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是日常生活之物，我们每天早上出门时要照镜子，以正衣冠，理姿容，不至于在人前失态。《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那位“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的邹忌修，每天都要对着镜子“朝服衣冠”，还要回头问一问妻子：“我孰与城北徐公美？”花木兰在结束征战岁月回家之后，先要“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看来照镜子，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湖州这个地方，在南宋时期制造的镜子相当有名，可是相当有名，还远销东南亚。

镜子除了作为生活中的实用之物，也常常被引申为具有哲学意义的“镜鉴”，想起来最有名有三处：《旧唐书·魏征》中，魏征给唐太宗的那一段青史留名的话，就是以镜为喻——“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者，鉴也，北宋司马光编篡《资治通鉴》，正是借鉴此义。另一则故事出自《六祖坛经》，当初五祖弘忍为了要选接班人，就布置了一项特别的作业——寺庙中想要参与竞选的弟子，就写一首偈，看看有无慧根，大弟子神秀写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大字不识一个的慧能也想了一首，因为自己不识字就央人代笔写在墙壁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神秀把心比作“明镜台”，要勤拂拭；而慧能则认为“明镜亦无台”，所以也不可能“有尘埃”。还有一面很有名的镜子就是《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这面镜子只能照正面，不可照反面，否则，祸必大矣。

这三处“镜喻”，都在强调个人反省与修炼的重要性。虽然魏征讲的是“照镜子”，神秀在努力“擦拭镜子”，慧能干脆“灭”了“镜子”，曹雪芹在贾瑞的手里塞了一面“风月宝鉴”，但是其最终的指向的都是“人心”。在这一点上，儒、道、佛是相通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从“镜子”之物，联想到人的心灵世界，并通过“照镜子”这一行为，转向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拷问。

哲学是从根本上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两个认知方向和人生路径，后者是将外部世界视为镜子，人不断地深入到外部世界之中，因为人总是感到好奇，这面镜子为什么能够照出人的形象，而且又往往会反映出人的不同形象（人是如此复杂），这面镜子的奥秘是什么？这面镜子是谁制造的，又掌握在谁的手里？所以在西方文化中，人是通过不断地去理解自己所面对的镜子（世界），甚至要寻找镜子背后的隐秘的至高存在，因为只有弄清楚这面镜子，才能认识自己——“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正是西方文化探讨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一般说来，西方文化是一种反思型文化，即把对象世界看作反映人心的一面镜子，人要认识自我，只有到对象世界中去寻求，这就有了双重结果：一方面，自我成了一个随着认识的不断扩大和加深而不断显露出来的无穷目标，是动态的、不可穷尽的；另一方面，对象上反映的都是自我的形象，对象本身反而隐藏不露，成了物自体。”（邓晓芒，《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

在中国的文化中出现的是另一个方向，我们把自己的内心视为一面镜子，世界在我的心中是什么样样子，关键取决于我们内心这面镜子的状态——因为世界是在我的内心中显现出来的，世界的一切都会被我们的内心所吸收、融化，所谓“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致良知”、“一念迷是众生，一念觉则是佛”，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省的文化，内向超越的文化，我们习惯于在退守自己内部世界的过程中达成消解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和冲突。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最终也就失去了“自我”，因为“自我”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之中才能彰显出来的。

邓晓芒先生批评说，“在中国文化中，我们看不到一种要从根本上把客观世界当作镜子来反观自己、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努力，而总是看见把人的内心当作平静的湖水，如同明镜，一切涟漪和波澜，一切欲求和冲动都不是‘本心’，而是对本心的干扰和遮蔽。真正的本心是虚静、‘无事’、空。因此，只要专注内心、守静报一、屏息朗照，才能获得宇宙的真谛。”（邓晓芒，《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中的人格结构》，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版，P5）中国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禅宗，都是强调心灵的问题，为此就要洗心革面、正心诚意、返璞归真，一切问题、矛盾和冲突都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人想要“活得安心”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心“安顿好”，安顿在哪里？儒家安顿在一个“仁”上，道家安顿在一个“无”上，释家安顿在一个“空”上。我把自己的“心”搞定了，我与世界的矛盾也就消失了，因为“世界已经被我的心所完全包容了”。

如此，这“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

                      2020.03.20，阅读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