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创作上，人们习惯把苏武与李陵并列，杜甫就说过“李陵苏武是吾师”的话。但二者的人品却截然不同：当被匈奴所困滞留异域时，一个受尽凌辱，牧羊十九年而忠心不改，保全了民族气节；另一个经不起威逼利诱，投靠匈奴而大节有亏。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有位著名作家，在日军入侵时，开始试图效仿苏武，最终却蜕变为李陵，成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二弟，早年曾与鲁迅一齐留学日本，后来因为闹矛盾，不知是文化观念上的还是私人生活上的，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终生不睦。周作人与鲁迅一样，曾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两篇论文，对新文学创作具有重大影响。他是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曾出版过《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永日集》等散文集，他早期的散文勇于针砭时弊，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和反动军伐的黑暗专制。另外，他还是一位著名学者，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首次系统地论证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抗战爆发后，老舍、梁实秋、巴金、杨振声等著名作家，纷纷离京南下，转移到大后方，积极宣传抗日，坚持文化抗战。而周作人则因害怕颠沛流离的生活，眷恋故居“流水斜阳太有情”的安宁，坚持不肯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当郭沫若，茅盾等几十位作家联名写信劝他迅速南下共赴国难时，他曾表示：自己绝不当汉奸，请千万不要把他与留在北平的文化人当作“李陵”，他只是想在北平作以译书、教书为生的“苏武”。但没过多久，这位扬言要做文化界“苏武”的人，在日特和汉奸文人的威逼利诱下，竟伏伏贴贴地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并担任月薪两千元的伪教育总署督办。任职期间，他迎合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兴办汉奸教育，鼓吹“大东亚建设”，当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地屠杀我国人民时，他却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美化日本生活，称东京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更难忍受，他曾经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腰挎日本军刀，对中国青少年团训队进行检阅！

   对周作人的以身侍敌，进步文化界在当时就做出了明确地评价：艾青的《忏悔吧周作人》一诗，以雷霆万钧之势谴责周作人的叛逆行为；他的一个在北京读书的侄儿，因不满叔叔认贼作父，自杀身亡以示抗议。郑振铎从文学史的角度作出公正的分析：“在抗战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奇怪的是，今天的某些是非不分的学者，竟然因佩服周作人的文学造诣，煞费苦心地为其汉奸行为辩护。这种辩护，由于忽视了周作人文品和人品严重分裂的事实，所以难于自圆其说。其实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对于周作人，我们可以依据文学的标准评其作品，依据道德的标准评价其人品，并从他人品的缺陷中寻找其作品成功与不足的教训，否则便会步入反历史主义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