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写《从“生活体验”走向“生命经验”》一文时，最后突然想起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开始写的那段话，重温而有一种别样的感动，我从书架上再一次把这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2009年12月北京第15次印刷）出版的繁体字版的书珍重地取下来，拿在手中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力量和不绝如缕的气息，这是一种久违了的“生命经验”在我打开这本书时的绽放，正好到了立春的时节，似乎是偶然，但又是一种再次印证我们的个体“体验”与“生命经验”关联的必然。

回望先生撰写《大纲》的日夜，正处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先生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先生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先生说，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

在全书的最后章节，先生其实是留下了空白，这一节的标题是——“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先生在下面写道：“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祈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这不仅是先生在面对中国历史的艰难时，自己所做的承诺和使命担当，更是对我们每个后来者的殷殷嘱托和切切期许，薪火传承绵绵不绝，中国文化和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温情和同情之中，得以光大久远。

在如何对待历史学习历史的问题上，先生特别提出，“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历史，不得云对本国历史有知识）。”对于本国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这正是我们当下的教育中所缺乏的态度。

狄尔泰对传统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传统的认识论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观点出发”，基于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而赋予我们的知识以理性的说明和根据，他们将自身抽离于世界之外，从而将世界理解为抽象的概念和符号，这样的认识论根本就不能给精神科学（历史当然属于精神科学），乃至一般知识奠定基础，狄尔泰提出了“生命（者）的观点”，认为知识始于信念，认识活动就是从事物原始直接的为我们所经历的观点出发，它不是把事物看作是抽去了一切对我们的具体意义，我们对它们的兴趣、价值和其他特征的抽象之物，而是将之视为我们生命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从“生命（者）的观点”来看，我们认识世界理解历史总是将知、情、意整合在一起的，事物总是与我们的生命密切关联的，“旁观者”只是用“知”来看待世界，而不是用“心”接纳万物。约翰·杜威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积极倡导“参与者知识观”，他认为知识的活动不是通过纯粹客观的、普适的简单规则而获得的，而是与观察者个人、与认识者个人的参与相关，个人的热情、探究过程、经验见解都构成知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知识本身就内含了个人系数，知识获得过程就是认识者个人参与建构知识形成的过程。

钱穆先生希望我们对于历史应有“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从教育的视角而言，正是一种从“旁观者知识观”到“参与者知识观”的转向，因为我们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当我们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让自己从历史的场域中抽离出来，我们不是为了知道某年某月某人某地发生了某个重大事件，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历史本身就是生命的痕迹和记忆，是人的“生命经验”的承载和汇聚，我们不是通过历史这个“窗口”好奇地探寻那幽暗深处曾经发生的一切，而是推开一扇门进入“历史世界”，这个世界现在也正在成为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同在这轮“月”下的世界里，虽然未曾谋面，但却惺惺相惜，因为我们作为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内在的精神世界是相互关联着的，情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不是解释，而是理解，狄尔泰说，“我们解释自然，但是我们理解精神。”解释是纯粹知性的操作，而理解是生命的自然的、实践的态度，是我们生命行为的基本前提。理解的对象不是与我们的生命没有关联的东西，而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生命。理解固然是精神的方法，但它从根本上说去我们历史存在的基本特征，它永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完成的行动。（《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 著，中信出版集团，P124-125）

        2021.02.03，阅读反思偶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