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子的“德”——上善若水的人生观

老子的德，乃是道的外化，是道在人生上的运用，换句话说，就是世界观指导下的人生观、价值观、善恶观。“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长而弗宰，是为玄德”（第五十一章），就是说，道生长万物，德反正万物，使万物生长、发育，使万物结籽、成熟，对万物抚养、保护。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万物，这就是高深的德。

过去在《道德经》的解读中，对老子这方面的思想指责最多，说什么老子的人生观主张复古倒退，提倡消极避世，鼓吹愚民政策，一大堆罪名，不一而足。其实，这些都是对《老子》的误读、误解、误判。千年来误读《老子》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特别是封建礼教思想与老子思想的冲突所致；二是建国后阶级斗争学说与老子思想的矛盾。现在，是到了应该拨乱反正，为老子人生观、价值观平反昭雪的时候了。

《道德经》五千言中，关于德的论述最多，也最系统。老子倡导的德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首先要看老子以自己为例，提出的人生“三宝”。《老子》说：“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意思是天下人都说我伟大，伟大得不像这个世界的人。正由于不像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才能成其伟大。我拥有并经常珍惜三件法宝，就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宝”，应该是老子人生观、价值观的总概括。

老子的第一宝是“慈”。过去人们往往把“仁慈”二字并用，去形容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之善良性格。老子的“慈”是什么呢？过去一般都解释为“仁慈”、“柔慈”或“慈善”的意思，其实都不够准确。请注意，老子这里没有说“仁”字，而说的只是一个“慈”字。老子所说的“慈”，本意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善”的天性，或者叫人性。

所谓人性的表现，老子认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意思是，作为圣人，必须把老百姓的善恶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不论是他们的优点还是缺点，都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善待他们。就像把老百姓当作出生的婴儿一样，认为他们天生具有的人性就是判别是非的标准。由此看来，老子还是“以人为本”社会观的始作俑者。

老子为什么要提出这种以人为本的“慈”的观念呢？是因为老子看到了当时社会“不慈”、“不善”的社会现状：“大道废，乃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统治者之所以拼命提倡“仁义”，是因为社会上人的本性已经迷失；统治者之所以拼命提倡“智慧”，是因为社会上伪装的知识已经泛滥；统治者之所以拼命提倡“孝慈”，是因为社会上 “六亲不合”的现象已很普遍；统治者之所以拼命提倡“忠臣”，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治已经极为混乱。“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这种情况下，老子还能把统治者倡导的“仁义”观念作为自己的“三宝”之首么？

老子的这些观念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来源于我国长期的社会实践。统治阶级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本身就是“大道废”的产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如果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现实，怎么能产生“仁义”的理念？统治阶级的“开发民智”思想，本身就是“智慧出”的副产品；如果不是那些伪装“智慧”的理念泛滥，何须倡导老百姓提高“智慧”？如果不是“六亲不合”现象的普遍，统治者提倡“孝慈”有什么意义？就像那万民景仰的舜帝⑴一样，如果不是他的父亲瞽叟⑵和继母总想伤害他，他还是“孝道”的代表人物么？如果不是“国家昏乱”，统治者提倡“忠君”干什么？就像那流芳千古的岳飞一样，没有宋高宗、秦桧这样的昏君奸臣，能出现岳飞这样的忠臣么？

对于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老子开出的药方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九章）。这段名言往往被后世学者当作复古倒退、愚民政策的言论而加以指责，这是对老子的误解。老子这里所说的“绝圣弃智”，并非是学界解释的“灭绝聪明，抛弃智慧”的意思，因为“灭绝聪明，抛弃智慧”与下文的“民利百倍”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老子的意思是抛弃那些为统治者倡导仁义的圣人和智者，认为只有抛弃了这些人，老百姓才能够泯灭那些追求不义之财的欲望，才能远离当时连绵不断的不义战争，才能够安于生产生活，才能够真正富裕起来；这样理解，才能与老子对百姓贫穷原因的看法相一致；否则，与下句的“民利百倍”就无法联系起来。

综上，老子的第一宝“慈”，说到底就是要统治者对老百姓慈爱，以老百姓的好恶为做人处世的标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老子倡导的“慈”，是基于如下社会现象提出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意思是天下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穷；民间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攫取财物的才智越强，社会奸邪行为就越多；法令制定得越多，盗贼反而越猖狂。老子所要倡导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老子对“慈”这种价值观的解释，同儒家的“仁者爱人”并不完全相同。儒家的“仁”，是统治阶级倡导的，自上而下赐予的；而老子的“慈”、“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老子强调发扬和尊重人的天性，就如同对待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他们虽然没有善恶观念，但具有与生俱来的“善”的天性，而父母对婴儿的天性就是慈爱。“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如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第十章）？说到底，就是让统治者能做到对人民象子女一样慈爱，从而使人民也像婴儿一样，精神与身体合一，清除各种私心杂念，达到回复人的天性的境界。

老子的第二宝是“俭”。这个“俭”同今天人们讲的节俭、俭省、俭朴意义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当然还包含去繁就简的意思。但是，后世儒家文人和当代学者对老子的“俭”，理解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们对老子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理解为老子让老百姓去除欲望，甘于清贫，乐于接受奴隶主的统治。这是对老子思想的极大曲解。老子既然欣赏“民利百倍”的社会，怎么会倡导老百姓安于清贫呢？

老子倡导的俭，是基于如下社会现象提出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竿”(五十三章）。意思是统治者的宫殿修的富丽堂皇，农田却荒芜了，仓库也空虚了。统治者穿华丽衣服，佩锋利宝剑，吃山珍海味，财物多的用不了。这样的统治者简直就是让老百姓不得安生的强盗头子！所以，老子倡导的“俭”，主要是针对生活奢侈无度的奴隶主贵族乃至其最高统治者王而言的，是劝导他们不要当抢劫老百姓的强盗头子。

老子这里倡导的“俭”，并非要老百姓安于贫穷，而是要统治者“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从而达到“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的目的。老子告诫统治者，过多的奢侈欲望是有害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统治者如果不“目盲”，不“耳聋”，不“发狂”，不“行妨”，尽量减少这样的奢侈无度行为，老百姓就能得益，天下就能太平。

“俭”的目的不是刻意要人们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为了积蓄力量。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老子认为，大到维持天下长治久安，小到维系生命长久生息，都要从“啬”，做起，也就是从积蓄力量做起；只有根柢扎得深，长得牢，才符合延长生命的原则，才能长久巩固自己的政权。

正因为如此，所以老子才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都有俭省、俭约的意思。老子的目的在于要求统治者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一己之私利，浪费人力、财力、精力，以俭约理念治国，把统治的根柢扎深打牢，这样才会“民自富”。最终目的还是让老百姓富，让老百姓安，而不是让老百姓安于清贫。

不安于清贫也不等于提倡奢侈，老子把“俭”还是作为一种美德，提倡全社会的人都要信守的。不仅统治者要奉行，老百姓何尝不需要遵守？天下悠悠万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历览前朝兴与废，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就是到了今天，爱惜民力物力，反对奢侈浪费，反对拜金主义，提倡艰苦奋斗，不也是社会主义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么？

老子的第三宝“不敢为天下先”，学界在理解上偏差更大。一般都理解为要人们防止“出头椽子先烂”，不要为出人头地争上游，老老实实地随大流，甘于平庸。这是望文生义的错误解释。如同前面所说的“慈”、“俭”，是对统治者的忠告一样，“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也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当然也是对老百姓为人处世的善意告诫。

老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东周王室大权旁落，春秋五霸⑶争雄，战争连绵不断，人民遭受极大痛苦。所以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与我们今天说的“不称霸”、“不当头”、“韬光养晦”是一个意思。老子主张，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要以慈爱对待，平等相处，不以强凌弱，欺负弱小，不穷兵黔武，劳民伤财。不要为天下先，当什么飞扬跋扈的霸主。处理国与国关系要讲平等，谦虚卑下，善居下流，不要为争“天下先”，长期陷老百姓于战争之中，这样才是统治者治国理民的“宝”。

处理国际关系是如此，处理人际关系也应如此。为人谦和一些，遇事忍让一些，在利益面前手伸得短一些，在名誉地位面前退后一些，为人处事时时处处淡泊一点，都应是“不敢为天下先”的题中应有之义。老子倡导“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第二十八章）。意思是，只有坚持谦虚退让的原则来待人处世，才能回到 “朴”的人类本性，才能长久。老子不是一味地提倡软弱忍让，“守其雌”的前提是“知其雄”，“守其辱”的前提是“知其白”，要想“知其雄”、“知其白”必需有进取精神，必须有钻研精神，浑浑噩噩是做不到的。

老子的“慈”、“俭”、“不敢把为天下先”三宝不能割裂开来，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思想加以理解。爱民治国要“慈”，要“以百姓心为心”，让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才能使“民亲而誉之”。“慈”的前提是统治者要“俭”，体察人民疾苦，节俭不奢，爱惜财物，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薄，不要为了“贵难得之货”轻易发动战争，不要为了争“天下先”造成劳民伤财的后果。

由老子的“三宝”，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当年进北京前，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原则：“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三句话，与老子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宝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老子“三宝”之德，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应当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信守。

当今世界，一些国家推行强权政治，企图称霸全球，动辄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造成国内外民怨沸腾的局面。老子的“三宝”，在处理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仍不失为宝贵思想；我国在外交上倡导的大国小国一律平等，自己不当头，不称霸，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就是老子思想的现实运用。那些热衷搞强权政治、单极世界的超级大国决策者，真应该好好读一下《老子》，恐怕能有所领悟，有所借鉴。

老子的“三宝”是手段，不是目的，老子之德的目的，是构建一个符合人的天性的“善”的社会。老子把人类的最高美德，不是说成“仁”、“义”、“忠”、“孝”，而是要“绝仁去义”、“绝圣去智”，去构造以“善”为主题的道德体系。为此，老子提出了一个“上善若水”的著名命题：“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意思是，善的最高境界就像水那样，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高下，自己总是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低下地方，所以接近于道。

老子“上善若水”命题应该有三重含义：其一是“善利万物”，不论自然界还是社会界，万物的成长都离不开水，植物有水才能生长，动物有水才能维系生命，地球上的任何生命，说到底都是碳水化合物。有水才有城市乡村，有水才有舟楫之利，说到底，有水才有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其二是“不争”，是“处高就低”，也就是没有自己的私利，水是大公无私的象征，无偿地为万事万物服务，绝没有任何为了自己的目的；自己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并且甘于停留在低洼的地方。其三是不停地运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⑷。水没有形状，没有硬度，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但它有流水不腐的天性，有水滴石穿的耐力，有洪水滔天的气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

老子认为最高的善就像水那样。要构造一个善的社会和善的人生，人们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纯洁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爱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坦荡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不紊，办事要像水那样顺势成事，行为要想水那样待机而动。正因为水的行为是一种自然行为，是天性使然，没有任何私利，没有任何故意，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没有烦恼。

老子之后的孔子，将水的“上善”特性进一步系统归结为九种美德：因它常流不息，能滋养一切生物，好像有德；流必向下，不倒流，或方或长，遵循自然规律，好像有义；浩大无尽，好像有道；流向几百丈山涧毫无畏惧，好像有勇；安放没有高低不平，好像守法度；量见多少，不用削刮（不会隐瞒正确的观点，违心地趋附别人），好像正直；无孔不入，好像明察；发源必自西（归宿必处东），好像立志；取出取入，万物就此洗涤洁净，又好像善于变化。水有这些好德行，所以君子遇水必观（观察、体会、感悟、效仿）。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成为志士仁人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这两句话上一句出自《老子》，下一句出自《易经》，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苍天以强有力不可抗拒的运行法则影响世界，立志成为君子的人应该不断追求、进取、强壮自己。并告诫君子不但要有与众不同的济世才能，还要有高尚的品德，具有造福万众的奉献精神。也就是强调有才有德，德才兼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展示了中华民族胸怀宽广、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为了达到“上善若水”的境界，老子进一步要求人们“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居善地”就是要学习水谦下自处的风格，立身处事时刻保持谦虚卑下的态度。“心善渊”就是要学习水大度能容的胸怀，抛弃物欲的约束，保持宽广的心胸和深远的眼光。“与善仁”就是要学习水仁慈柔和的美德，以“慈爱”的态度和方式待人接物，关心帮助别人而不奢求任何的回报。“言善信”就是要学习水诚实无伪的态度，为人处事保持前后一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诚信准则。“政善治”就是要学习水约束自已适应环境的品质，以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念约束和调整政治行为。“事善能”就是要学习水方圆有致的修为，以智慧与通达开通人生的成功道路。“动善时”，学习水及时而动的行为艺术，应期而动，顺其自然，但又不失时机。

老子提出的这七条“上善若水”的准则，对于今天人们修身养性，砥砺锻炼，仍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人生选择低姿态，选择艰苦困难的地方和岗位磨练坚强意志，造就高尚品德，成就伟大事业；保持不问收获只知耕耘的精神，古今之成大事者，均有赖于这种大度能容的胸怀；牢记人无信不立的格言，把诚信无伪作为立身之本的人格体和人生的最高准则；治国理政坚持以人为本，以老百姓的需要为最高原则，无私无畏地为人民说话办事；办事讲究方法艺术，未雨绸缪，好谋以成，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成就事业要善于发现机遇，及时抓住机遇，勇于并善于迎接挑战。我们今天的人，上至各级官员，下到五行八作，如果都能坚持老子提出的这些原则，学习老子提出的这些方法，运用老子提出的这些艺术，还愁不能创造出上善若水、天下大治的良好局面么？

注释

⑴舜，历来与尧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史记》说舜名重华，晋代皇甫谧又说他字都君。舜又称虞舜，据说是国号有虞，按先秦时代以国为氏的习惯，故称有虞氏。还传说舜出生于姚墟，故姓姚氏。但《史记》说舜是“冀州之人”，唐代张守节特别指出：“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似认为舜是河东县人。唐代蒲州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治所在今蒲州镇。孟子认为舜是东夷人。相传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尧禅位于舜。舜执政以后，励精图治，“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舜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山，称为“零陵”。

⑵瞽叟，上古传说人物。他是舜的父亲， 黄帝的七世孙。其人是个盲人，性情顽劣，对其子舜不满，经常想要寻机杀死舜。舜的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表现出非凡的品德。

⑶从公元前七七O年到前四七六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历史上对“春秋五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全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