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每个人都曾经是一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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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说过,人的不幸首先来自他曾经是一名儿童。确实,大部分人所作的这些不幸的选择只能由这个理由来解释,即因为他们从童年起就逐步改自己。儿童处境的特点,就是他被抛向一个他并没有致力于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绝对物,他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在他的眼里,词语、风俗、价值观等都是一些既成的事实,就像天空和树林一样不可抗拒;这就是说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严肃的世界,因为严肃精神的根本含义就是把价值观当作完全现成的事情。 在他儿童的圈子里,他觉得他可以尽情追求,在快乐中达到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但他是在从容不迫中完成这个经历的,这恰恰是因为向他的主观性开放的这个领域,在他自己的眼中显得无关紧要,这是儿童的领域,他很幸运在这个领域中不用负任何责任。真正的世界,那就是成人的世界,在成人的世界中,儿童只能遵守和服从;他天真地成为他人的海市蜃楼的牺牲者。 他相信父母和老师的存在:把他们当作神灵来尊敬,而父母师长却无法成为神灵,他们只好满足于向神灵借取一件外衣,去哄骗儿童那天真的眼睛:奖赏、惩罚、奖品、赞誉或谩骂,都向儿童注入一种信念,即世上存在着善良、邪恶、自身的目标等,就像存在着太阳和月亮一样。在这个充满确定和充实之物的世界中,儿童会认为他自己也以确定和充实的方法存在着:他要么是个乖孩子,要么是个捣蛋鬼,而且乐在其中。倘若在儿童隐秘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否认这个信念,他会将这个缺陷隐藏起来;他会自我安慰,把这种不坚定性归咎于年幼无知,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将来他也会成为伟大而庄严的人物。
有这样一些生灵,他们的整个生命就在儿童世界中流逝,因为他们被保持在一种受奴役和无知的状态中,他们没有掌握任何办法,去打破架在他们头顶上的顶板。他们可以像儿童那样去行使自己的自由,但只能在那个在他们之前和没有他们时就已形成的世界中行使这个自由。例如奴隶,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身被奴役的状况时,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南方种植园主把黑人看作“大孩子”,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黑人顺从地忍受他们的家长式统治;情况是他们遵守白人世界的规矩,所以黑人的处境与儿童的处境完全一样。
在许多文明中,这种处境也是女人的处境,她们只能忍受男人所创建的法律、神灵、习俗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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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日的西方国家中,还有很多的女人,即那些还没有在工作中学习使用自由的女人,她们仍然处在男人阴影的庇护下;她们对丈夫或情人所认可的意见和价值观言听计从,这使得她们发展了一些儿童的素质,一些禁止成人拥有的素质,因为她们依托在一种不负责任的情感上。人们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常常显得很有魅力,非常优雅,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具有令人感慨的真实性,那是因为它像儿童的游戏那样,表现为生存的一种无动机和纯粹的爱好,它是严肃的缺失。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无忧无虑,这种欢乐,这些诱人的发明却导致了一种深层的与男人世界的同谋关系,而女人们又似乎只用亲切的态度去抗议这个男人世界。对这种情况感到惊讶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旦庇护她们的大厦似乎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些敏感、天真而又轻率的女人,便表现得比她们的主人更为激烈、更为顽强,甚至更加疯狂或更加残忍。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与真正的儿童之间存在的差别:对儿童来说,处境是强加的,而女人(我指的是今日的西方女人)则选择了这种处境,或者说她至少认可了这种处境。 十八世纪的黑奴,被关在闺阁深处的穆斯林女人,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反抗这种压迫他们的文明,就连在脑子里想一想,或对此感到惊讶或生气都不可能。他们的行为只能在这个既成现实中加以定义和评判。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即在女人的处境中,就像在所有受限制的人类处境中那样,她们认识到一种对自身自由的完全肯定。但是一旦某种解放显得有可能时,不去利用这种可能性就是对自由的一种放弃,这种放弃将导致恶意行为,成为一种积极的错误。 这种不幸还有另外一面。道德的选择是自由的,因此也是不可预见的;儿童身上并不包含那个他将要成为的成年人;然而,人总是从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去决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在他自我造就的性格中,在作为其关联项的世界中,他从其道德态度中汲取动机。
这个性格,这个世界,儿童渐渐构建了它们,却没有预见到它们的发展趋势;他还不知道这个自由的令人担忧的面孔,他木然地行使着这个自由,心安理得地沉迷于任性、欢笑、眼泪和愤怒,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明天,也没有危险,然而,这些东西都会在他周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最初选择的悲剧,就是它通过每时每刻的行动去实现整个生活,就是它无理由地去实现,以任何理由去实现,这是因为这个自由在那里仅仅以偶然性的形象出现;这个偶然性不禁让人回想起加尔文学说中上帝赐给人类的恩泽的任意性。这里也有一种宿命,这个宿命不是来自外部的暴政,而是来自主体自身的行动。问题是我们会这么想,即人求助于自身总是可能的事;相对于不能被拯救而言,不会有比这更为不幸的选择。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存在的缺失,将自身投入这个世界中;通过这个举动,他致力于为存在赋予人类的意义,并且揭示这个存在;一无所有者有时也能在这个活动中感受到生存的欢乐:他会将自身的生存表现为一种幸福,将世界作为欢乐的源泉。
但是,要使自己存在缺失的方面多一些或少一些,深一些或浅一些,丰富一些或贫乏一些,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人们所说的活力、敏感性、聪明才智等并不是现成的素质,而是自我投入世界和揭示存在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理能力投入世界的,但身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事实,它表达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身体本身就是同情或厌恶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并不决定任何的行为:只有通过自由的慷慨才能得到活力,聪明才智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意志,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能使自己的语言和行为适应于他的能力,那他永远也不会愚蠢,而敏感无非就是对世界和自身非常关注的在场。 如果我们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等级,那就得把那些最缺乏这种活泼热情的人摆到级别的最底层:即《福音书》中所说的温水一样的人。生存,就是让自己的存在缺失,就是自我投入到世界中。那些全力控制这个原始运动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下等人;这些人虽然有眼睛和耳朵,但是他们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双眼无珠,双耳失聪,既无爱情,也无欲望。这种冷漠在生存面前,在它带来的风险和张力面前,显示出一种根本的恐惧;下等人拒绝这种“激情”,即他的人的状况,他拒绝由撕心裂肺和失败构成的冲动,拒绝这个面向存在的冲动,而这个存在总是缺乏目的。
普鲁斯特曾经惊讶地发现,一位著名的医生,一位知名的教授,在他们的专业之外,常常表现得缺乏敏感、智慧和人道:这是因为,当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就只剩下纯粹的技术;在他们的技术不起作用的领域里,或者当他们认同最常见的价值观时,或者他们以逃避的形式自我实现时,情况就是这样。严肃的人固执地将他的超验淹没在客体中,而这个客体却阻挡着地平线,锁住了天空;剩下的世界成了一个无面孔的荒漠。
在许多文明中,这种处境也是女人的处境,她们只能忍受男人所创建的法律、神灵、习俗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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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今日的西方国家中,还有很多的女人,即那些还没有在工作中学习使用自由的女人,她们仍然处在男人阴影的庇护下;她们对丈夫或情人所认可的意见和价值观言听计从,这使得她们发展了一些儿童的素质,一些禁止成人拥有的素质,因为她们依托在一种不负责任的情感上。人们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常常显得很有魅力,非常优雅,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具有令人感慨的真实性,那是因为它像儿童的游戏那样,表现为生存的一种无动机和纯粹的爱好,它是严肃的缺失。
这个性格,这个世界,儿童渐渐构建了它们,却没有预见到它们的发展趋势;他还不知道这个自由的令人担忧的面孔,他木然地行使着这个自由,心安理得地沉迷于任性、欢笑、眼泪和愤怒,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明天,也没有危险,然而,这些东西都会在他周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最初选择的悲剧,就是它通过每时每刻的行动去实现整个生活,就是它无理由地去实现,以任何理由去实现,这是因为这个自由在那里仅仅以偶然性的形象出现;这个偶然性不禁让人回想起加尔文学说中上帝赐给人类的恩泽的任意性。这里也有一种宿命,这个宿命不是来自外部的暴政,而是来自主体自身的行动。问题是我们会这么想,即人求助于自身总是可能的事;相对于不能被拯救而言,不会有比这更为不幸的选择。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存在的缺失,将自身投入这个世界中;通过这个举动,他致力于为存在赋予人类的意义,并且揭示这个存在;一无所有者有时也能在这个活动中感受到生存的欢乐:他会将自身的生存表现为一种幸福,将世界作为欢乐的源泉。
但是,要使自己存在缺失的方面多一些或少一些,深一些或浅一些,丰富一些或贫乏一些,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人们所说的活力、敏感性、聪明才智等并不是现成的素质,而是自我投入世界和揭示存在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理能力投入世界的,但身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事实,它表达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身体本身就是同情或厌恶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并不决定任何的行为:只有通过自由的慷慨才能得到活力,聪明才智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意志,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能使自己的语言和行为适应于他的能力,那他永远也不会愚蠢,而敏感无非就是对世界和自身非常关注的在场。
普鲁斯特曾经惊讶地发现,一位著名的医生,一位知名的教授,在他们的专业之外,常常表现得缺乏敏感、智慧和人道:这是因为,当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就只剩下纯粹的技术;在他们的技术不起作用的领域里,或者当他们认同最常见的价值观时,或者他们以逃避的形式自我实现时,情况就是这样。严肃的人固执地将他的超验淹没在客体中,而这个客体却阻挡着地平线,锁住了天空;剩下的世界成了一个无面孔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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