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我们应当如何直面土默热红学

                                       逄冠卿

我在一谈、二谈《我们应当如何直面土默热红学》两篇文章中，简要介绍了土默热教授对《红楼梦》小说创作真相与作品真谛、思想来源与文化传承、故事素材与人物原型的研究，论证了土默热红学相对于主流红学的优势所在，就是符合文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当今红学界不敢直面土默热红学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原因。对土默热红学的横空出世，红学家们完全没必要耿耿于怀，抱着天然敌意不能正确对待。与其说我们的红学家们不敢直面土默热红学，还不如说他们不敢直面扭曲混乱的曹雪芹作者身份，不敢直面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曹学学说，不敢直面曹雪芹与《红楼梦》之间的张冠李戴关系，说到底就是不敢直面自己那些“越研究越糊涂”的“反《红楼梦》”（俞平伯语）红学成果，不敢直面主流红学在土默热红学面前的尴尬虚弱处境。今天的《三谈我们应当如何直面土默热红学》，我主要是想谈一谈土默热红学对当今主流红学、亦即曹学的冲击，回答一下红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近年来中国红学会会长这个角色绝对不是个轻松的差事，大概也没有多少时间组织和指导《红楼梦》学术研究，而是整天忙于对不符合乃至危害曹学的红学新说“消毒”，甚至不惜血本组织起几次大规模的“群殴”斗争。从戴不凡到霍国玲再到刘心武，一次次向危及曹雪芹的新说发起反击，一次次为捍卫曹雪芹的名誉地位而战斗。其实以上三种学说都仅仅影响了曹雪芹的“光辉形象”而已，并不威胁曹雪芹的《红楼梦》作者地位。这次土默热红学的出笼则不同了，因为土默热教授将《红楼梦》的创作时间由乾隆盛世改变为清初顺康年间的末世；将《红楼梦》的创作地点从北京西山切换到花柳繁华的杭州三生石畔；将《红楼梦》的家族背景由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旗人家族还原为改朝换代后死而不僵的前明江南世族，这在客观上不仅否定了主流红学对《红楼梦》创作素材来源的全部附会，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雪芹作为《红楼梦》作者的任何可能性。毋庸讳言，土默热红学相对于曹学来讲，确实是“挖祖坟”之举，因为两种学说之间是冰火不同炉的的关系，最终结果只能是非此即彼你死我亡，没有任何通过和稀泥达成某种妥协并存于世的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曹学完全没必要怨天尤人，曹学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红楼梦》说得好：“篱牢犬不入”嘛！如果曹学能够自圆其说并自信满满，不在“反《红楼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怎么会给后来这些红学叛逆者以空隙可钻？土默热教授在构建自己的红学大厦的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对曹学的伪科学性质和曹雪芹的假作者身份进行了精到的剖析和鉴定。我当然是赞成并服膺土默热红学对《红楼梦》做出的全新解读的，但我当初并不赞成土默热教授把过多地精力用于对曹学的冲击上，不赞成土老师在曹雪芹问题上与红学家们直接交锋，并由此产生过多的学术纠葛；因为这要耗费许多宝贵的精力，遇到诸多无谓的烦恼。你编你的土默热红学篮子，不要着忙砸别人的饭碗；只要把自己学说的篮子编圆，尽量多往里面挖些菜，取得社会公认后，曹雪芹作者说便不攻自破，曹学也必然悄无声息地寿终正寝。事实证明我当初的这个想法是太天真了，毛老人家当年所说的“不破不立”还是有些道理的。从那么多红学专家匆忙跳出来，信誓旦旦地解释有关曹雪芹的“二十来条证据”，并攻击土默热教授“另立山头”、“掩耳盗铃”，甚至一厢情愿地宣扬土默热红学已经“破产”来看，扫帚不到，灰尘确实不会自己跑掉。土默热教授对曹学的冲击，某种程度上也是构建新的红学大厦的奠基礼，其研究内容也是土默热红学的必要和有机组成部分。

土默热红学对曹学的分析研究，除了集中表现在一些辩驳文章中以外，还散见于诸多关于《红楼梦》背景研究和素材研究的文章中。综合土默热教授对曹学的研究内容，其主要学术观点集中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曹雪芹与江宁织造家族的关系提出有力质疑。曹学之所以能够成“学”，关键在于曹雪芹同江宁织造曹氏家族的关系，因为胡适先生把曹雪芹“大胆假设”为《红楼梦》作者，其后的“小心求证”严格说并非是对曹雪芹本人生平事迹与《红楼梦》作品素材之间关系的求证，因为这方面的证据几乎为零；说到底曹学就是对江宁织造家族事迹与《红楼梦》故事吻合程度的求证。这中间显然存在一个环节上的缺失，即曹雪芹究竟是不是江宁织造家族的成员？如果曹雪芹确实出身这个曹氏家族，这种由后者取代前者的求证可以成立，如果曹雪芹之曹并非江宁织造之曹，那么这种取代求证就是张冠李戴，由此建立的曹学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沙上建塔！

土默热教授在这方面研究的视角是独特的，他不仅吸收了前人对《红楼梦》书中诅咒东府“除了门前石头狮子没一处干净”的分析，认为曹雪芹如此抹黑曹氏家族毋乃过甚，还从《红楼梦》书中的遣词用语与封建文人文字避讳的对比上，详细分析了曹雪芹作为江宁织造家族成员之不可能性。土默热教授认为，如果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那么这个曹雪芹似乎与江宁织造曹氏家族似有着深仇大恨。曹学认为曹雪芹的曾祖父是曹玺，曹玺又被顺治皇帝改名曹尔玉，《红楼梦》中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红玉、茗玉，“人人都像得了玉的济似的”，这在讲究国讳家讳的封建时代，完全是不可能的。曹学认为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并认为《红楼梦》书中避讳寅字，其实《红楼梦》书中根本就不避寅字讳，贾宝玉与薛蟠等人挟妓饮酒，薛蟠就曾以粗口嘲弄唐寅果银。曹学认为曹雪芹的祖母姓孙，并且是康熙帝的保姆，康熙帝曾为其题写“萱瑞堂”，可是《红楼梦》书中最痛恨的“中山狼”居然就姓孙名绍祖，最龌龊的因正照风月鉴遗精而死者就姓贾名瑞。曹学认为曹雪芹的母亲姓马，而《红楼梦》中最坏的女人就是“魇魔”宝玉、凤姐的马道婆。曹学认为曹寅的长子名叫“珍儿”，《红楼梦》中那个与儿媳不清不白的男人就叫贾珍。就连曹雪芹自己，也同《红楼梦》中欺男霸女的贾芹挂上了号。另外，曹雪芹与其祖父曹雪樵并列取名也似乎不妥。中国汉字多矣，姓氏亦多矣，如果是曹雪芹是江宁织造家族后裔，那么他写《红楼梦》，选择什么字词不可以，为什么偏偏要把自己三代直系血亲骂了个遍？不要说触犯避讳之规矩，就是普通常理也不符合嘛！凡此种种，其实都给曹学制造了一个两难选择：如果红学家们说的这个曹雪芹是江宁织造家族后代，那么他就不应当是《红楼梦》作者；如果说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那么他就不应当是江宁织造家族后代。而曹学以往对《红楼梦》的全部解释，都是按照江宁织造家族的事迹附会的，面对土默热教授的责难，又将怎样突破这个二律背反的怪圈而自圆其说呢？

土默热教授对曹学研究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是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披阅增删”者地位做出有力证实。土默热教授否定曹雪芹与江宁织造家族的关系，但并非完全否定乾隆中期的北京有曹雪芹这么个人，也不否定他曾经“披阅增删”了一部《红楼梦》。土默热教授认为，曹学关于乾隆中晚期袁枚、永忠、明义等人著作中关于曹雪芹曾亲手拿出《红楼梦》书稿在小范围传阅的记载是不能否定的，但曹学对这一组证据的解释则是扭曲的和错误的。明义的二十首题红诗，清楚地证明曹雪芹拿出的《红楼梦》并非今本八十回《石头记》，也不是程高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而是一部篇幅短小、内容单一、首尾完整的作品，是与今本《红楼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另一部小说。土默热教授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明义本《红楼梦》为今本小说的“初稿”，二是明义本《红楼梦》为今本小说的“删改稿”。过去曹学一致用“初稿论”加以解释，这本身就是想当然的产物，是根本说不通的，因为任何作家在已经有了成熟作品的晚年，在甲戌本《石头记》早已问世传抄的情况下，都不会在临终前把自己二十多年前的初稿翻腾出来，拿给别人传阅欣赏；明义本《红楼梦》中已经有了“快绿怡红”等名称，说明书中有了大观园，而对《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全部研究，都证明大观园是创作中晚成的内容。因此，明义等人看到的曹雪芹《红楼梦》，绝无可能是今本《红楼梦》的初稿，只能是今本《红楼梦》的“删改稿”，这与《红楼梦》书中关于曹雪芹曾经对本书“批阅增删”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今本《红楼梦》楔子中曾记载曹雪芹对“石兄”创作的《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金陵十二钗》。”土默热教授认为，如果曹雪芹是今本《红楼梦》的作者，那么他十年五次反复修改本书，都截止于八十回残稿是说不通的；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在创作后期再编篡目录章回，那么以前他是怎样写成的？写了百万字文稿连个章回也不分吗？这也是完全不符合创作实践需要的。曹雪芹只有作为《红楼梦》的“披阅增删”者，十年五次增删润色，重编目录章回才有可能。因此，曹雪芹“披阅增删”后形成的那部《红楼梦》，应该就是今本《红楼梦》书中记载的那部《金陵十二钗》。根据永忠、明义等人关于“惜此书未传”的记载，曹雪芹的这部《红楼梦》当时传播的范围就不大，后来就完全失传了。土默热教授还对清朝后期我国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翻译的曹雪芹《红楼梦》两回残本进行了考证，证明了这是一部在今本《红楼梦》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又与今本《红楼梦》内容有重大区别的，并具有大量色情内容描写的别样《红楼梦》。土默热教授通过这些考证辨析得出的结论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但却是金声玉振、无可辩驳的：此《红楼》并非彼《红楼》，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两部《红楼梦》！今本《红楼梦》是曹雪芹披阅增删的底本，曹雪芹《红楼梦》是今本的删改本；曹雪芹《红楼梦》由于内容单一且有色情描写，文学价值并不高，不久就失传了。后人却根据袁枚、明义、永忠的记载，把曹雪芹误作今本《红楼梦》的作者，并由此诞生了一门“曹学”；因此，曹学乃是一门张冠李戴——严格说是“石冠红戴”——的伪学说！

比较一下土默热红学和主流红学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你会发现，在这方面土默热并没有发现和采用任何新材料，与曹学使用的是同一套证据体系。有意思的是，根据同一组证据，主流红学与土默热红学，竟然做出截然相反、泾渭分明、无法兼容的两种结论，这种情况在整个学术史上也不多见。两种结论究竟谁成立谁不成立？同一组证据背后结论相反的原因何在？这是每个涉足红坛之人都不能不深思的。任何不抱偏见、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可以明眼看出：土默热红学的解释不仅与《红楼梦》书中的记载一致，也与明义等人的记载一致，是用材料说话，据事实推理，从而形成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结论；而曹学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立论之基，就是从“大胆假设”入手，曲解证据、阉割材料，逆事实做出的扭曲推论。本来，明义、永忠诗中题咏的《红楼梦》，并非今本《红楼梦》，却被红学家们用“初稿论”擅加曲解，并希图由此坐实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本来《红楼梦》书中就明确记载“石兄”原创，空空道人传抄，东鲁孔梅溪、吴玉峰等题名，曹雪芹“披阅增删”，就因为胡适的一句“故弄狡狯”，把后来的曹雪芹颠倒为作者，把原有的其他人都说成子虚乌有。胡适先生对曹雪芹证有的同时，对石兄等人并未证无，这在学术上也是不成立的考证。其中之是非曲直，何待多论！

土默热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所谓曹学存在着三大方面致命伤：一是学术上的投机性：主要表现为对证据选择性采信，随意扭曲证据为我所用的学术投机方法。红学家们反驳土默热红学，往往说他无视关于曹雪芹的“二十来条证据”（周思源语），要他先推翻曹雪芹再研究洪昇。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多么无理和霸道，土默热何尝“无视”这二十来条证据？而是非常重视，认真研究，不过得出的结论与曹学截然相反而已。红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所谓 “二十来条证据”中，敦诚、敦敏兄弟与宜泉的诗，记载的都是北京某个名叫曹雪芹并具有魏晋风度的人，根本就不涉及《红楼梦》，应属无效证据；既涉及《红楼梦》又涉及曹雪芹的有效证据，只有袁枚、明义、永忠的记载和裕瑞《枣窗闲笔》的记载。如前所述，袁枚等人记载的曹雪芹拿出来的是一本完整的简本《红楼梦》，裕瑞的记载本来就说曹雪芹是在前人作品基础上，夹杂自己家事迹改编的《红楼梦》。这两组有效证据都只能支持土默热教授的结论，而不能支持曹学的“大胆假设”。至于乾隆以后文人评点阅读时关于曹雪芹的某些提法，不过是在袁枚、明义、永忠记载的基础上，不辨曾存在两部《红楼梦》的误会而已，也没有证据效力。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笼之前，学界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作品的说法并不止“二十来条”，却被主流红学家“无视”了。

二是逻辑上的混乱性：主要表现在对脂砚斋研究的无能和逻辑混乱上。红学家们根据曹雪芹的生存年代，推断脂砚斋也是乾隆中叶的人，是曹雪芹身边的人，有人说他是曹雪芹的父亲，有人说她是曹雪芹的妻子，还有人干脆把她说成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前两年我们拍的两部影响很大的电视剧，居然就是按这个说法拍成的，简直令人喷饭！红学家们还制造了曹雪芹贫居北京西山茅棚中创作《红楼梦》，身边围绕着敦氏兄弟等宗亲与脂砚斋、畸笏叟等评点者两个小圈子的荒诞神话。这两个小圈子都同曹雪芹保持长时期亲密接触，但互相之间均不认识，从来不通声气，老死不相往来，形同近现代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这在曹雪芹那个时代，简直比天方夜谭还要玄虚，说明红学家们思维逻辑上的混乱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土默热教授指出，脂砚斋如果是乾隆时代的人，为什么在批语中提及的所有作家作品，如吕熊和《女仙外史》、褚人获和《坚瓠集》，都是顺治康熙时代的文人和作品？脂批如果是乾隆时代的批语，为什么要把顺治康熙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称为“近日”、“近时”之小说？显然这个脂砚斋乃是顺治康熙时代的文人，也说明在那个时期《红楼梦》就已经问世了，这与乾隆时代的曹雪芹何干？红学家们不去研究书中这些直接证据，而是戴着曹雪芹有色眼镜反推脂砚斋，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有违学术规范的。

三是目的上的政治性：主要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盛行，阶级斗争学说色彩浓厚。土默热教授认为，红学家们大胆假设了一个《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随后又运用“曹贾互证”伪科学手法，繁琐考证曹雪芹的生存年代和生活环境，但在这个曹雪芹的身上以及周边，乃至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却完全找不到《红楼梦》小说的思想来源和文化传承。在无法自圆其说的基础上，于是便开始了对曹雪芹的“造神运动”，把曹雪芹描绘为观念“超前”的思想家，“反潮流”的革命家，无所不能的“超天才”，无中生有的“诗人”和“文学家”。红学家们给曹雪芹戴上的一顶顶桂冠，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限拔高，阶级斗争学说的上纲上线。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固然与假设错了《红楼梦》作者有关，与采用“曹贾互证”的伪科学方法有关，但也与五十年代批胡适、俞平伯运动以及七十年代文革“评红运动”不无关系。今天红学界的很多基本论调和基本做法，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色彩很浓，深深地打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印记，打着为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服务的印记，深深地保留着当年“批儒评法”、“评《水浒》”、“评《红》”等貌似学术实则政治的“文学运动”风格。严格说，这并非正常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居然能够保留到今天，也是异数。

通过对土默热红学和曹学的比较，你会发现一个很严酷的现实，就是曹学关于曹雪芹的全部研究结论，土默热可以根据曹学使用的相同证据全部加以否定；而土默热关于曹雪芹的全部结论，曹学却一条也解释不清，或者说一条也否定不了。红学家们对土默热教授关于曹雪芹研究的态度，目前基本上处在一种无可奈何心态支配下的两种极端：要么就是采用人身攻击等非学术的手段，以无赖的态度加以辱骂和恐吓；要么就是采用鸵鸟政策，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置若罔闻。这两种态度的背后，都是一样的无奈心境。顶礼膜拜了百年的曹雪芹神话，竟然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那么容易破灭；百年红学巍巍大厦之基，原来竟是这么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红学家们面对曹学破产的窘境，竟然只会凭感情喊口号、不会摆事实讲道理，除了辱骂和恐吓之外束手无策！这个结果既令人震撼，也令人滑稽，更令人悲哀；震撼其无能，滑稽其无赖，悲哀其无奈。实话说，自从土默热对曹雪芹《红楼梦》作者身份加以否定的说法出笼以后，曹学诸公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一篇像模像样的反驳文章，足以证明其内心之虚弱。否则，有那么庞大的队伍，手里又掌握着媒体工具，除了发出几声不痛不痒的答记者问之外，为什么一篇学术辩驳上的文章也见不到？

说到媒体，不能不提到红学界号称最权威的《红楼梦学刊》，这是中国红学会的喉舌。多年来一直实行一面倒的办刊原则，只允许刊登研究并赞颂曹雪芹的文章，从不允许不同意见见诸刊物版面。土默热红学问世以来，网络上的讨论如火如荼，书报市场上也红红火火，可是在《红楼梦学刊》上却长期不置一词、无影无踪，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依旧不厌其烦地继续重复那些早已为土默热教授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观点和内容。如果在土默热红学出笼之前，谎言重复一百遍似乎还有变成真理的希望；那么在土默热红学问世之后，谎言再重复一万遍也只能是谎言。如果是正常的学术刊物，应当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学术文章同时出现在版面上，鼓励竞争，鼓励争鸣。封锁压制不同意见，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自己早已被证明为谬误的东西，实在不是一个现代化刊物所应持的科学态度。实在说，一份历史悠久的正规学刊，长期执意压制不同意见，这么做本身就有违双百方针，有操控舆论为现实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革遗风。作为一份全国性学刊，为某一学派长期把持，人为压制学术分歧，制造舆论一律，亦非学术繁荣之幸。把持这份学刊的组织，恐怕也有党同伐异的帮会组织之嫌。如果不承认自己排斥异己，那么就请学刊出面，组织一场学术辩论会，由土默热教授与红学会派出的最权威代表，就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问题，举行一次学术辩论会，面对面进行一次直接交锋，然后学刊原汁原味地刊登双方的辩论发言，使真相客观全面地公诸于世——恐怕学刊编辑部兖兖诸公没这个雅量吧？

其实举办这样的辩论会实际意义并不大，此时无声胜有声，越是刻意掩饰，就越说明土默热红学的强大，越说明主流红学的虚弱。另外，土默热红学和主流红学的最大分歧，也并不在曹雪芹与洪昇两个作者身上，而在于对《红楼梦》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的分析判断上，换句话说，《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时期的作品？反映的是什么时代的思想？传播的是什么背景的文化？这才是土默热红学与曹学的根本差异所在。这个问题我在一谈、二谈《直面土默热红学》文章中已经说明了，这里无需过多重复。贾宝玉奇谈怪论是曹雪芹“天才”脑袋制造的“超前思想”么？《红楼梦》的“情本文化”是修《四库全书》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么？红学家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这些红学的根本问题，只斤斤计较于曹雪芹身上的一些鸡毛蒜皮问题。就好像一个人走路，只顾低头盯着脚底下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却从来没有抬头看看寥廓的天空、辨别一下东西南北一样，这样继续走下去，不南辕北辙才怪呢！这个问题涉及到对《红楼梦》思想内容能否正确理解领会这个红学根本，涉及到《红楼梦》越说越坏还是越说越好的红学宗旨。请认真读一读土默热红学吧，那固然是曹学的“敌人”，却是《红楼梦》的朋友！我们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红楼梦》越研究越好，还是为了帮曹学越解释越坏，这还有选择的余地么？

                                               2009年4月2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