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文献与研究的课程是讲授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献史料与研究方法，以使学生能在实际研究中巩固所得，这是我来清史所首听的课也是首次听历史专业课，从刚开始的茫然惶惑到兴致渐浓的过程虽历经挫折但也不乏收获的欢乐，现将结合自己专业的资料整理如下：

中国的绘画理论，最早散见于先秦诸子百家之言，虽是片断的不成系统，但作为古代学术思想而深具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画论发展的先导。诸子论美术特点有二：一是评论者的身份多为各立其说的哲学家。二是诸子论及内容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作例子说明或比喻其学术观点。

一、《左传》的“使民知神奸”论

中国美术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那时产生了彩陶。仰韶文化精美的陶器体现了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的才智。继承陶器工艺传统演变发展而来的是青铜器。青铜器的理论，见于古籍记载的只有一则：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

《左传》的这段夏朝“铸鼎象物”的记载，我们可以看作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代表理论。“使民知神奸”说得是青铜器图纹的社会作用。这是中国绘画理论最早的功能说。

青铜器纹样种类繁多，有真实的动物形象如虎、牛、象、蝉等，也有虚拟想象的动物形象如龙、凤、夔、饕餮等。在众多形象中，以象征意义来说，基本可分为二类，一是象征善的如龙、凤、羊等，一类是象征恶的如夔、饕餮。“使民知神奸”所指的就是这两类，善的称为“神”，恶的称为“奸”。

二、孔子的“绘事后素”与“明镜察形”论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称得上“百家争鸣”的学术活跃时代。孔子是活动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不少学术问题。对于艺术，在诗论上有贡献，影响很大。同时也发表过有关工艺美术和有关绘画的见解。

孔子谈工艺美术中的服装色彩的意见，见于《论语》。

子曰：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乡党篇》）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篇》）

古代是以黑色为礼服的颜色，因此稍稍近于黑色的绀（天青色）和緅（浅绛色），都不能用来镶边，为其他颜色的衣裳作装饰。所以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是不用这两种颜色装饰自己的衣服。红、紫两色为官服之色。红色（朱）又是正色。故做官服，朱紫也有所区别。

孔子认为，礼服、官服和便服的颜色若不严格的区别，就象郑声破坏了雅乐一样，是不能容忍的。他是把服装的色彩同遵守礼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孔子提倡的“礼”，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思想，其外在的具体表现是区别等级的典章制度，即所谓“仪”。区分等级的服装色彩，是体现“仪”的一项重要形式。

关于孔子论绘画，有二则记载，一则出于《论语》。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侑篇》。商，即子夏，子夏名卜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形容妇女笑得好看，眼神顾盼很美。诗句出于《诗经》（《魏风。硕人》），与绘画无涉。“绘事后素”，是说先有白底子，后有画。子夏提出诗和画，孔子回答说先有白底子然后有画。其实是讲文和质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有个本质，也都有表现本质的形式。这就是质与文。“素”是质，“绘”是文，文是表现质的。

“绘事后素”，不单见于《论语》《周礼。考工记》中也记载：“凡画绘之事，后素功。”可见此观点当时颇为流行。

孔子还有一则画论，见于《孔子家语》。有人考证其书是伪书但从记载内容来看，是符合孔子艺术思想的。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观周》）

从上可看出，最晚到周朝，绘画已经从工艺美术中独立出来，宫廷、庙堂都有了壁画。孔子强调绘画褒贬善恶的作用，同“使民知神奸”论实质上是一样。孔子要求文艺为礼教服务，是他的文艺观的核心。汉后“独尊儒术”的思想形成后，孔子的这一绘画功能思想就风靡于世了。

三、庄子的“解衣般礴”论

晚于孔子的庄子，不仅是春秋时期与孔、墨学说对峙的大家，而其思想对后世的许多文艺思想影响很大。庄子宣扬返质朴任自然的著作就是突出一例。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舔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染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矣。”（《庄子.田子方》）

《田子方》等外篇，一般被认为不是庄子本人的著作，但能代表庄子的思想。这段文字，描写了一个画家受宋元君之命来作画，他的举止与众不同。所谓“解衣般礴”就是脱衣箕踞。古人席地而坐，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有礼貌的规规矩矩的坐法，先跪下，脚掌立起来，屁股放在脚后跟上，上身直着。箕踞是另外一种坐法。不太恭敬不礼貌的一种坐法。“解衣般礴”是借用画画的道理讲道家“任自然”的思想，本意不在绘画但这样的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思想却道出艺术创作的一条特殊性，即艺术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

四、《韩非子》论绘画与生活的关系及刻划之道

《韩非子》书中记载美术理论有二：一、论绘画的难易，实际是生活与绘画的关系。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外储说》）

这是中国美术理论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出的关于绘画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犬马代表生活中现实的事物，有象不象的标准。鬼魅则是现实中没有的想象中的事物。在肯定客观现实的角度来说，有正确的一面。

《韩非子》中还有一则有关雕刻的记载。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后可复者也，则事寡败矣。（《说林下》）

韩非的这理论是讲办事如同雕刻，要留有余地。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雕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