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高更留下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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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意中看到的这本小说,是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这本小说的名字太熟悉了,但却真是“熟悉的陌生”,因为我还真的没有认真地、完整地读过这本小说。我从沈老师手里拿过这本书,稍微翻了几页,就吓了一跳。
为什么我说是“吓了一跳”呢?这本小说的原名叫做《人性的枷锁》,创作于1919年,距今100年之前,那一年毛姆45岁;也就是说,我是在毛姆写下这本小书100年之后,才真正地读到他写的这个故事的。《月亮与六便士》的命名带给读者的第一感觉似乎是一头雾水有些不知所云,倒是《人性的枷锁》指向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但是《人性的枷锁》显然更像一部哲学著作的题目,而不是一篇小说。
《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其人物的原型就是法国印象派大画家高更,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在塔希提岛上完成的不朽之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或者天意,因为我这段时间努力阅读的这本哲学书——邓晓芒先生的《哲学起步》——书的封面上写着的正是高更的这三个问题。邓先生的这本书,或者他开设的这门哲学课,就是围绕着高更的三个问题展开的,邓晓芒先生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作为他这本书的(或者他这一门课)的起点,这也是全部哲学问题的起点——“一个人蒙昧之中走出来,从沉睡中醒过来的时候,往往会问这三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每一个‘我’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今天,我在这本毛姆的小说中,又一次遇到了这三个问题,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时间和空间展开,但是带来的震撼却依然是巨大的。
高更的故事,或者《月亮与六便士》的背后,仍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哲学大问题,我们——作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我们到底是谁,从何而来,向何而去?”高更远离文明世界,而隐居于一群过着原始生活的土著人之中,他要逃避什么?害怕什么?又在追寻什么?拷问什么?是不是我们人类在走向所谓的“文明世界”的过程中,最后其实是一条不归之路?我们朝着自以为正确的方向一路急行,其实已离开最初的出发地越来越远,我们追逐的梦想,是否会成为禁锢我们心灵自由的城堡?
刘良华在《教育哲学》中特别谈到了历史上,文明的民族最后被野蛮民族打败、征服的事实,如古代的希腊亡于马其顿之手,南宋灭于元,反思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会不会造成另一种灭亡的后果?如果人类文明再进一步发展,文明会不会被另一种来自遥远世界的不知名的力量毁灭?或甚至在我们自己追求“文明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人性中内在的活力会慢慢地固化、堕落,最后走向无可换回的结局?100多年前,高更提出的三个问题,至今仍然在拷问着我们的灵魂。毛姆是否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他为什么要以高更为原型,写下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他想到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他又表达了什么呢?
这两天,在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其中《红高粱》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话,让我震惊:
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的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了种的退化。(《莫言作品集:红高粱家族》,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P004)
很久没有读这样一本完整的小说了,而且又是第一次读毛姆的小说,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此刻寂静的山庄上空,月亮煜煜生辉,而一切伟大的事物,正如卑微的事物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