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哲学课上，与学生探讨“实事求是”原则，却又引出了其他问题。

我问学生：“事”和“是”有何不同？为什么要从“实事”中去“求是”？能否从“实事”中“求”得“是”？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是什么意思？

在学生讨论之后，我再做解释，但还是有疑问。课后有同学继续“追问”——“实事求是”中的“是”，为什么可以定义为是“客观规律”的意思而不是别的意思？“百度”上的解释说，“是”就是对、正确的意思，这个“是”和“对”是同一个意思吗？

当然不是同一个意思。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说“是不是”和“对不对”时，一般是不会做区分的，我们不在意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异，但从哲学上审视，“是不是”和“对不对”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属于事实判断，后者指向价值判断。

在我们与世界的交往中，思维活动有两种方向，一种是指向外部世界，另一种是指向内部世界。当我们问“是不是”时，我们所追问的是“我所面对的或关注的外在于我的某个事物乃至于整个世界”的问题，要追问事实背后的真相，现象背后的本质，乃至于整个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或“本体”，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地球是不是绕着太阳转？外星人是不是存在？对这些“事”背后的那个“是什么”的追问和确认，就指涉了真理问题，真理即是指向这种无穷尽追问而得来的暂时性结论，更指向追问和追寻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主体意志和精神，当年竺可桢先生为浙江大学确定的“求是”校训，即是希望浙大学子能够养成一种“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的精神。

当我们问“对不对”时，是在思考“我（们）”与某个特定对象（事实或观念）的关系是不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人的行为总是出于自身某方面的需要”，这个问题思考的出发点是基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因为这种判断的取舍关联到“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伦理交往领域，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对不对”的问题，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而同时又有反社会的天性，人必须要思考如何调节社会的需要与利己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就社会本身而言，当然就需要有一套基于共识的道德法律的礼仪性制度性的约束，以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就每个个体的行为而言，则需要自我反思“对不对”的问题，以确认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换言之，“是不是”和“对不对”应分属于两个领域的问题，科学研究关注“是不是”，而社会伦理重视“对不对”，我们一方面通过“是不是”判定我们自身所处的实然状态，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不对”来明晰我在所处的生活世界中所牵涉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明确自己的行动“边界”。

“是不是”判断的是“真伪”，科学家只问：我的定律是否合乎事实？这个结论是否有误？他们绝不会问，“苹果落地对不对？”科学家只关心真理而往往不会过多考虑社会道德、信仰的规范，伽利略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主张生物是进化的而不是神创造的，就教会的眼光而言，他们这种“是不是”的研究是“不对”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他们的言论直接辩驳了了《圣经》，间接的动摇了基督教和它的道德信条。

当我们在课堂上使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时，大多数教师是不会关注到这中间的区别的。比如“2+2=4”，我们是问“是不是”还是“对不对”?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这个结论是不是符合“是”，后者是一个价值判断，往往是在一个同学回答之后，我们紧接着的评价性追问，“他答的对不对”（而非“是不是”），当老师肯定地说“答对了”，这个“对”包含着我们对学生的积极鼓励和肯定，背后也反映着教师的教育观和学生观。

2022.05.03，教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