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剑桥学子肖盾同学，1997年从北京七一小学升入人大附中，2000年进入本校高一12班——即王金战老师无数次提到的“京城第一班”。高二时在刘校长推荐下参加了雷瑞德基金会选拔考试，获资助前往英国名校米尔菲尔德中学就读，期间获得国际管乐大赛小号手银奖，全英国密码破译大赛一等奖。两年后，考入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工程系，并荣获2003年全英最佳海外留学生奖。2005年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子工程与计算机，副修金融、管理和企业，并在哈佛大学辅修政治哲学和心理学。次年重返剑桥大学攻读电子信息工程硕士。毕业后进入瑞士银行，担任伦敦瑞士瑞丰银行投资银行的副总裁。2009年回国创办敦煌教育公司。以下两篇回忆转自他本人的博客。

大池塘里的小鱼尾巴

　　我在小学期间，经常耍耍小聪明，加上周围同学基础相对薄弱，反衬我的每一门功课成绩就都不错；特别是数学成绩，从未考过90分以下，因此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成绩就也比较放心。但是，在华罗庚数学学校最初的那段经历，着实令我成长了很多。

　　三年级那年，我所在的七一小学分到三个华校选拔名额。所谓“华校”，是人大附中下属的一所选拔超常儿童、并对其进行早期综合素质教育的实验基地，同时也是人大附中的“预科班”，经过华校培育的优秀学生，可以直接输送到人大附中，在中学阶段接受系统而全面的素质教育。

　　当时华校的校长，就是后来担任人大附中校长的刘彭芝校长，是中国著名的超常儿童教育专家。她认为小学生中存在着3%智力超群的孩子，他们优异的先天禀赋和深厚的内在潜能，必须及早得到开发，如果这份潜在的素质一直处于埋没状态，天长日久自然会“过期作废”，因此秉承着这个理念成立了华校。被华校录取的小学生并不脱离原来的学校，只是在业余时间到华校接受各种综合能力的培训。由于她当时倡导的素质教育理念渐渐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所以许多父母都以孩子能够进入华校为荣。

　　虽然当时的我还并不能透彻地了解华校的真正意义，但在那次华校选拔的综合测试中，七一小学派出的三名选手中，只有我一个人过关，被华校录取。发榜的那天，我找遍了所有的人名，发现自己的名字写在红榜的最后一位。也就是说，我是以位列最后一名的成绩被华校录取的。虽然没有“名落孙山”，但自己却变成了华校的“孙山”，这个成绩对我来说，是相当郁闷的。我向来是个比较优秀的学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华校会变成“小尾巴”，一时难以适应这巨大的反差。

　　可是，令我感到失落的事情还在后边呢——华校正式开课之后，在第一次测试中，我只有一份以拼图和找规律为内容的智力测验试卷考得不错，其余两门都不及格，其中一张数学综合试卷，竟然仅仅得了三十分！

　　我第一次因为自己的考试成绩而感到灰心，更让我觉得不公平的是，试卷上的考题竟然有一大半都是自己没学过的内容。“用我没学过的功课考我，这太不公平了！”可是，华校毕竟不能只因为要照顾我一个人的基础就降低课程难度。虽然今天的七一小学被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和新浪教育等机构授予最值得家长信赖的寄宿教育品牌校、学生培养最具增值力的小学、影响北京教育的“常青树”小学、京城特色小学等等称号，但以当年的综合实力在北京市算得上是一所“基础薄弱校”。而那些来自重点小学、实验小学的优秀学生，早早就接受过奥林匹克数学培训，练习过大量的题库，有时老师的例题刚刚在黑板上写了一半，就已经有同学在下面喊出了答案。我和他们一同坐在华校的课堂里，却根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眼前的一切，在我心头汇集成一股难以摆脱的压力。

　　整整一个月，我虽然在华校跟班上课，但一直成绩平平，所以信心也渐渐显得不足了。妈妈见我每次从华校放学回来，总是看起来郁郁不乐的样子，于是担心地问：“你觉得华校好吗？那里的测试难不难？”

　　“这个，凑合吧……”我没敢说实话，怕妈妈跟着发愁。

　　但妈妈从我的面部表情中发现了端倪，看得出儿子这一个月来过得不开心。她是一位开明的母亲，深谙“牛儿不喝水，不能强按头”的道理，所以从来不强迫我学习，便试探着问：“如果你在华校不开心，咱们就退了吧？”

　　我一时却难以选择，虽然我还没有在华校找回“尖子生”的感觉，但心中已经隐隐对那所学校、对那位刘校长产生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留恋之情。虽然在那里学习很吃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退出。

　　事情也凑巧，第二天妈妈到华校去接我放学，在教室门口遇到一位姓华的女教授，而且华教授的女儿恰好与我坐同桌。详细攀谈之后，妈妈得知原来华教授的父亲正是中国数学界泰斗华罗庚老前辈。妈妈向华教授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担心我在华校坚持不下去。

　　这时，我正巧从教室走出来。华教授拉住我的手，对我妈妈说：“多少孩子一直想进入华校，可是没有机会呢。如果当初没有考上，那是没有任何办法。如今既然考进了华校，怎么能再放弃呢？这个孩子，我对他就非常看好，觉得他很‘灵光’，你做妈妈的可千万要坚持下去。”

　　一席知心话，使我的妈妈从此与华教授成为多年的好朋友。妈妈意识到，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孩子之所以坚持不下去，首先是因为父母放弃了坚持。父母带头打退堂鼓，孩子还能有信心吗？从那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向我提起退出华校的话。

　　时间过了不久，华教授对我的预言真的开始应验了，我居然变得越来越“灵光”，在华校的成绩也节节攀升。老师刚写下一半的例题，我有时也能够一语道出答案。每到这时候，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便在心头油然而生……华教授先前的话，似乎带有魔力一般。

　　其实，好孩子都是被夸出来的，华教授的话“魔力”就在于此。正如刘校长在她的教育名著《人生为一大事来》中阐述的这样一个理念——老师与孩子说话要特别留意，因为一句话可能会把孩子托上天堂，也可能会把孩子打下地狱……

　　其实，不仅仅是老师有这个力量。一个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孩子，会在乎任何一个人对他的细微评价。每一个人恰到好处的赏识和鼓励，都会对他产生神奇的魔力……

手术台前的邀请

　　六年的小学时光如梭如电，几乎在不经意之间就滑过去了。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迎春杯”数学竞赛；我在华校的同学，也有很多人报名参加了这一比赛。同学中很多获了一等奖，相比之下，我却仅仅获得了三等奖。与成绩优异的同学们相比，我在其中并不显山露水。

　　当时，各个学校对“迎春杯”数学竞赛都很重视，因为这项比赛不仅仅是对学生数学水平的考量，而且无形中可以决定孩子将来的学业发展方向。北京市曾经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凡是获得“迎春杯”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学生，都是各个重点中学青睐的对象，都会纷纷向他抛出“红绣球”，主动邀请他到本校就读；即使是获得二等奖的学生，也有免试入学的优惠条件。而三等奖虽然也有奖励，却享受不到升学上的特殊关照。

　　在华校四年的学习使我心中充满对人大附中的向往，但“迎春杯”的名次表明我那时的水平并不是特别优异，使父母对我报考中学的选择也不能不考虑得现实一些。此外，我在华校四年来的学习经历表明，如果报考人大附中，我也未必能够进入实验班。可是以我好强的个性，又不甘心仅仅就读普通班。

　　“爸爸，大不了我就凭着吹小号的本事，报考艺术特长生。现在好几所重点中学都在招艺术特长生呢，我就不相信考不上！”我下定了决心，打算走这条路。

　　我说这样的话是有底气的。那两年我的小号水平突飞猛进，进步速度甚至超出了柏林老师的预计。柏林老师曾经评价说：“以你这样的水平，在高二就可以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不必等到高三。”同时，也有人对我说：“你以后专业吹小号，肯定比搞数学或计算机有发展。”

　　但不论是我自己，还是我父母，当时都没有想过将艺术作为日后专业发展的道路。爸爸妈妈甚至没有考虑过让我报考艺术特长生。但此时此刻，我要用吹小号的专长为自己争一口气。

　　当然，我做这样的打算，心头也隐含着一丝无奈，毕竟那是对人大附中实验班绝望之后，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然而，令我们一家想不到的是，爸爸第二天居然接到了刘校长的电话。

　　那是在春节来临前，各单位都在准备放假。我的爸爸是眼科医生，即将开始一台手术。他已经换好了手术服，正在用消毒液细致地清洗双手，进行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忽然，诊室的电话铃响了，是找我的爸爸。爸爸急忙接过话筒，听出电话居然是人大附中的刘彭芝校长打过来的，爸爸不由得一阵惊愕。虽然爸爸对刘校长不熟悉，但知道她管理着一所拥有数千名师生的重点学校，平日异常忙碌，时间非常紧张，这次会亲自给自己打电话，不知是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使爸爸更加感到意外的是，那是一个邀请电话——刘校长邀请爸爸在过完春节之后到人大附中面谈，讨论有关我升学的问题。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爸爸已经记不起具体日期了，只记得刘校长和他约定面谈的那天正好是元宵节。

　　爸爸心中充满了感激，但出于现实考虑，也为儿子的出路着想，他最初还是婉言谢绝了刘校长的邀请。“从肖盾在华校表现出的水平来看，我觉得这个孩子算不上‘超常儿童’。还有，他有艺术特长，我们已经计划让他报考艺术特长生。”

　　“不，我对肖盾的认识和你们不一样。等到那天，你到学校来一下，好吗？具体的问题，咱们可以当面讨论。”刘校长再次热情地邀请道。

　　面对如此热心细致的刘校长，爸爸实在难以拒绝。于是，刚刚过完春节，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刘校长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