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魁夷在创作京都系列的时候，特地赶到圆山去看霄樱，他写道：“花儿行将凋谢时才显出其生命的光辉。倘使花儿永不凋谢，我们也永存于地球上，那么两者的邂逅就不会引起什么感动了吧。”他笔下的霄樱幽玄异常，充满了冷漠的静观之美，人类静观霄樱之花开花落，而霄樱静观人类之生老病死，日本人的美学与死亡唇 齿相依，死亡代表着终极的、凄绝的美。作为日本文化之源的唐人，多少或可理解这种悲壮扭曲的美学观，而欧洲人所见，东洋的美，大约只是闹纷纷的樱花，与歌舞伎神秘的妆面。

    深受小津安二郎影响的德国女导演桃丽丝·多利（Doris Dorrie）将《东京物语》的故事搬到巴伐利亚乡下，老妻得知自己的丈夫已到癌症晚期，她没有告诉他，而是带着他去柏林同儿女一起生活，可是儿女们冷漠而忙碌，忧心忡忡的妻子更是先一步离开人世。老人决定独自去日本完成老妻的心愿——在富士山下跳她最喜欢的日本舞。

    小津安二郎的镜头是黑白的、钝缓的，甚至如一泓逐渐凝固的死水，而桃丽丝所讲的故事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色彩缤纷，娓娓动人。《樱花》代表了一个德国人对日本文化最深的探索，可惜，她的理解也止步于此。德国的文艺作品普遍带有一股源于民族性的沉重与深邃，却苦于无法表达柔软的情愫，比如亲情、爱情、泯然于 记忆深处的温情。。。桃丽丝成功地用异国风情掩饰了情感达上的刻板、笨拙，可是当观众为富士山下跳向死亡的日本舞击掌叫好的时候，她也失去了德国导演特有的深度，她的花开地就像被风托起来一般浮浅。


    日本歌舞伎中有一出《娘道成寺》，堪称独特的戏剧美的典型，然而海外巡演的时候，外国观众最不喜欢就是这出。根据翻译后的剧情简介，旦角应该会变成蛇，所有外国观众都在等她变蛇，舞者褪去好几层衣服、形体与造型不断变换、舞蹈细腻、辗转癫狂。。。外国观众说：蛇呢？怎么还不变？桃丽丝本想以东方美学阐述西 方人的亲情观，最后却变成以西方人的审美观，让她手下的故事华丽变了身。反观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平淡的故事、平淡的叙事手法，却在观众心头压上一块大石，那是哭不出来的眼泪、痛苦的人生共鸣，这股陌生的情感真是美地令人毛骨悚然。

    与杰作的邂逅就像看见霄樱在清澈的月色下凋落，所幸我们并不是时时有这样的机会，也就有足够的开怀去面对平淡却感动我们至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