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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之“红豆馆主”溥侗,名贵之气出于天然
(2016-10-25 05: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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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红豆馆主"溥侗,名贵之气出于天然
“红豆馆主”溥侗
在民国四公子中，溥侗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后裔，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民国时期“四大公子”有七八个版本，认同度最高的版本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皇室后裔爱新觉罗·溥侗，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这四位“公子”，或风流倜傥，或叱咤风云，绝非一无所长、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所能比，而随心所欲、信手挥霍又是“四大公子”的共性。
溥仪族兄、一等镇国将军、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谭派权威、中国第一首法定国歌作曲人，赫赫威名都集中在今日的主人公身上，爱新觉罗-溥侗。
溥侗（1877－1952），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是溥仪的族兄。其父载治是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曾孙，过继给道光帝长子隐志郡王奕纬为子嗣。光绪七年，载治卒，溥侗袭爵，后被封为一等镇国将军、正白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作为皇室的末代公子，溥侗也有放荡不羁的一面。他一生没有正式结过婚，有过不少情人小妾，有钱时狂买古玩字画，汽车宅院；没钱时就靠当、卖度日，生活过得率性潇洒，又因他行五，世人尊称为“侗五爷”。
年幼时即奉旨在上书房读书，受到了极好的教育，经史子集，诗文歌赋，琴棋书画，金石碑帖，治印刻章，样样全行。尤其酷爱剧艺，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音乐天分极高。
他长于度曲，清末民初，每逢春秋佳日，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旁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4日颁定的清朝第一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巩金瓯》就是由严复作词、溥侗作曲、郭曾炘修订完成的。溥侗将音乐谱好后，请来曲家曹心泉过耳，曹听后没好意思和溥侗说什么，但回去便对人说：“大清国气数将尽矣——那‘国歌’中分明含亡国之音。”果然颁行6天后便爆发了武昌起义，不久清廷便被推翻，没有排上用场，不像是国歌，倒像是清王朝的葬礼进行曲。
《巩金瓯》曲谱
当然溥侗的艺术造诣主要还是花在了京剧上，是梨园名票，“红豆馆主”就是溥侗在表演京剧时大部分时间的署名。自20岁始，潜心研究、学演京、昆文武诸剧。虽出身皇室，但学艺极为刻苦，为练功、拍曲，不管严寒与酷暑，坚持苦练从不间断，不学精誓不罢休。加之天赋聪慧，使其多才多艺。他是“谭派”唱腔，即伶界大王谭鑫培那一派的代表人物，最拿手的是《群英会》这出戏，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民国京剧界的大人物——梅兰芳、徐凌云、吴梅、王季烈、韩世昌、袁寒云（袁克文）、刘梦起、言菊朋等都常与之交往。
1918年，由溥侗、袁克文发起，北京票友成立“消夏社”。溥侗为自己立下规矩，一年之内，绝不唱翻头戏——即同一曲子一年内绝不唱第二遍，可见他会的戏实在太多了。后来两位公子又成立“言乐会”，京城票界知名人士均被罗致，俞振飞之业师程继先、花脸名宿钱金福、北昆耆宿之一韩世昌，以及梅兰芳等人也加入了“言乐会”，溥侗曾与梅兰芳合演过《奇双会》。
1930年，溥侗任清华大学曲学导师，又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处任教昆曲。他教授昆曲意在传道，而不是卖艺，所以只教学校的学生，闺中的淑女，或学者的夫人，没有一个伶人出自他的门下，因为他认为惟有士人才能得艺术之真谛。1933年应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聘，溥侗来南京任委员，他又在南京组织了“成乐社”“阳春社”“公余联欢社”等业余曲社。
溥侗先生对于治学更为严谨，学生学唱昆曲要求必须拍三十至五十遍方能上笛；要唱、念十分熟练，并能背出，方能说身段；认为演员台上的衣着，体现着角色的地位、风格、气质，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宁可穿破，不可穿错。溥侗先生对于戏剧除了经常演唱、研究之外还亲自手抄了曲谱和京剧剧本数十本，并专制了自用的“红豆馆词曲用笺”。1933年应南京国民政蒙藏委员会之聘，从北京来南京任委员之职。并在业余时间联系了一些昆曲业余爱好者在南京先后组织“成乐社”，“阳春社”、“公余联欢社”等业余曲社，其中以：“公余联欢社”活动内容最为丰富。“公余联欢社”，戏剧组由溥侗先生负责，下设昆曲、京剧、话剧三个小组。昆曲小组组长是甘贡三，参加活动的有甘南轩、刘梦起、马伯夷、张树声、徐炎之、张善乡、陶善庭等数十人。
溥侗还精于文物赏鉴，且精于治印，实乃才艺俱佳，冠盖绝伦，系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著名剧作家，程砚秋之恩师罗瘿公所著的《菊部丛谈》中对红豆馆主的评价是：“厚斋色色精到，音乐之外，词翰、绘事、赏鉴，无不精能。兼盖有唐庄宗、李后主之长，又非其他天潢所能企及耳。”连我们昨日介绍的大师余叔岩在当年也曾多次向溥侗请教，可见其技艺的高超。
溥侗（右）与曲家徐凌云（左）在当年的昆曲界被称为“南徐北溥”
不过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却不仅是溥侗唱功好，而是他借戏骂张勋的旧事。1917年张勋复辟，不久一帮想拍张勋马屁的人知道张勋爱听戏就找到了红豆馆主，希望他在江西会馆唱一出大戏，歌颂一下张勋的“丰功伟绩”。溥侗见这帮人自然很是不爽，怎能让复辟后贵为皇亲重臣的人物给他个将军在戏院唱戏，但转念一想，反正自己也不赞同复辟这种事，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唱一出戏折辱一下张勋也好，所以就答应了下来。
当晚即约袁克文与他共演《千忠戮》“惨睹”一折，袁克文本来就对父亲袁世凯称帝很不满，如今张勋复辟更是很气愤，听了溥侗要邀他合演《千忠戮》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原来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剧、惨剧，说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装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阳的故事。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江山易主，腥风血雨，一路见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惨绝人寰……尤其以二人的身份，一个没落贵族、一个皇儿子，演出这一折戏是再好不过，溥侗、袁克文在台上忘形地演，淋漓尽致地唱。台下却有人如坐针毡，该唱《大登殿》才对，怎么……张勋更是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张勋很快就完蛋了，也没能拿他怎么样。很快，民国复建，出于对清廷皇室退位后应有的优待政策，也出于维护满蒙藏回各族关系的需要，1933年溥侗被聘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个虚名，反正溥侗也无心于官场，见生活条件开始拮据，反正只挂个名，不用上班，还能拿工资，就答应了下来。
说起来，溥侗是个很有气节的人，他去当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也是因为看不惯溥仪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伪满洲国刚成立时，溥侗就发表言论：“我反对！你溥仪在东北当儿皇帝，我誓不去东北，而且要携家往南。”他的这一言论，只是表明他的立场，是不是真的举家南迁，并不好说。但此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听说此事后，认为溥侗深明大义，气节可嘉，于是就聘任他到南京做官，以此表明和伪满洲国的势不两立。
可由于时局变幻，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很快攻陷了南京，溥侗因体弱多病未能同国民政府随迁重庆，被迫避居上海，靠卖字卖画艰难度日。后来王精卫叛变革命，建立伪政府，因与溥仪脱不掉的这层关系，身在上海的溥侗被汪精卫所网罗，迫使其担任汪伪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一职，此时的溥侗已是疾病缠身一老翁，没了当年戏骂张勋时的豪气，只能无力抗拒却也从未到职，消极对待。还因溥侗是当时戏曲界的名流，于是又让他在所谓的“中日文化协会”设置下的戏曲班指导排曲和彩唱，溥侗也同样是消极对待。
晚年溥侗
但由于还是在汪伪政府名单上挂名了，特别是印章还被汪伪派来的秘书把持，在对抗日政府的宣战书上盖了印章，成了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溥侗便被国民政府列入了“汪伪汉奸”的名单，关押下狱，等待审判。虽然幸得自己的忘年交、民国大律师王炳钧的帮助最终出狱，但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在监狱中又引发中风，审判当日也是用藤椅抬进法庭的，白发蓬乱，一脸病容，在他因病而颤颤巍巍的答辩声中，当庭的很多人潸然泪下，最后以“曾对国家文化有过进献，故从轻发落”为由当庭释放。
此后溥侗曾在南京、上海二地居住，直至在上海定居。尽管获得了自由，但老境不堪，身体瘫痪，只能靠朋友们的接济和变卖字画度日，1952年6月，在贫困与病痛中黯然离世，享年76岁。
出殡当日，在前来吊唁他的百余人中，梨园行的朋友们和票友们成为主体，送殡所经之处皆有赞叹和唏嘘。与溥侗先生情深的梅兰芳先生冒雨赶去，在即将盖棺之时，应梅兰芳恳求，开棺让他与“侗五爷”见了最后一面，作这二位戏曲大师的最后一别。因遵溥侗遗嘱，收殓于楠木棺材，将他安葬在昆曲的发源地：苏州的灵岩山。从而，苏州就成为溥侗的“归宿之地”。（辑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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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侗白描观音·小楷《心经》
溥侗画作
溥侗 《兰石图》成扇 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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