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宝

文／聂鑫森

江东机器厂汪大为，这些日子愁得面相都老了许多，眼睛里尽是血丝。时近年关，财政吃紧，干部、工人都巴望着多发几个钱过年，可账面上哪里有多余的钱啊。外省的一家工厂欠了他们五十万元，派了一拨一拨人马去催要，旅差费花了好几万，债款却是一分钱也没催回来，汪大为急得只差没上吊了。

汪夫人在厂劳资料当一名普通科员，她说：“我向你保荐两个人，保准马到成功。一个是‘歪歪头’，一个是‘拆了织’。”

汪厂长听了哈哈大笑：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提起这两个“厂宝”，可以说是全厂上下无人不知。“歪歪头”是个三十多岁的勤杂工，也不知得了什么怪病，一个头整天一歪一歪的，像钟摆似的，似乎这世界上的事，他件件都不满意。谁见了他那样子都要笑，可他庄严肃穆，也就更让人忍俊不禁了。“拆了织”是个女车工，二十多岁，因为正当热恋，为男朋友织毛衣，总怕有什么不妥当，织一截就往男朋友身上比划，然后又飞快地拆掉，再重新织，一件毛衣织了大半年也没成功，男朋友却被吓跑了。失恋使她精神恍恍惚惚，整天坐在车间里织毛衣，织了一截就往男同志身上比划，接着又拆掉，周而复始，执著如一。

汪夫人见丈夫发笑，却不生气，耐着性子细细讲解催债之法，并将之上升为“人尽其才”的施政之道。汪大为听罢，沉吟良久，答应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于是，再次派出财会科副科长老张，率领两员大将去催债，临别，又细细地将夫人的锦囊妙计告与老张。

老张说：“行。行。”

一行三人，去了外省的那个厂子。

对于债主上门，那个厂子倒是热情有加，唯独谈起钱时就一脸苦相，诉起苦来比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还要来得悲壮。

老张也不说什么，回到招待所，立即开会，安排“歪歪头”坐在这个厂的财会室里，准时上班下班；让“拆了织”死盯住厂长。

从第二天起，老张再不露面，稳稳地坐在招待所看闭路电视。

好戏就这样开场了。

“歪歪头”搬把椅子放在财会室中央：说：“我是派来催债的。”边说边歪歪头，十几个会计、出纳全乐了。“歪歪头”却很严肃，再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把头歪来歪去，财会室便笑声不断，哪里还办得成公﹖“歪歪头”坐了一阵，还会煞有介事地站到某个正在做账的会计桌前，一边瞪圆眼睛看，一边歪歪头，好像哪一笔账算错了。被看的人和周围的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有的人直喊肚子痛。其他科室的人闻讯，也来瞧热闹，一时间整个办公楼像赶庙会似的。

“拆了织”更绝，死死地盯上了厂长。厂长坐在办公室里，她就坐在他对面；厂长召开干部会议，她就大大方方坐在厂长旁边。她一边旁若无人地织着毛衣，一边甜甜蜜蜜地笑着，织了一截就往厂长身上比划，然后疾速地拆掉，再重新织。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问：这是谁﹖厂长新聘的秘书﹖厂长才三十多岁，一张脸臊得通红，又不好发作。更让厂长受不了的是下班回到家里，刚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拆了织”敲门进来了。居然不和厂长夫人打个招呼，仿佛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一屁股坐在厂长旁边织毛衣，脸上笑眯眯的。织一截，往厂长身上比划，再拆，再织，含情脉脉，快到子夜时分才告辞。厂长夫人受不了这一套，便和丈夫大吵大闹起来，闹得楼上楼下的人都跑来看热闹。

一个星期过去了。

厂长主动到招待所找到了领队的老张，好言好语地说：“今天，我就把款汇过去，你饶了我吧。这两员大将，谁受得了﹖我还没见过这种催债的办法，不吵不闹，不暴不跳，牛皮糖似的黏着，让你挣都挣不脱，佩服，佩服”

一行三人就此凯旋。

汪大为设宴犒赏，红红绿绿一大桌。

又给每人一个一千元的红包。

“歪歪头”依旧不断地摆着头，“拆了织”仍然一心一意打毛衣。他们真的不明白，汪厂长为什么这样看重他们﹖

（选自《小说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