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荣两府两朝廷

                           ——重弹“南明底色论”

                           土默热

（一）

这是个土默热很不情愿接触的红学话题，但又是个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剪不断，理还乱，乱也得理一理，还是旧话重提吧。

去年，编辑出版《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时，土默热忍痛删去了“《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一章，并将其它章节中涉及这个问题的内容也相应删掉。这样，原来的土默热红学“十论”缺少了“南明底色论”，就变成九论了，再补充上“浙西发源论”，依旧是土默热红学“十论”。这一删，虽然并不影响土默热红学体系的完整，但新十论毕竟非复旧十论，土默热红学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删去就删去了吧，为什么又要说“忍痛”？既然说“忍痛”，潜台词必然是“割爱”。毋庸讳言，对“《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这个课题的研究，土默热是情有独钟的。研究《红楼梦》舍弃了“南明小朝廷”，就等于舍弃了明清易代天翻地覆的大背景，舍弃了对书中“末世说”最确切有力的解读；而所谓土默热红学，恰恰是把《红楼梦》放在“末世”背景下加以阐释的。没有“南明底色论”的土默热红学，就像一只断尾巴蜻蜓一样，还能在风雨中自由翱翔吗？

既然一百个不情愿舍弃，那么不“割爱”行不行呢？没人强迫土默热这么做，还是自己主动舍弃的。舍弃而又忍痛，必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所谓的“索隐派嫌疑”。土默热红学问世后，遭到许多主流红学家的攻击，攻击的罪名是“老索隐派的新变种”，攻击的口实基本上都集中在“《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关系研究方面。为了土默热红学“十论”的整体利益，为了尽力减少一点传播推广上的阻力，土默热也只好效法“王佐断臂”了。

土默热的“南明底色论”真的是“老索隐派的新变种”么？土默热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就拿“老索隐派”的典型代表蔡元培先生的“康熙朝政治说”来比较吧，胡适先生当年批驳蔡元培，罪名是“把一大堆不相干的史料同《红楼梦》加以附会”；土默热研究南明小朝廷，用一大堆史料附会的嫌疑是有的，但土默热使用的这一大堆史料，互相之间绝不是“不相干”的，而是密切“相干”、共同证明着《红楼梦》的“末世”背景的。虽然土默热有一千条理由反驳当今主流红学，但在这个吐口吐沫就能淹死人的时代，又有谁来听你喋喋不休地解释呢？

土默热当年为创建“南明底色论”所花费的心血就不说了吧。这种藕断丝连感情的维系，不仅在于它曾是土默热红学十个乖孩子中的一个，还因为它曾受到许多街坊邻居的百般怜爱。很多土默热红学的朋友，都曾力劝土默热不要放弃“南明底色论”，不要为舆论左右自己的学术选题，更无须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土默热权衡再四，还是忍痛割爱了，割爱之后又百般舍不得，于是今天再把它捡回来重炒旧饭，权当作土默热红学十论之外的“外一论”吧。文人作诗写文章，不是都爱搞个“外一首”、“外一篇”吗？土默热今天就搞个“外一论”。

（二）

土默热红学的所谓“南明底色论”，研究的并非只是南明小朝廷，而是明清易代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两个政权，即北京的清廷和南京的南明政权。土默热认为，《红楼梦》中的东西二府——宁府和荣府，分别影射着这两个政权。甲申事变（1644），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皇帝煤山上吊，大明覆亡。随后清军进入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在留都南京的明朝残余势力，拥戴福王登基，建立了南明小朝廷。随后清军下江南，福王政权作鸟兽散，史称乙酉事变（1645）。嗣后，唐王政权、鲁王政权、桂王政权又先后抵抗清军二十多年，史称“南明三帝一监国”。有关《红楼梦》与南明政权的关系我们后说，先谈一谈红楼东府与清政权的关系。

先从《红楼梦》书中描写的“乌进孝进租”说起吧。书中说乌进孝进租的车队，因为“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在路上走了“一个月零两日”，方来到长安大都，也就是北京。北京人所说的“外头”，是过去对山海关外的俗称，这样大雪也只有东北才有；一个多月的路程，旧时的大轱辘车虽然走得慢，但最起码也要走两千多里吧。因此东府位于“山坳海沿子”的庄子，显然在满洲人的老家东北三省。接见乌进孝时，贾珍披了一件“猞猁狲”大裘，命人在石矶上铺一张“狼皮褥子”，负暄闲看子弟们来领取年物。“猞猁狲”在我国只有东北出产，乃是一种极为凶猛的猫科动物，体型比猫大，但比虎豹小。“狼皮褥子”大概也只有东北才有。

乌进孝的“租单”，明显是按照当时东省皇庄给朝廷进贡的供单照录的。租单上写的“鲟鳇鱼”、“獐子”、“狍子”、“野猪”、“野羊”、“鹿”、“熊掌”、“稗子米”等物品，都是关东特产；特别是关于“鲟鳇鱼两个”的记载，格外刺目：鱼不论斤，不论条，而论“个”，说明个头很大。这种鲟鳇鱼乃是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的特产，成鱼每个重达五百到一千多斤，要用两节搭车接起来才能装下。今天松花江中鲟鳇鱼已经绝迹了，但仍然留下了大量“鳇鱼圈”的地名，以及当时专贡朝廷的“鳇鱼差”后裔。有清一代２６７年，鳇鱼一直都是皇宫专享的贡品，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擅自捕捞或享用。每年东北的“鳇鱼差”都要在冬季千里迢迢向北京进贡，有内廷记载可查；皇帝也每年都要用这些家乡特产赏赐亲贵大臣，在清代诸多臣工的文章中也有记载。《红楼梦》中记载的“鲟鳇鱼两个”，应该是一项具有排他性的铁证，“鳇鱼差”向东府进租，证明红楼东府影射清廷。

《红楼梦》中把东府称为“宁国府”，简称“宁府”，暗指清朝初年的“东省”和“宁古塔”，也就是大清王朝的发祥地。清朝初年，不独民间，就连官方也把今天的东北地区称为“辽东”或者“东省”。“宁古塔”是辽金时代东北地方政权的古都，一直是东北的象征。清朝初年，好多“犯罪”官员被朝廷发配到宁古塔充军效力，这个地名对于那些持民族主义情绪的士大夫，简直就是极苦寒之炼狱的代名词。书中对东府人物名字的描写也是大有深意的，贾蓉之名按谐音暗示的是“戎”，贾蔷之名暗示为“羌”。清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多持民族主义情绪的汉族遗民文人，往往都用“戎”、“羌”等字眼暗示那些异族统治者。蓉蔷兄弟（戎羌）兄弟同时出现在“东府”中，这是很难用巧合解释的。

《红楼梦》书中对东府生活描写得十分龌龊不堪，那段著名的“焦大之骂”，将东府一干丑类骂为“爬灰养小叔子”的畜类，以及柳湘莲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除了门口的石狮子，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这都是清初汉族遗民阶层对异族统治者淫秽乱伦生活的传说。所谓“爬灰”，就是指公爹和儿媳妇不干净；所谓“养小叔子”，就是指嫂子与小叔子有染。清朝初年，民间广泛传说多尔衮纳侄媳妇（肃亲王豪格的福晋）为侧福晋，就是典型的“爬灰”行为；“太后下嫁摄政王”，“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诗）的传说，则是“养小叔子”的最佳注脚。

《红楼梦》中写了很多唱戏的场面，但东府与西府所唱之戏是完全不同的：西府多唱昆曲，俗称水磨腔，剧情多为文雅的言情故事；而东府唱戏多为弋阳腔，剧情也多为粗俗的神鬼故事。《红楼梦》第十九回中，写东府贾珍家里演出《黄伯央大摆阴魂阵》、《丁郎认父》、《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四出戏，“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这四出戏都是清初的“宫廷大戏”，属于弋阳腔剧目。据古典戏剧界学者研究，弋阳腔演出的这些热闹剧目，于清初进入宫庭，受到王公贵族之喜爱，长演不衰。因此，书中东府演戏是清初典型的“老鞑子看戏”的场面。满清权贵进关之初，由于汉文化水平不高，听不懂文雅戏文，所以宫廷中几乎专看热闹戏，即所谓的“老靼子看戏白搭工”是也！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对东府的描写，是影射攻击清廷，发泄作者内心愤懑的文字。

（三）

红楼东府影射清廷，那么西府、亦即荣国府也有影射吗？答案是肯定的——西府影射南明小朝廷。书中说宁府有三处庄子，暗喻东北三省；荣府有八九处庄子，暗喻江南九省，这是当时南明政权控制的地盘。贾氏三春四艳，暗示南明三帝一监国。孔子作《春秋》为“春王正月”正名，这就是书中“三春”的出处和用意。为什么荣府姐妹四个人名字中都有一个春字，书中却要称“三春”呢？为什么作者对姐四个合称“四艳”，却不称为“四春”呢？除了古语对季节称呼上的习惯而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三人曾称帝，符合“春王正月”，而鲁王只作了监国，并未称帝，故不合“春王正月”。书中所说“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暗示的就是南明三帝被杀、三政权作鸟兽散的情景。

书中按八字推算“命大”的元春，影射弘光王朝的福王朱由崧。书中说元妃生在大年初一，正是“春王正月”的明写。元妃省亲也就是回娘家，当时北京被李自成攻占后又被清军占领，福王的老家洛阳早已被起义军攻破，老福王被点了“天灯”，福王世子朱由崧的“娘家”也只有留都金陵了。书中懦弱的迎春，影射同样懦弱桂王朱由榔，朱由榔建立的永历王朝，受军阀孙可望控制，故书中说迎春嫁给了“中山狼”孙绍祖，受尽折磨而死。书中“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影射同样立志有一番作为的唐王朱聿键，朱聿键建立隆武王朝后，曾苦心孤诣加以整顿，希图重振大明雄风，但由于生逢末世、有命无运，最后也只能徒唤奈何而败亡。书中“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惜春，影射的是同样以出家为终点的鲁王朱以海，朱以海建立的监国政权，不久即退出大陆，流窜于海岛，最终失败后，独自一人潜逃到金门岛，在一所破庙的青灯古佛旁打发残生，至今台湾管辖的金门岛上仍有鲁王墓供人凭吊。

书中交代“四大家族”的“护官符”很有意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把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连接起来，这四大家族就是“马史王铁”，这正是南明政权中最有权势的四个大官僚家族，即马士英、史可法、王铎和钱谦益。马、史、王用的都是真姓，而那个“铁”实际上是“钱”。“珍珠如土金如铁”嘛，铁就是金，就是钱，书中的薛家确实很有钱。

就是这个钱谦益，与秦淮八艳之首的名妓柳如是，发生了一段在清朝初期尽人皆知的红颜白发式婚姻；而这个柳如是（当时并不姓柳而姓杨），此前还与当时江南名士、抗清英雄陈子龙发生过长期香艳旖旎的恋情。《红楼梦》中的“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应该来自“钱柳姻缘”和“陈杨爱情”。书中出现的“绛云轩”，应是模仿钱谦益为柳如是金屋藏娇修建的“绛云楼”描写的。而“红楼梦”一词直接的出处，就在陈子龙描绘自己与柳如是在嘉兴小红楼同居情景的诗《春日早起》中：“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好多好学研究者曾发现，书中描写一南一北、一甄一贾两个宝玉恨奇怪，应该有所寄托，而宝玉项上挂的那块通灵宝玉以及上面类似传国玺的刻字，都仿佛是对皇权象征玉玺的描写，难道书中的甄贾宝玉是太子的象征吗？应该说，这种预感是正确的。南明时期，在北京和南京，确实分别发生了一起“真假太子案”，直到最后也没搞清楚究竟是“王之明”还是“明之王”，都在不辨真假的情况下被清廷捉获并砍了脑袋。当时不仅有“真假太子”，还有“真假元妃”，即福王朱由崧的“童妃”真假之争案。除此之外，疯和尚大悲与跛脚挑水道人的故事，当时也街传巷议流播很广。且不论这些案子的史实如何，在当时都是在民间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是小说创作的绝好素材。

（四）

以上所说的《红楼梦》中东西两府的创作素材，都是清朝初期在民间流传极广的故事，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作者搜集并演绎这些故事，有感而发写成小说，是极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写这些故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作者才刻意隐去了作品的“朝代年纪、地域邦国”。但是，作为一部小说，没有时间和地点的描写几乎是无法阅读的，因此，《红楼梦》作者才把这些故事素材的时间背景处理为“末世”，把地点背景处理为“金陵”。还原到那个时代，应该说，作者这样写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书中开篇“贾雨村演说荣国府”，就屡次交代这是“末世”，王熙凤的判词说“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的判词说“生于末世运偏消”，总之这是个“末世”。那么有清一代什么时期是“末世”呢？大清王朝灭亡时期肯定是“末世”，但那与《红楼梦》无关；另一个“末世”，就是明清更替、天翻地覆、三国四方混战不休的大动荡时期了。查清初那些大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几乎无一不把当时的社会称为“末世”，就是《红楼梦》书中交代“末世”背景的明证。

《红楼梦》中最能体现这种“末世”背景的描写，就是甄士隐的《好了歌解》与“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好事终》。为什么“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为什么“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就因为王朝更替带来的社会动荡。是谁“反认他乡是故乡”？是谁“为他人做嫁衣裳”？是赖在中原不走的异族侵略者，是将一统江山拱手送给异族的各派政治势力。是谁“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灰飞烟灭的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是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前朝遗老遗少！朋友们反思一下大清王朝覆亡的1911年，反思一下蒋家王朝覆亡的1949年，就什么都明白了。

《红楼梦》把地理背景处理为金陵，贾雨村演说荣国府的立足点就在“金陵老宅子”，十二个女诗人也称为“金陵十二钗”，但《红楼梦》中并未实地描写金陵南京的任何景物，显然只是按照作者内心中积郁的“金陵情结”作如此处理的。何谓“金陵情结”？看了南朝时期“送春苦调”刘须溪的诗词和清初著名文人厉鹗对此的表述，就真相大白了。“三春去后诸芳尽”，何尝不是“送春苦调”？金陵“老宅子”的衰退以及金陵十二钗的毁灭，何尝不是“金陵情结”。所谓“送春苦调”和“金陵情结”，说到底就是亡国文人的遗民情结。大明王朝兴也金陵，亡也金陵，也就难怪《红楼梦》作者要袒露内心的“金陵情结”了。

（五）

按照以上分析，那么《红楼梦》真要成为一部“朱楼梦”了，即朱明王朝末世梦，南明末世王朝梦。不假，《红楼梦》中的确出现过“朱楼梦”的提法，就在薛宝琴说的“真真国女孩儿”诗中：“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朱楼梦”已是昨夜之梦，今宵作“水国吟”者，大概非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名将莫属，他们在“岛云蒸大海，峦气接丛林”中坚持抵抗，所以才要有“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民族意识。清代有的《红楼梦》抄本，竟然将“汉南”改为“满南”，说明这个抄手对这首诗的含义理解不错，比我们现在某些红学家仍在争论《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情绪，要高明多了。

清初初期，以表达怀旧心态和遗民情结为主旨，以南明时期秦淮八艳等名妓和江南才子之间的风流韵事为素材，创作各类文学作品的习气蔚然成风：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就是通过描写秦淮名妓李香君与江南名士侯方域的爱情故事，表现亡国破家之际遗民思想的。吴梅村的代表作《圆圆曲》，也是通过对秦淮名妓陈圆圆的描写，展示那个时代的苍凉画面的。雍正年间的作品《姑妄言》，通过瞽妓钱贵与名士钟情的爱情描写，以及对当时名士形象宦萼、贾文物、童自大的夸张刻画，也表达了同样的遗民情结。我们说《红楼梦》是小说化的水磨腔，故事化的梅村体，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是这样，在时代特征上也是这样。

“红楼”二字，在古典文学中有四层涵义，一是皇宫内院，二是寺庙宫观，三是风流场所，四是富室闺阁。我们现在见到的《红楼梦》小说，其“红楼”之梦应是富室闺阁之梦，应无膺言。但《红楼梦》的早期创作阶段，未必就没有其它三种涵义：作为“朱楼梦”，显然是吊明宫室之梦；作为表达遗民之梦的著作，出现寺庙宫观的虚无涵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作为描写名妓名士之梦的作品，也未必没有风流场所之涵义。《红楼梦》书中怡红院的“院”字很有意思，过去贵族府邸称“府”称“宅”称“邸”称“园”的尽多，但很少称“院”，倒是风流场所妓院却几乎全部称“院”，这就令人很难不与秦淮八艳所居之“南院”、“北院”，即与南京贡院隔河相望的“新院”、“旧院”联系起来。

红学界那些一本正经、一脸严肃的专家学者们不要因此而骂土默热，不要一说到妓院就认为亵渎了曹雪芹。因为土默热从来不认为乾隆中叶的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而把作者定位于清朝初期的江南才子洪昇，如果说亵渎也是亵渎洪昇，关曹雪芹屁事。可能有人要问：你既然说洪昇创作《红楼梦》的素材是洪氏家难、蕉园诗社和康熙南巡，那么怎么又扯到南明小朝廷上去了，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实在说，没什么自相矛盾的。南明小朝廷与《红楼梦》的其他创作素材乃是同一时期的故事，把“南明底色”作为当时的背景来写顺理成章。更何况任何小说都有一个创作过程，《红楼梦》创作晚期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早期未必就如此，不信你去仔细阅读分析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吊晴雯的《芙蓉诔》，乃至姐妹们“科头坐”、“抱膝吟”的诗，其中深深地留有妓女和名士的痕迹，就是明证。

洪昇早年有一首著名的诗，见《啸月楼集》：“晓陟南屏独振衣,丹霞出海露初唏。几声老鹳盘空落,无数征鸿背日飞。秋水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是洪昇在“南屏僧舍”读书期间所写的。表面上看，诗中所悲之“太子”，指从杭州南屏山看到的西湖滨之太子湾，所吊之“王妃”，指的也是从南屏山看到的西湖畔之黄妃塔，即后来的雷峰塔。诗中用典所取的这个“王妃”、“太子”故事，都是南朝时期的故事，所以诗人交代自己表达的乃是“南朝恨”。

但细思之，南北朝时期距离洪昇那个时代已是千年往事了，清初末世的洪昇，何以对早已是过眼云烟的南朝往事，无端发思古之幽情？洪昇出身的家族乃是前朝“赫赫扬扬已历百年”的著名望族，出生于“乙酉事变”那一年，正值清军下江南的兵荒马乱中，早年接受过强烈的遗民思想教育，家族和本人又遭受过清廷的无情打击。所以把他诗中所说的“南朝恨”，理解为大明“末世”之恨，“末世”南明之恨，不是很贴切么？他所悲吊的“太子”、“王妃”，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南明小朝廷时期出现的“真假太子”和“真假元妃”事件联系起来，与《红楼梦》固有的“送春苦调”和“金陵情结”联系起来，还不够发人深省么？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洪昇创作《红楼梦》早期，写的是一部“悲太子”、“吊王妃”，表达“南朝恨”的作品。书中故事是以江南名妓与名士之爱情纠葛为素材的，很可能取自于柳如是和他的名士情侣，这也是清朝初期文人们趋之若鹜的创作题材，作为青年才俊的洪昇，这样做有一万条理由。到了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遭遇《长生殿》案以后，时过境迁，星移物换，又转而从表现家族家难、姐妹命运和个人遭遇角度改写此书，遂有了今天的《红楼梦》。今天的《红楼梦》脱胎于表达“南朝恨”的旧《红楼梦》，因此书中还残存着“甄贾宝玉”等内容，还有《葬花词》似妓女诗、《芙蓉诔》似名士诔、姐妹诗似名士诗等问题。

土默热创立自己的红学体系的过程，大概与洪昇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差不多。洪昇早期写“南朝恨”，土默热也研究南明小朝廷；洪昇晚期放弃了“南朝恨”，转而写姐妹情，土默热也放弃了“南明底色论”，转而研究蕉园诗社。人们不知道后来洪昇是否对放弃的“南朝恨”情节难以割舍，反正今本《红楼梦》中保留的旧痕仍复不少。人们肯定知道土默热对《红楼梦》“南明底色”研究旧情难断，本文就是旧情复萌的最好证明。其实就是人为抛弃了“南明底色论”，土默热红学中“宁荣两府两朝廷”的痕迹也是抹不光的，就象《红楼梦》中的“南朝恨”痕迹抹不光一样。这么做是对是错，留待时间验证吧，历史是最权威的裁判。没有必要在最终验证之前，就抛之如敝屐，就是留着暂做“假古董”赏玩一番，也没什么不好，您说是么？

                                                       2009-5-3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