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面铜人头像——通宽22.4、通高45.8厘米

   

    从铜像面部的凹线轮廓看，似面部本身已铸出蒙至头顶、仅留顶心的连体铜面罩。金面罩则系附粘在此面罩上的。这件铜人头像的金面罩极薄，仅存右额及左脸部分。人像脑后有一发笄，上下端均残缺。

铜人面具

    眼形器为四件一组，拼合为菱形眼形器。器形为菱形眼形器沿纵、横轴对剖后的四分之一，略呈直角三角形。四个单件合拢后，其间形成纵、横不同走向的“V”形沟槽。这种由四个单体拼合的眼形器以及B型眼形器到底与作完整菱形的A型眼形器有没有象征意义上或功能意义上的某种差别，现在还很难作结论，需作进一步研究。

    眼形器的器形为完整的菱形。眼形器整器四周为直边，呈斜坡形。中部眼球呈圆形凸起，周围下凹，使“眼球”显出“纵目”的视觉效果。其左右眼角处各起棱脊，布列于眼形器四角的小圆孔即是起安装固定作用的。

    眼形器为两器一组，拼合则构成为菱形眼形器。其形制为菱形眼形器沿长轴方向剖开的二分之一，呈钝角三角形。周边斜平，中部凸起的眼球呈半球状，拼合后形成完整的眼球形状。

铜太阳形器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阳部又与铜眼形器、铜眼泡构型接近，其整体图像特点也与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纹饰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即是“太阳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的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可以推知，商代的古蜀国已专门祭日的仪式，并当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东周。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一般认为，“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所谓“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耀灵安藏？”即是旁证。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则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进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

 

金箔鱼形饰

 

铜虎

    这件器物系三星堆遗址出土。铜虎巨头立耳，张口露齿，昂首怒目，虎尾下曳，尾尖翘卷，一面微拱呈半浮雕状，光素无纹，另一面全身铸有虎斑纹凹槽，槽内由小方块绿松石镶嵌填充平整。铜虎前后腿部拱面有半环纽，应是用以套穿绳线或铜丝，以便悬挂。其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不仅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也表明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铜罍通高--35.4厘米   

   

 铜圆罍，器型略显瘦高。器物为方唇窄沿，器口与器颈、腹部皆平直，近底处弧形内收，圈足稍外撇。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外缘补铸四个卷角简化羊头。肩部、腹部及圈足上各有四扉棱，上下对应，将纹饰四等分。


   

    肩部与腹部上沿饰象鼻龙纹，腹中部主纹兽面纹的正中起一浅凸棱，主纹两侧系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其下为目云纹饰带。圈足饰双列式目纹。

 

 

石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