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父故城 ，为秦汉之际的古城遗址。
      亢父故城遗址，原在古泗水河/旧运河故道西岸，南北两条古河道交叉处的一片地势并非高亢的地带上，两千米东侧即是为一望无际的微山湖的南阳湖水域。
     《方舆纪要 兖州》载“亢父城在州南五十里。” 《水经注》载“黄水东经任城郡之亢父县故城西，城在州南王莽曰顺父。”
   
      亢父，是古代东夷族亢父部落的住地，是最早的风姓古国之一。亢父远在三皇五帝时期即系唐虞氏故国，有仍氏繁衍生息之地。夏、商时期为仍国，周王朝时期封夏后氏至此为任国、邿国。

        古代战略先要之地

       亢父之地的地势十分狭峻险要，古代即为战略要地，古代有数次战役在此发生。
       从军事地理上观察，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与泰山余脉的梁父山紧夹东西之道，至称阴阳。在战国时期，齐国在其地居高临下建有亢父城，为重要的军事重镇。所以在南荣氏所撰著的典籍《遁甲 开山图》中曾描述其境：“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
      亢父在西南，梁父在东北，二者皆为险地。亢父之险在于沼淖，梁父在之险在于险峻。
      梁父山，坐落在徂徕山东南麓，山势峭拔险峻。因山巅刻经巨石状如坐佛，故又称“映佛山”。孔子登梁父，作《邱陵歌》喻推行仁道的艰难。东汉张衡以《梁父吟》喻仕途险恶，梁父山南麓有汉武帝东封时所置的梁父县。汉梁父故城今名古城村，尚残存北部城垣。


      亢父本近于低洼之地，为道路多艰险泥泞，少有宽阔的通途。故《战国策 齐策》载纵横家苏秦在谈论亢父之地时对齐宣王田辟疆说“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至闱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

《史记 项羽本纪》载“二世二年，项梁引军攻亢父。”秦末二世时，楚国起义将领项梁，在薛县会议后，率军向西北在亢父城与秦军进行过战役。

《史记 高祖本纪》载“沛公自薛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汉书 高祖纪》还载“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   高祖刘邦自从在薛县带兵击杀泗川守壮后，便回军路过亢父，至方与。驻扎休整了几个月，便在七月雨淋淋季节在亢父城与秦军作过一战。又与项梁一道带兵攻打东阿，围困田荣齐军的秦将章邯，把秦军打败，解救了东阿。

《后汉书》载，后汉初，“光武征庞萌，自将轻兵驰赴亢父。”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庞萌围桃城（今济宁市北） ，刘秀从蒙县（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率兵驰援亢父，百官请留宿，刘秀不从，“复行十里”至任城。（两汉时的任城县故址在今济宁市南二十公里左右的仲家浅附近，不在今济宁市任城路。）

亢父古城的历史

       依据《兖州府志》、《济宁直隶州志》、《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中国古今地名辞典》、《山东古地名辞典》、《任城区志》、《运河名城 济宁》等资料载：

       西周春秋初，亢父地属任国，实为鲁国附庸之地。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亢父邑属齐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齐国亢父旧邑，置亢父县，属薛郡。
       西汉时期，亢父县，属东平国。

       公元九年，“新”时，王莽认为“亢父”有“抗父”音，背儒“君臣父子”之伦，遂擅改“抗父”为“顺父”。顺父县，属有盐郡。

       东汉时期初，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刘秀封功臣皆为列侯，功勋刘隆封“亢父侯”，复亢父，邑为侯国。两年后，刘隆被任命为诛虏将军，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被任命为南郡太守，两年后(37)，改封为竟陵侯。亢父侯国除，复为县。（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刘隆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刘隆和刘秀同一年过世。）
           东汉章帝元和年间 亢父县，改属任城国。

       三国时期 魏文帝黄初年间 亢父县，属任城郡。
       两晋时期 晋武帝咸宁年间 亢父县，复属任城国。
      （东晋末至南北朝初混乱割据期间，任城，时为郡时为县。）

       南北朝时期
       南朝 宋武帝永初年间   任城县省，并入亢父县，属高平郡。
       北朝  北魏孝文帝神龟年间   任城县复出（县治迁今济宁市任城路），与亢父县并存，属任城郡。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公元556年)，亢父县省，入任城县。

       从此其地在行政建制上只称“任城”，不再称“亢父”，亢父故城逐渐沦为村落或荒野。后任城更名为济宁。


　　传亢父为亢姓发源地。亢父地区的住民与齐国驻军中，皆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亢父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亢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亢氏正宗。

      亢父故城遗址 考古概况

    故城遗址， 今位于济宁市中区南部的喻屯镇城南张村北附近（原任城区喻屯乡，今为市中区喻屯镇） ，整体呈现边长约1200米的正方形。
    微山县鲁桥镇湾子村处于古城正中心；城南偏西紧临市中区喻屯镇城南张村，原村小学即是在城西南角之上，该村东北约500米处的河湾内隅，张桥村西北500米处，即是古城的东南角；城后村南300米处的故河道南岸为古城东北角；顺河村东南1000米处，即是城址西北角；

      故城遗址所处于黄泛冲击地带，泥沙土层厚实，城垣痕迹依稀可见，西、南、北三面尚有护城河城河遗迹，地势低洼，水资源丰沛，故城屡为水田覆盖。
       其文化层距地表约1.5米-2米，不少地方露出地面，遗物有板瓦、盆、罐口沿等，1980年采集到完整的汉代器物罐、杯各一只，且发现的其他破碎陶器众多。
       亢父故城遗址，1985年公布为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亢父故城 遗存状况

      故城遗址，地面上城垣近无，但城址痕迹尚依稀可辨，西南城角较为明显。古城的四周轮廓，无论是通过卫星地图高空鸟瞰，还是实地考察，都可以辨识清楚。



古城城墙
      古城城墙，系为夯土版筑。城的四面城墙的城基遗存具体情况，各有不同，比较突出的地方为南城墙：
      南城墙 西部残留0.5米左右的高度，宽度达30米许，向东笔直的延伸至一个仍有潴水的河湾处，东半部除了在地面上稍有残迹外，并不甚明显。在城前西部突出地面的城墙南北断截面上，通过刮削，可以清晰的看出15-20厘米厚的夯土层，甚至于还可发现直筒似的鼠洞般的版筑绳眼。虽然古城历经两三千年之久，但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西南城角的高度仍然残留大五六米高，呈直角向东/北两向伸延， 后来城前张村在此开挖两座砖瓦窑而把古城土方烧用殆尽。自西向东沿着城墙中部，现渐渐的形成一条小径。

    根据城墙上散布的和墙体垂截面上所镶嵌的砖瓦残片，多有战国末期和汉代的典型绳纹筒瓦，及生活用品粗厚青黑色残片。但是春秋之前的夏商之际的陶器残片偶有发现，但不多。可以断定古城建筑在汉代时期，或者稍早至战国末期及至短短的一秦之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或早，又在已经铲平的城角上建造了一所小学，2009年秋因小学合并而废弃。
    “亢父故城遗址保护碑”   即立在校门口外西侧附近，今已撂倒面下。背面上铭寥寥几字，似无无言之论“故城遗址保护范围，东西1500米，南北1500米。”
     
    东城墙 在城南张村以东五六百米处的河湾内隅，地面上有残存遗迹，略高于两侧，宽度也达30余米，向北延伸至西北东南的古河道处南岸，附近低洼积水处之处杂苇丛生。
    北城墙   北城墙因为过去整田，修河用土已经完全摊平，甚至于呈现高低不平的景象，而辨识不清。但是北城墙也略有迹象，两边稍有低洼，芜草纷长，容易积水由东城墙的最北端垂直西折，至南北的乡村路附近。
    西城墙 就是在南北的乡村路下，原是一条夏雨就是泥泞时令小路。两侧的地势低，人择高而走，城墙高也就成了路，“其实世界本无路，走的人多了，自然成了路。”最近几年，已经修成硬化路面前。

   城壕/城隍
     古城四面城墙的两侧内城壕，以及外城壕（城隍），也即护城河，皆是或多或少的可以辨识，低洼明显，只是在地面上显现的宽度不一，20米-30米不等。唯有个别的地方完全整平，已经模糊不清了。东、西护城河与古城前后的两条古河道相连，南北护城河原来就可能是借助古河道。 （今河道的位置相对于原先的位置，或稍有滚挪。）两条古河道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相对流来，从城址东墙南北两端切过向东流入泗水故道/旧漕运河。（此段“旧漕运河”，为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到至正元年[1341年]之间所开挖的北起临清南，经南阳至沽头的一段。近二百多年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在相对元代漕运河的位置，东移十至十五华里，在北起南阳，经夏镇，南至留城开新漕运河，旧漕河遂废。按现在南阳湖的位置而言，旧漕河在湖西，新漕河在湖东。资料来源：《山东运河备览》.《运河纪略》.《元史河渠志》）




   城内中心 古代建筑群
古城正中间有一个很小的村子，约四十余户，二百余口人的自然村，乡亲自称为“河湾村”，附近另有数处同名“河湾村”，市地名委员会为别其他，更为“湾子村”。

    亢父古城所在地本为任城区，今划为市中区境内。而城中的“湾子村”却并不是任城区的，却是属于微山县北部乡镇-鲁桥镇。或者说鲁桥镇“湾子村”处在济宁市中区内，何因？

    原来“湾子村”并不在此处，而是原在东侧的南阳湖中。1971年，为改造南四湖，提坝储水，湖的水位上涨，原在湖边邻近的自然村庄将会被掩没。于是各村将向四周高出迁移。据说此村为明万历年间建村，初名顺河集，因在河道的拐弯处，后改为河湾村。迁到陆地高处，相距不远，皆称为原名“河湾村”，易产生混淆。因为此，此村又在最小，故又更名“湾子”，其他名为“东湾子”，或仍名“河湾”。

    1971年，时鲁桥公社“河湾生产大队”之一“湾子”，迁入至济宁县喻屯公社境的亢父故城内时，选择了中心稍高地带作为聚居之地。为了更便于居住，随即在城中间北侧掘坑翻土，整垫村基盖房，以此免于水患。今村后南北宽三十余米，东西长七十余米的的水塘，就是当初掘土的地方。

    据乡亲们介绍和描述，在掘土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很奇特的问题，在村后一米许的地下，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石块，连成一大片。翻出的具有战国末期至汉代特征的砖瓦不少，有纹道的地板砖，粗绳纹筒瓦，素面无纹半瓦当，及其缸沿罐片等，相互层叠加的埋入地下，或者单独成堆分散着。

     根据开挖的土层所发现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来判断，这个地方无疑是城市中心的建筑群。因为所用土的位置，并非在古城的正中心，而是稍偏于中心以北，因此整个城市中心的建筑群应该还要大，甚至于整个村子以下都是古建筑基础，此次发现也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城池中心是重要的建筑群，城内其他部位的建筑群基础等，或许同样静静的躺在地下 ，以俟来者探访。

    城门
      亢父故城的城门，以今天的地势来看，无法辨识，但至少是四座古城门。
      根据考古惯例，每一座古城都有一条古路从此穿过，这样的古路或者掩埋于地下，或者是至今仍然是一条贯通古城的路。由于数千年的泥土覆盖灰尘沉积，这种今天依然为路的地下必定还有一层，或者数层更加古老的路。

      依据过去文物人员对古城的初探记载，四面城墙共开有六座城门：
      南、西两面各有二门，正南城门居南墙中间部位，小城门偏左；大西门居西墙偏南，小西门设于微北；北、东两面各正门一座。

     且按照，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记载（因为此时古城的西南角还是高耸的，再往后就被两座砖瓦窑用土铲光了。）：周围城墙痕迹约高出地表0.3—0.5米，西南城角今仍高出地平面5米有余。城外护城河及各城门遗址，都较城内外地表呈显凹状，但悬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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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驸马府”遗址
    在亢父故城遗址，略偏西北方向约2000米处的蔡河北岸，幸福集村东400米许，还有一处尚存至今，凸起类似小城台的遗址，高约2米许，台上面积3000平方米，为传说的“驸马府”遗址。
      旧时还称其为“堌堆”。后来的学名，按照文化古迹就近地名称谓的方法，一谓幸福集遗址，或者幸福堌堆集遗址。
       按，“驸马”最早是官职名称，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全称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是负责皇帝出游时的车马之职，一般由皇室、诸侯、外戚及世族子弟担任。自魏晋以来，此官职多为皇帝的女婿来担当此任，简称“驸马”。
      唐代以降至明代，“驸马”就不是一个实际的官职，而是代指皇帝的“女婿”，藩王的女婿则称“仪宾”。清代皇帝的女婿改称“额驸”。

      又按，亢父城建于秦汉之际，秦初（史学界认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设亢父县，属薛郡。历经770余年，至北朝.齐文宣帝天宝七年[556年]）亢父县并任城县，古城废弃荒芜。

    “驸马府”之主何人？史籍记载阙乏，乡人以为：
       在亢父县七百余年的历史中，或许有亢父县人真正的担当两汉之际的“驸马都尉”一职，此处建作驸马都尉的桑梓“府邸”；
      或是魏晋之际，“驸马”一职的皇帝的女婿之家乡“府邸”；
      或此高台遗址本为亢父城外的警戒守卫兵城遗址，亢父县废弃已久，该台后来讹为“驸马府”；




      
“驸马府”，其实本
是原始人居住的古遗址        近二十余年 ，文物工作者曾数次对“驸马府”堌堆进过考察，局部发掘，在台址土层内，发现许多文物遗存，搜集到的文物样本有扁足鼎 鬲 盆 罐 豆等，其文物，具有大汶口时期的特征。可以断定古遗址，是大汶口时期的文化遗址。






    墓葬群

          亢父故城南门外，城南张村东南500米许，蔡河北岸附近地下，有一片汉代墓葬群之地。在此地，旧时一座古墓堌堆，形似小山，高约4米许，占地亩许，乡人历代相传呼之“皇陵”。

         亢父古城，乡人又相传是“亢王”在此祚城而得名，以为这是亢王墓，过去又叫该堌堆为“亢王陵”。其实它是真正的“‘王’陵”，墓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粲”。
           1975年前后兴修水利开挖用土，开挖土方后，发现墓志，据此发现是东汉末年曹魏时代的名人王粲墓葬 。王粲墓现存有三块汉画石板。
          1981年文物普查发掘，发现坟墓封固完好，为规模宏大的石室墓葬，石室为敦厚的板石垒砌，不少墓石为精美的汉画石。王氏墓地的汉魏石刻图案碑碣总13块曾被征集到济宁市汉画石像博物馆。
        而这片汉墓群，实际上就是汉魏之际亢父县人-王粲世代家族的墓地。
          根据明万历《兖州府志》、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等记载，建安七子之冠王粲和其族人医圣王叔和就出生在这里，埋葬在亢父城东南，现在城南张村东南角，根据考古见，同时还建有祠堂。以后他们的后人也都葬于此。 （一说，王叔和葬于湖北襄阳，此或衣冠冢。）
   

  王粲墓及其该处王氏祖茔古墓群，1981年被列为济宁市市重点保护文物。

（其实村东南地面现场并无迹无碑可寻，借助老乡的指示：“那一片地，就是。”）

  王粲的其他异地文物遗存，现湖北省襄阳万山有王粲井；今襄阳城东南角建有纪念王粲的仲宣楼。

 

         

亢父才子 王粲

 

 

建安七子数王粲，叹惜英才遭天妒


      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宣，东汉末年亢父县人， 出身官宦世家，父祖都是士族名流。其祖为汉朝三公。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皆为汉朝三公。其父王谦，为大将军何进属下长史。何进认为王谦是名公之胄，欲与之通婚，被王谦拒绝。献帝西迁时，王粲徙至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
    世以王粲为“建安七子”冠冕，是“七子”中成就最高者。因作曹府幕僚，时人以之与曹植并称“曹王”。


     王粲聪颖早熟，才学俱佳，记忆力超群，过目不忘，“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志，无所改定”。
     少时曾观人下棋，下棋者对弈到半局，却不慎打翻棋盘，棋子散迸落地。众人惊慌之际，王粲却一子不差的恢复了棋局，深得邻里赞赏。又次，王粲与伙伴玩耍，见路旁一块石碑，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朗读。伙伴们故意难为要他背诵一下。于是他转脸一字不差的背诵了下来，大家不禁为他喝起彩。

       后拜访著名学者蔡邕，当时，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满巷，宾客盈座”。听说王粲在门，忙撇下满屋宾客，顾不上穿好鞋，“倒履迎之”。众人见王粲不过是一个身材短小，相貌平常的少年，都很惊奇。蔡邕说：“这位王公子乃天下奇才，我自愧不如，我家藏书籍都将传于他。”可见蔡邕对王粲的慕名和器重。


　　 时值天下大乱，群雄争起， 17岁时逃往荆州依托刘表，后王粲又投入曹操幕府。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其时旧制礼仪废弛，朝内正要兴造制度，故使王粲与卫觊等典其事。他以语言刚健，辞气慷慨，格调悲凉的诗赋，赢得曹操的喜爱，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曹府长公子曹丕更是对其惺惺相惜，以挚友的身份与王粲亲善。

      王粲强记善识，精算术行文；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有《王侍中集》。与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合称“建安七子”。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描写了游子与思乡感情较重，情调低沉。有些作品深刻反映了军阀混战和社会苦难。其中《登楼赋》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流行作品，一度登上东汉诗赋排行榜的榜首。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著名的文学典籍《昭明文选》中也有王粲的作品。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天下惶恐。王粲善察时局，曾劝刘表的儿子刘琮，以和平方式令其归降于曹操，避免了流血牺牲，这等不世之功，连曹操也深为感佩，视王粲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王粲还聪明过人，见有草岗，不着毛草，即认为是古墓冢所在处。《太平广记 第389卷 墓冢》载“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礜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鄣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

天才命短，古今遗憾。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征讨孙吴，王粲以侍中之职随大军南征。第二年[建安二十一年（217年）]，本来就体质差的文弱书生的王粲，这时却又添得了一种怪病：眉毛脱落，半年后不治而死，时年41岁。

这种“眉毛脱落致死”的毛病，按现在的医学术语就是“蒙氏病”， 为脑垂体前叶功能减退所致。任何不良的刺激如受寒、感染、低血糖、低盐、多饮水等均可导死亡。

     

君臣情谊似海深，曹丕吊唁学驴鸣

　　

《世说新语 伤逝》载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哀，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凡是天才，都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天赋才资。

    原来王粲不仅聪明绝顶，诗赋绝佳。而且王粲他还有一个奇特的音乐天赋，或者说是怪异的癖好，千古罕有：好驴鸣！

   王粲喜欢听驴叫、学驴叫，凡见有驴，必驻足流连，待听驴鸣。每至此次他都如闻仙乐，如痴如醉。

待和曹丕及其他数位建安才子等文友，煮酒作诗写赋闲暇之余，王粲总是逼真逼现依照驴鸣学叫一番，此等娱乐常常引得他们捧腹大笑，烦闷的气愤一时活跃起来。

日日相伴的好友逝去，曹丕及其他数位魏国知名文友，深感难过。

在王粲临葬祖茔时，他们数位前去亢父吊唁送殡。亲朋好友感慨系怀，哀念知音早逝。一番感伤后，曹丕对大家说：“仲宣好驴鸣，各位应学驴叫为他送行。”于是王粲墓前想起了一片抑扬顿挫的“驴”鸣，送别王粲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