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屈原、庄子和陶渊明是三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命运迥然的人物，他们是诗人也是“真人”，他们不仅是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异类”或禹禹独行者，而且在今天仍然是少有知音；然而他们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又是如此绵绵不绝，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他们的思想余晖之中，今天对他们的回望，其实是对现实的另一种审视和对自我的一种反省。

    今天继续阅读鲍鹏山的《风流去》，他对三个人物的比较分析，精辟而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关照。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既有“绝大的人格精神”，又有“绝大的艺术创造”，“他已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诱导之一。”（P178）屈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的伟大与可爱都正因为他的执着、愚拙，看不穿命运的把戏，他一直与其纠结缠斗，不依不饶不屈不挠，绝不承认‘生活就是这样’......屈原的伟大是一种悲剧性的伟大，是一种毁灭性的伟大，是理想主义的为伟大。”（P754）

  “庄周则是生活的冷眼旁观着，他睿智、通达，对人生的荒谬和社会的混乱无道洞若观火，但他绝不介入......他通过远离生活来远离荒谬，但他又是无奈的，是悲凉的，因为他远离生活的生活方式，是生活荒谬性的又一次证明。”（P754）

  “陶渊明是唯一在生活之中而又能使生活回归人性，从而避开荒谬的大智者。他使生活即人心，人心即生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不仅在理论层面上，而且真正从生活上——尤其的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合二为一了。当他回到田园中时，田园不仅是他的生活‘环境’，作诗写文的‘语境’，还是委心去留的‘心境’。”（P755）鲍鹏山先生对“种豆南山下”（《归田园居·第三首》）一诗的分析特别有意思，他单独拎出了其中的三个意象——豆、露、月——这三个意象在外形上都有一种圆润感，它们分别代表了陶渊明生活中的三种境界——豆：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自足和圆满；露，代表了道德上的纯洁和圆通；月，则代表了他精神世界的高逸和圆融。（P767）陶渊明生活在他的“田园”之中，就是生活在他的心灵之中，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P761）

屈原、庄周、陶渊明三个人，“萧条异代不同时”，但是他们所面对的世界，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却又都是相通的：人生的荒谬性、社会的无序和纷争，每一个体在面对这个莫测的世界时，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和困惑，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上，他们三个人为我们呈现了是不同的生活取向和生命姿态——屈原选择的是“毁灭”，“我们在《离骚》、《九歌》等作品中，遇见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诗人，一个时时在掩面痛哭的诗人，一个面向风雨‘发愤抒情’，又对人间的邪恶不停地诅咒的诗人，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畔、长歌当哭、以泪作诗......可是他并不脆弱，并不告饶，并不退却，并不招安，他已从人群中上前一步，成为孤独而傲慢的个体，与全体对立，他绝不再退却。”屈原的一个彻底的批判者，这种批判不仅是基于现实世界对他的“放逐”，是基于他个体精神力量的无限强大，“在以单个的、不堪一击的个体面对命运的时候，个性在绝望中显示了它的高度、深度与完美。”（P185）作为怀疑主义者，庄周则选择“冷眼旁观”，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显示了一种“面向自然而背对人间”的超然洒脱的姿态，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往来聚散而冷冷地关注着一切“生存”的现状。陶渊明选择的是“生存”，“在平淡的生活中体味平淡生活的真味”，“不是对生活的恐惧，更不是反抗，而是对生活的认同、回归”，我们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生活在田园之中，田园既在他的生活中，更在他的心灵之中，在他全部的人生之中。”

在中国文化史上，他们三个人作为“文化符号”，标识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方向和境界，屈原是“生活无是处”，庄周是“生活在别处”，陶渊明是“生活即此处”，那么学屈原，学庄子，还是学陶渊明？问题是——屈原可爱却不可近，庄周可仰而不可学，那么陶渊明呢，虽然心向往兮而田园早已荒芜，我们如何还能够“归去来兮”？

        2020.02.07下午，阅读鲍鹏山先生《风流去》，有感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