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个人

谢大立

第九任厂长老王同志去世了，要我给厂报“纪念一个人”栏目写篇稿。

老王同志给我的印象，在位时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只要是上头要求干的事，他总是要借题发挥。有一次，总部要求生产区不得有娱乐用品，我的工作台上有本文艺杂志被他发现了，他就大会小会反复说：有些同志把文艺杂志公开摆放在工作台上，工作台是干什么用的，那可是摆工具书和工具的地方。也许这个同志会说，我只是放在那里而己，又没有看。我今天告诉你，不行。也许这个同志还要说，我是厂里的报道员，工作之外还要给广播站厂报写些报道稿。我今天告诉你，不行。我是以一个厂长的身份在说不行。

他这么借题发挥，把你要辩解的话也一起说了，说穿了就是不让你说话。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霉头霉脑，直到宣传科要个写报道稿的，说我这个人当工人不行，写报道还行，于是把我调到了宣传科，我脸上才有点云开雾散。这云开雾散还不敢在老王同志面前显现，怕他认出我就是那个把文艺杂志放工作台上的家伙。

我到宣传科后不久，老王同志退二线了。退二线的老王同志，又成了个想让他管点事他却不管的人。他从厂长办公室搬到了我们宣传科隔壁的办公室——老干部办公室。很多退二线的老同志，都不来坐班，他却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坐在办公室里书不离手。他还经常找我借书看。我管着宣传科的书柜，里面的书几乎让他读遍了。一天，他正在柜子里翻书，有个老同志对他说，生产上有些乱，您这个老厂长应该把新厂长扶上马、送一程。他却像个笑脸佛，笑对着柜子里的书本说，相信新厂长会干好的。

退居二线两年后，老王同志正式退休了。退休了的老王同志一头扎进了离退休活动中心，成天和一些老头老太太嘻嘻哈哈。大家说什么他都嘻嘻哈哈，别人不嘻嘻哈哈他也嘻嘻哈哈，叫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厂长。最后一次大家涮“模范丈夫”，涮到他的头上，说他年轻时有一次被老婆逼到了床底下，老婆命他出来，他拍着胸脯说，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大家笑，他也笑，还说笑死他了。笑着笑着，就真的死去了。

就这么个老王同志，我就是有妙笔，也生不出花来，可厂里非要我当回事地写，还要写出点味道来。我就只好坐到电脑前一遍一遍地抓脑壳。抓着，把广播抓响了，广播员的声音传来，老王同志的追悼会由在宾仪馆改为在厂篮球场举行。我就站起来伸伸懒腰，于心里说，那就到追悼会上去找找感觉吧！

从家里到篮球场，经过沿河路，沿河路也是厂里的景观路，浓荫下，石桌石凳，健身器材，还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滑梯之类，平日里都是欢声笑语一片，今天咋一个人也没有？倒是那些健身器材，石桌石凳，一个个肃立着，如思考者。拐了个弯，看到挤在球场里的众多的人，才明白，那里的人都到这里来了。大家站立在篮球场里，像一片森林里的一株株不会动的树。这些树有的身着沾有油污的工作服，有的拄着拐棍，被人搀扶着，还有被老人们牵在手里的孩子们…… 

厂长主持追悼会，他流着泪说，追悼会由宾仪馆改到这里，是应我们在场每一个人的要求，大家都想送送老王同志，但宾仪馆离这里远，上班的同志去不了，老同志去不了，带孩子的同志去不了……大家都说有话要对老王同志讲，我们也就没准备悼词，大家的话就是悼词。我是厂长，我先说，我来日的追悼会也力争能像老王同志一样，能在大家的要求下在这里举行，有这么多人送行…… 

哭声一片，各单位的代表在哭声中发言，发言时也带些哭腔。这哭腔把我的眼睛也弄得涩涩的，妻子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挽住我的臂，把头歪到我的肩头上抽泣，我的泪终于澎湃起来。

泪花中，出现了八年前的一幕，宣传科的一个小干事正无知地给广播员讲“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天天勤擦拭，不使惹尘埃”。老王同志走进来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四句话你一定会更欣赏。小干事说，老厂长也看这方面的书？老王同志说，还不都是在你大秀才的影响下。他这么一说，广播员看小干事的眼神里就多了一些内容，从此，两人的关系迈进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个小干事就是我，广播员就是正哭得泪人儿一样的妻子。成为我妻子的广播员跟我闹别扭时经常拿话撑我说，当初要不是老厂长那样夸你，我想都没有想过会跟你。

（选自《天地》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