，担风啸月，优游林泉的爱好，洪昇的隐士思想，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红楼梦》书中直接表现隐士生活的内容并不多，除了一个“甄士隐”外，并未描写其他隐士，但书中确实表达了浓郁的“隐士”思想，特别是在姐妹们所作的诗中，隐士情绪比比皆是。比如“萧疏篱畔科头坐”，“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忆旧还寻陶令盟”，“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等等。

　从《红楼梦》作者的“芹溪”这个别号上，也可以看出他的隐士情结。“芹溪”别号的初始来源，应该是来自南宋的“芹溪处士”邱子野。这个人是朱熹的表兄，但与乃表弟“理学”所表达的用世思想截然不同，邱子野隐居“芹溪六曲”中，自命“芹溪处士”，以表达不肯出仕之决心。这在朱熹的《芹溪九曲棹歌》和叶善夫的《芹溪八咏》中都有清楚描述。

洪昇早年在校阅《天宝曲史》时，曾使用过“芹溪处士”别号，显然是仿照邱子野所取。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学习邱子野，如此为自己取号？原因就在于西溪与芹溪，都是隐士隐居的向往之地。西溪沿山“十八湾”，芹溪绕山“九曲”，当时很多文人就常常用“十八里溪如九曲”诗句，把西溪比喻为芹溪。这种比喻当然不仅是溪水弯曲的形似，更重要的是处士“隐居”之地的神似。

谈到西溪隐士，不能不谈西溪的茶文化。《红楼梦》中，宝玉、黛玉陪老祖宗来到拢翠庵，妙玉为老祖宗沏茶，老祖宗特意交代：我不喝六安茶，结果泡了老君眉。过去我们往往用“茶性”来解释贾母何以不喝六安茶，其实用“茶品”来解释更为准确。朱熹曾说六安茶的茶品代表隐士，妙玉乃戴发修行之人，所以常用六安茶；贾母希望孙儿出人头地，当然不希望他做隐士，所以断然不喝六安茶。

现在杭州的产茶胜地是龙井，而在明末清处，杭州最著名的产茶胜地乃是西溪，“西溪茶利之厚十倍龙井”，决非虚言。在当时文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载西溪“石坞焙茗”（炒茶）香飘十里的记载，也多有“茗烟十里”隔水相闻的记载，联想到《红楼梦》中宝玉的小厮前名“茗烟”，后名“焙茗”，难道是偶合么？

除茶之外，西溪还盛产桂花。每到中秋，天香云外飘。晚秋花落，居民用扫帚将落花扫起，大量出售，供应全国各地，在杭州形成了一批靠桂花致富的“专业户”。《红楼梦》中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出身“桂花夏家”，应是写实。

四．    　崇尚梦幻的诗书文化

　　　　　　　　　　　　　　　　　　　　　　　图片：深潭口（洪园遗址）

 

西溪不仅是历代文人隐居的天堂，也是他们寻梦的处所。文人隐居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避世，更重要的是在隐居场所探询自己心目中久久挥之不去的理想梦幻。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他“采菊东篱下”的内心深处，是寻找心中那个日思夜想的“桃花源”；而西溪，自南宋以来，一直就是不得意之文人墨客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桃花源。范仲淹、苏轼、秦观、米芾、鲜于枢、唐伯虎、张岱、冯梦桢、章次白、高士奇、厉鹗、吴本泰、丁立中、陈文述等古代大文人，以及近现代文人康有为、林琴南、黄宾虹、马一浮、郁达夫、徐志摩、夏承焘等，都曾在西溪的山水之间，写下过他们眼睛里的幻觉和心目中的梦想。在他们的笔下，西溪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是幻觉世界，梦中世界，是避世文人追求了千百年方得一见的理想世界。

外来的文人视这里为“桃源菊水”，而长期隐居在这里的文人，在度过开始阶段的兴奋期以后，不免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寂寞和惆怅。其中持积极生活态度者如洪钟之流，便采用组织村民赛龙舟等形式与民同乐，打发内心的空虚；而大多数文人隐士，则依靠诗词曲赋、醇酒香茶、参禅入道、灯谜酒令、妓女戏子等，用闲情逸致来打发漫长的岁月。《红楼梦》中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如此众多且极为细致，不仅说明受西溪文化熏染甚深，而且表明作者极其精通此道。

文人在西溪隐居所做之梦，不止都是美梦，更多的恐怕是入梦时的痛苦，梦魇中的恐惧，以及梦醒后的彷徨。明代大文人王世贞，在文章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梦，他梦见南宋的魏国忠宣公洪皓向自己说自己述说，当日因“功贯日月”而由皇帝敕建的国公府邸，长期被豪强霸占，希望王世桢和后任胡知府能够帮助洪家子孙收回，在原址建设祭祀祖宗的祠堂和庇护子孙的产业。《红楼梦》中描写的宁荣二公托梦故事，是否受此启发，不得而知。

洪昇的一生，的确是梦幻的一生，故国之梦，故园之梦，望族之梦，爱情之梦，友情之梦，前程之梦，文学之梦，一个个相继破灭了，终生都陷于梦的甜蜜与痛苦交织的心境。如果说创作《长生殿》是洪昇人生入梦的话，那么创作《红楼梦》则是他的人生出梦，是回顾一生特别是早年美梦幻灭历程的梦中说梦，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以走的痛苦呻吟。

在洪昇人生的若干大梦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长生殿》之梦。洪昇经历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艰难困顿生活，晚年回到故乡隐居之时，发生在西溪一件大事，打破了他内心的安宁，这就是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来到了西溪。高士奇在西溪山庄接驾，洪昇作为老朋友和近邻，目睹了皇帝游历的全过程。于是，他以“石头”夹带在姐妹中的方式，用梦幻交织的手法，在《红楼梦》中对此作了全景式的记录。

《红楼梦》把康熙南巡写成“元妃省亲”，完全用的是幻笔。他使用“萧韶九成，有凤来仪”的典故，使用“斑竹一枝千滴泪”（洪昇诗句，毛泽东乃袭用）的典故，使用康熙亲笔为西溪山庄题名的“竹窗”为背景，从多角度把康熙南巡同历史上的舜帝南巡加以比附，以影射清廷入主中原后以“大舜正裔”自居、泯灭“华夷大防”的史实（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抒发内心的“国殇家难”情绪。

在书中元妃省亲故事之前，洪昇还以写梦的手法，描写了扑溯迷离的秦可卿故事，这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因《长生殿》案子终身废置的愤懑。宝玉在可卿床上入梦，梦境中与表字“兼美”的可卿柔情缱绻，难舍难分，隐指自己醉心于用李杨爱情故事创作《长生殿》；梦境中与“兼美”携手同行时被夜叉扯下“迷津”，暗示自己因创作《长生殿》落入人生迷津。《红楼梦》中的这段描写，同《长生殿》中描写明皇被扯进“曲江池”的梦境完全一样，说明两部作品为同一作者，并使用同一手法创作。对秦可卿类似“国丧”般大出殡的刻意渲染，清晰地透漏了《长生殿》一案发生的时间是在佟皇后的“大出殡”期间，原因是“国丧”演出获罪。

 　

五．     崇尚女性的情本文化

 

（图片）越剧首演地

 

    西溪与西湖都是女性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的地方，两地的女性文化的核心，又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情字上，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仔细推敲，二者之间的女性文化还是有重大差别的。西湖女性文化的特点是俗文化，世情文化，如白娘子的故事，蛮素的故事，朝云的故事，苏小的故事等，表现的主要是对生活与爱情的追求，体现是入世精神；而西溪女性文化的特点则是雅文化，精神文化，如冯小青的故事，柳如是的故事，顾氏三代女诗人的故事，徐灿的故事，蕉园诗社的故事等，表现的主要是对品位和境界的追求，体现的是出世精神。

冯小青的故事就发生在晚明的西溪，她原是一个扬州“瘦马”，后被丈夫冯千秋买来做妾。冯家也是西溪望族，明代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在西溪构建了“山堂”，山堂正堂因收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而命名“快雪堂”（一说“快雪堂”另在孤山）。由于冯小青与丈夫同姓，受到时人诟病，再加上大妇悍妒，致使冯小青在幽闭生活中青年早逝。临死前尽焚生前诗稿，流传下来的诗有：“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红楼梦》创作的黛玉形象，受小青故事影响甚深，并直接引用了小青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书中“凸碧堂”的原型，就是冯家的西溪山堂。

柳如是与陈子龙的爱情故事以及与钱谦益的婚姻故事，是《红楼梦》“木石前盟”及“金玉良缘”的取材来源，“红楼梦”三个字，就出自陈子龙表达与柳如是在“小红楼”同居时幸福心情的诗。陈柳分手后，柳如是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漂泊到西溪，寄住在大盐商汪然明的西溪水阁。在陈子龙殉国后，柳如是缠绵病榻，长期呕血。《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表达的就是柳如是此时美人迟暮、漂泊无归的凄惶心情。《红楼梦》中的“凹晶馆”原型，就是西溪水阁；书中黛玉、湘云、妙玉在凹晶馆联句，借用的就是柳如是与黄皆令、林天素三人在西溪水阁夜月联句的故事。

我们今天看到的《红楼梦》中十二钗姐妹的故事，直接原型是西溪“蕉园诗社”的十二个姐妹。明末清初时期，西溪有“诗礼簪缨”的洪黄钱顾“四大家族”，四家互相“连络有亲”，出身于四家的十二个表姐妹，曾结成著名的“蕉园诗社”。诗社分前后两期，前期称“蕉园五子社”，发起人为顾玉蕊，成员有徐灿、柴静仪、林以宁、钱凤纶、顾姒；后期称“蕉园七子社”，发起人是林以宁，成员有钱凤纶、钱静婉、柴静仪、冯又令、毛安芳、张槎云、李端芳等。

“蕉园诗社”的活动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这些女子不仅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词，出版了一批女性诗词文集，而且还热心阅读评点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以“言情”为宗旨的戏剧小说。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她们与“吴吴山三妇” 一起，长期评点《牡丹亭》，并公开出版了自己评点的独特版本。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她们为“三妇评本”所写的大量序言和跋中，可以看出她们关于“情文化”的许多见解，是非常有见地的。

蕉园诗社在我国妇女文化史上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第一，她们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跨家族正式结成的女子文化社团组织，她们推社长、定章程、取雅号、赛作品，活动十分正规。第二，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陈规陋俗，在西溪、西湖的明山胜水间，公开踏青踏雪，结伴活动，令世俗瞠目结舌。第三，她们打破了我国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是非标准，公开展示自己的才华，出版自己的诗集，用“蕉园”二字为自己的诗社取名，也公开暴露自己怀念前明时代的政治意图。

真的应该感谢伟大的文学家洪昇，在《红楼梦》中为我们展示了发生在三百多年前偏僻西溪的这一女性文化现象。洪昇在《红楼梦》中记载的“海棠社”、“桃花社”的故事，完全是按照“蕉园诗社”前后两期写实。书中女子诗社活动的地点芦雪庵、藕香榭、凹晶馆、拢翠庵等地，都是“蕉园姐妹”当年活动的真实地点。如果不是《红楼梦》中详实地记载了女子诗社的真实场景，我们很难得窥三百年前这一文化盛事的全貌。

说到女性观，不可避免地令人联想到《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姐妹的脚。按理说，“杨妃扑蝶”、“飞燕残红”的描写，姐妹们应该是大脚；但是，书中又写，晴雯、尤三姐都是一双金莲，贾母相看尤二姐，也掀起裙子看脚，显然又是一副小脚。红楼姐妹究竟是大脚还是小脚呢？多年来红学界为此争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红楼梦》中女子的脚什么秘密也没有，完全是写实，是特定时期缠足文化的真实记录。顺治二年，清廷在下达“剔法令”的同时，还下达了一个“禁缠令”，严禁女人裹脚。这道“禁缠令”执行的不够彻底，官宦人家和名门望族惧怕官府，执行的好一些；而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山野村民，我行我素，照裹不误。由于执行不顺，康熙三年，朝廷便正式废止了“禁缠令”。洪昇和他的姐妹们，都出生在这二十三年当中。作为名门望族的女人，不敢不执行“禁缠令”，所以书中主子身份的女人都是大脚；而尤氏姐妹、晴雯等出身下层的女子，往往都是大脚。

 

六．    崇尚庄禅的宗教文化

　

　　　　　　　　　　　　　　　　　　　　　　　　　　　　　（图片）西溪梅墅

    西溪的文化现象，最独特的大概要数宗教了。西溪的宗教文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源远流长的狂放宗教；二是僧道不分的三教合流；三是外来宗教有一定影响。这三个特点，在《红楼梦》书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西溪宗教的源头已不可考，现在所见的最早宗教现象，就是关于济公的记载和传说。西溪是济公故事的源头之一，西溪永兴寺外的“跨涧片石桥”，相传就是济公当年所建。济公那种“鞋儿破，帽儿破”的蓬头垢面癫狂形象，与关心世人、救苦救难的行为方式，与《红楼梦》中出现的“癞头和尚”大同小异，恐非偶然巧合。

西溪过去的庵观之多，在杭州大概首屈一指。这些庵观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宗教活动不十分正规，僧道不分，亦僧亦道。《红楼梦》中对这一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空空道人与石头一席话后，可以改名情僧；妙玉戴发修行，拢翠庵既像尼姑庵，又似道观；柳湘莲跟着道士走了，却又把满头“烦恼丝”一挥而尽。这些貌似矛盾的描写，在明末清初的西溪，却是写时。

当时西溪的名门望族，多属于隐士一流，这些人抱亡国之痛，多数都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他们心目中的宗教，与世俗宗教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庄禅。其实，把他理解为宗教可以，理解为处世哲学也可以，理解为遁世借口还可以。《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参禅，“剿袭南华庄子文”，就是典型的庄禅。

《红楼梦》中描写的很多宗教场所，在西溪都可以找到原型。书中的“天齐庙”，就是今天东岳庙的俗称。书中贾母打醮的“清虚观”，就是今天的“冲虚观”。说到“冲虚观”，今天好多杭州年轻人并不熟悉；但说到“抱朴道院”，大家都知道。其实，“冲虚观”就是“抱朴道院”。这里地名为葛岭，相传是道家始祖之一葛洪炼丹处，故名。葛洪死后，这里修建了道观，宋哲宗为赐名“冲虚观”，后又改名“抱朴书院” ，后来又改称“抱朴道院”。宋高宗为洪昇的始祖洪皓敕建的“国公府”，位置就在葛岭之阳，与冲虚观比邻，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贾母要到这里来打醮，并说张道士是国公的“替身”。

说到外来宗教，西溪在我国应该是接受最早的地区之一，明末清初，这里就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前来传教，卫匡国死后就葬在西溪，至今墓址尚存。前一段，红学界关于《红楼梦》脂批中出现“造化主”一词，争论的不亦乐乎，其实，当你知道《红楼梦》作者是西溪文人，书中出现“造化主”一词，一点也不奇怪。

 

七．西溪文化的渊源沿革

 

　　　　　　　　　　　　　　　　　　　　　　　　　清代宫廷画：西溪山庄

 

西溪这种独特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换句话说，《红楼梦》中反映的文化的渊源在哪里，怎样沿革至今？这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又是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勾勒一下其来源和沿革，以期抛砖引玉。

首先，西溪文化的源头，是从南宋的偏安文化中分化出来的“隐士文化”。南宋建都临安，偏安一隅，南渡的皇帝和王公贵族，苟且偷安，不思恢复中原，在杭州创造了歌舞升平、纸迷金醉的偏安文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高宗把皇城建在凤凰山麓，直接带动了西湖的繁华；同时出现的“西溪且留下”，使西溪成了繁华的弃儿，两相对照，文化氛围在起点上就开始分化。

在西湖体现的偏安繁华文化氛围中，固然有许多得意者，但失意者亦复不少。他们中有怀念故国而不得志者，有官场失意者，有甘老林泉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处士”和“隐士”群体。他们隐居的最佳去处，在杭州非西溪莫属。他们生活中拒绝繁华和世俗，追求天然、闲适、梦幻，形成了与西湖文化迥然有别的“隐士”特色。这种隐士文化的代表者是“芹溪处士”，西溪与芹溪在文化层面一脉相承，《红楼梦》作者为自己取号“芹溪”，实在是恰当不过。

其次，晚明文化气脉为西溪文化注入了哀而不怨的“女性化”特旨。晚明时期，朝政混乱不堪，东林党人热中于“文死谏”，军队将领热中于“武死战”，腐朽的明王朝风雨飘摇。在这种“末世”中的某些避世者，隐居在西溪这块世外桃源，用醉生梦死来打发内心的家国焦虑。特别是南明时期，出现了类似南宋的政治局面，使西溪的隐士文化加快了在南宋文化基础上向前滑行的速度。西溪的众多贵族园林，绝大多数都是晚明时期建筑的。

晚明文化气脉的特点，正如徐晋如先生所说，“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满口色空理论却又满足于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学僵窒却又窒息人的生机，这是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她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用这段话来解读《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的生活态度，实在是入木三分。晚明文学的最大特色是掀起了长达百年的“言情狂潮”，“天地之灵气不钟情于须眉而钟情于妇人”，便是晚明时期文人的说法。西溪自晚明起，女性诗人代有人出，《红楼梦》以女性诗人群体为人物原型和作品主题，都深刻体现了晚明文化的气脉。

再次，清初的“遗民文化”为西溪文化添加了黄钟大吕般的一抹亮色，也添加了更加空幻的寂灭感。明朝亡国后，把前朝的更多封建士大夫推入了“隐士”阶层，他们在隐居生活中，痛定思痛，不可避免地要总结前朝三百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的惨痛教训。《红楼梦》中出现的“除明明德外无书”，“文死谏武死战”误国误君等貌似异端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文化反思中的必然结果。这些观点在当时“江南三大家”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清朝初期，居住在西溪的前明望族，由于失去了功名利禄，生活均陷入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窘境，加之战乱的破坏，官府的查抄，绝大多数都很快“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迫使相当一部分原来的隐士转入了宗教。西溪的道观多建于宋明，而遍地的庙庵则主要修建于清朝初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遗民“入道”风气之盛。这些“入道”的遗民，多数有妻有子，不持戒律，也不颂经卷，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是不僧不道，亦僧亦道。《红楼梦》中反映的僧道不分现象，正是此时西溪宗教文化的真实写照。

清朝初期，晚明文化的妇女观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清廷强制男人“剃发易服”，使江南持封建正统思想的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屈辱感。他们被迫穿上清装，梳一根猪尾巴辫子，面对无须改换装束的妇女，普遍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视自己为“须眉浊物”，视女人为“清爽”之人，《红楼梦》中宝玉自称“浊玉”，口口声声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来源就在这里。

清朝初期，这些隐居在西溪的望族，普遍持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异族统治的政权无疑。《红楼梦》中究竟有没有“悼明反清”思想，是正确解读作品思想内容，也是正确解读西溪文化的绝大问题。《红楼梦》书中为什么要让主人公姓贾？难道仅仅是因为谐音“假”，用于阐述“假作真时真亦假”么？问题没那么简单。原来，贾姓出自一个叫“贾”的地方（现在的山西襄汾县西南）。周时，贾本为分封的姬姓国，公元前678年，为晋并吞。贾国灭亡以后，子孙用原来的国号作为姓氏，就是贾姓，代表的是“亡国之姓”。《红楼梦》书中贾政的字是“存周”，探春大讲了一通“姬子”，都是从这个贾姓演绎出来的，“存周”就是保存故国，“姬子”就是贾子，也就是探春自己。

再做深一步联想，探春理家时对宝钗说，《姬子》书中云“处运筹之界、登利禄之场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追问下一句，探春不肯说，认为是“骂自己”。书中《姬子》这四句话很好理解：“处运筹之界、登利禄之场者”，指的就是新王朝的当权者、受益者和降顺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指的就是他们窃取孟子“舜东夷也，文王西夷也”之词，为异族统治者的正统地位正名，违背了孔孟关于“华夷大防”之道。

宝钗追问的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行妾妇之事”。“妾妇之事”指变节投降、腼颜事敌者。孔孟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极端厌恶士大夫不讲气节、“恭行妾妇之事”。探春的母亲赵姨娘是妾的身份，探春说此话当然是“骂自己”。《红楼梦》作者对“妾妇之道”极为憎恶，在书中对赵姨娘等“妾妇”角色描写的极为不堪，借鸳鸯之口痛快淋漓地大骂“小老婆（妾妇）”，难道还看不出作者本意吗？

                 2006年7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