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北京某报有人发表《状元多是样子货》的文章，称状元大部分人没有学问，只知应付考试，死读四书五经，知识面过于狭窄，纯粹的“考试机器”，故多是样子货。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的说法太过武断，有失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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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这个词的历史，起码可以追到唐朝。依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其居首者因此被称做状头，又名状元。因其为殿试一甲第一名，亦称做殿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是科名中最高荣誉。所以，状元指的就是古代科举的殿试第一名。不过，有时状元之名也不一定用得那么严格，唐时的新进士、宋时廷试列一甲者，都可能被称为状元。

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除此而外，历史上还有“三元及第”的说法，其中提到的“三元”，更是百年难遇的考试天才，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所谓“三元”，乃指解试（后称乡试）、省试（后称会试）、殿试（后称廷试）均为第一，因这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做解元、会元、状元，故合称三元。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据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三元”条考证，自科举实行以来，连中三元者，不过区区十几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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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制度十分完备，考试共分10个阶段进行。前4个阶段为学校考试，后6次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在这一连串的考试之前，应考的书生要背诵多少书呢？据程羲在《中国历史帙闻》一书中统计，《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合计起来，共有401179字。这40多万字，全都要背熟精通，烂熟于心。此外，还要看大量的注释和其他非读不可的典籍、史书、文学书籍等。

“三更灯火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挣得来的？《三字经》中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句子，其中提到的梁灏，宋时人，他从天福三年（938年）初试，到雍熙二年（984年）中状元，足足考了46年。在科举历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如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黄章等人，也并没有以期颐高龄感动上苍，让魁星点他们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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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所以一旦考上便极为荣耀。当时有“蟾宫折桂”、“独占鳌头”、“大魁天下”的说法。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宋人笔记《儒林公议》则有这样的记载：“状元登第，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传胪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门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肩摩不可过，至有登屋下看者。洛阳尹洙，决气横跞，好辨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自有科举以来，历代皆重文轻武，仍受文官管辖；文官却可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老师。难怪尹洙会说，即使武官通过决战沙场，恢复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幽州、蓟州，其荣耀也比不上考上状元。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按照传统史学的标准，凡能在正史入传者，或因德高、或因政绩，或因才学、或因忠义、或因节操，总有可传于后者。根据正史、笔记、方志等书的记载，由唐至清的一千余年间，许多状元都是有才学的。据学者研究，《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宋历科状元录》、《宋人轶事汇编》、《浙江通志》等方志的记载，由唐至清，历代状元有作品传世者均有不少。唐代多为单篇诗赋，宋代起则以诗集、文集、专著传世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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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以科举入仕，在《二十五史》中列有传记者，共计唐代状元王维等34人，五代至宋代王溥等56人，辽金元郑子聃等9人，明代吴伯宗等36人，清代刘子壮等56人。如果再进一步，探讨其具体在传记中的分类，则可知道，这些古代状元中的佼佼者们，分布散见于“列传”、“文艺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文学传”、“能吏传”、“奸臣传”、“循吏传”等。在二十五史中，其所列的专传和所收录的人物，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统计的归类，大体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才价值取向，

一、才高八斗的文艺状元。

读书人以科举入仕，工诗善赋，挥毫泼墨，系安身立命的工具，故在古代的状元中，以文学出名者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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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王维，“九岁知属辞”，与其弟弟王缙皆有才学，尤其是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指兄弟二人）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其中，他尤为岐王所看重，并将其引见给公主。王维献诗给公主，公主既读，惊骇地说：“此乃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后又以歧王引荐，“公主则召试官至第……维遂作解头（第一名）”。除善作诗，王维又精于佛学，善于绘画，“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则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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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王维稍晚的柳公权，诗名虽不如王维，但他的书法却驰名千古。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继学颜真卿、欧阳洵，骨力遒劲，结构框正，正楷尤为知名。书碑中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书迹有《送梨贴题跋》，对后世影响很大，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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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状元中，以文学出名者较多，如宋庠、张九成、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皆工诗词，善文章，有才名。其中尤以文天祥最为时人所知。文天祥：(1236～1283)，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考取进士第一名。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后兵败被俘至元大都，终以不屈被害。其代表作有《正气歌》与《过零丁洋》，尤其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已经成为中国学人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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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元代之王鄂、明代之杨慎、清代之马世俊、戴有祺、汪绎、翁同龢等人，皆领一代文坛风骚。比如翁同龢（1830－1904），安徽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清代书法家。他工诗能文，精研书画，收藏亦富，其书法在清代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备受后人推崇。早年主要学习欧阳询、褚遂良。又学赵孟頫、董其昌，以后又致力学真卿，得其风骨，使翁同龢的书法融南北诸家之长，含英咀华，冶古今碑贴于一炉，终于开创了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的翁体。翁同龢对书学理论与技法也有深刻的研究。

二、皓首穷经的学术状元。

“文章千古事”，古代学人皆极重视学术研究，状元也不能例外。他们常将精力投身于经史性理之学，长于考据校勘之示，或兼晓天文，通达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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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的状元王溥，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中戊申科状元，后周太祖时累官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宋初官至枢密院。他虽屡居高位，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著有《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为研究唐与五代的典章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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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苏易简、王十朋、袁甫、刘章，金代张行简、杨云翼、明代吕楠、罗洪先等人，均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而稍晚的焦竑更是如此。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它就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澹园藏书楼。藏书楼建筑面积达350平方米。在南京，民间俗称为“焦状元楼”。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祖籍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万历17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明代晚期著名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明史·文苑·焦竑传》载：“(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焦竑一生执著于学问的探求，笔耕不辍，著述甚丰。他的著述丰富，共有八十部九百余卷。其中，《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二十七卷、《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系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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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状元人物中，彭定求、陆肯堂、潘世恩、毕沅等人，在学术创见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前辈。尤其是毕沅（1730一1797），官至湖广总督，治学甚广，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有《灵岩山人文集》及《经训堂丛书》中。在史学方面，他最大的成绩是撰修了《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很多少数民族的资料。

三、位极人臣的理政状元。

“学而优则仕”，古代读书人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志愿，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加之状元的头衔，又为其官场升阶提供了有力保障，故自古以来，以状元而居高官并能有所成就的人，也不在少数。

孙伏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状元，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早年在隋朝时考中进士，隋炀帝大业末年任大理寺史，隋亡后入唐做官。曾于武德初年上书高祖，坦言三事：一“开言路”；二废“百戏散乐”；三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阅后大喜，用其为治书侍御史。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曾上疏谏止游猎骑射，被采纳，成为朝廷重臣。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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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正（944-1011），北宋名臣，字圣功。幼年贫困，发愤读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中状元，后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端拱元年(988)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太宗、真宗时期三度为相。宋代三度入相者，惟吕蒙正与赵普两人而已。他为人质朴宽厚，以敢言著称，太宗夸京城繁盛，他即指城外饥寒而死者甚多。奖掖后进、知人善任，识富弼于幼龄，荐吕夷简于真宗，后俱为名相。

此后，陈尧叟、王曾、李迪、王尧臣、王拱辰、商辂、谢迁、徐元文、吴廷琛等人，也是官至宰相中的佼佼者，更体现出状元本身的杰出理政才能。

可见，中国历代的状元中有才有学的大有人才，但基本上是偏重于人文政治，鲜有经济科技方面的人才，这与中国古代人才的发展基本状况，尤其是官本位对人才发展的限制，是一脉相承的。（读史阅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