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也参加了不少散文诗的各种笔会年会，年轻的时候常常抑制不住激动，要发言，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可总被各种因素抑制住了，没有冲动。就这样听了二十多年他人的各种发言，看了二十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散文诗作品，竟有了长叹一声“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感觉。近几年参加的几次会议，总是被指名要求发言，平时关于散文诗的思考确实不少，但真正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却又总是“不说也罢”……

严格起来说，中国散文诗从小品文的地位走到今天，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队伍壮大了，写散文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出现了一些成就卓著的作家，他们带领散文诗走向了繁荣；有了稳定的园地，从进入新时期以后，开初仅仅在一些报刊的夹缝中生存，到后来“混迹”于报刊杂志的散文栏目或诗歌栏目，到后来有了固定的国家新闻出版署注册的公开刊物，并且许多刊物与报纸开辟了散文诗的固定栏目；也有了奖项了，《散文诗》刊《散文诗世界》等就颁发过多次奖项，为激励创作，扶掖年轻作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从创作上说，无论作品思想的深度，还是创作方法的多样，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按说散文诗应该处于相对稳定的兴盛期了，可是我却总有一种不尽意的感觉，还不仅仅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透的事儿。去年（2009年）北京的几个朋友发起了一个“我们，散文诗群……”，不是什么组织，也不是流派，就是冲着散文诗而来。我的理解便是为散文诗奔走呼号，让人们知道散文诗是什么，这个群体在为散文诗做些什么。

今年夏天去宁波的《文学港》杂志社，见到了获鲁迅文学奖的诗人荣荣，她快言快语，一下道出了散文诗所处的尴尬境地。而当时我心中还有一层尴尬，即我再用鲁迅的《野草》说事儿，是不是有点儿太老调了；如果说说今天散文诗发展，及其作家与成就，相比较于其它文体，还是尴尬，至今“鲁迅文学奖”不仅没有将散文诗列入其中，而且在参选的几大类体裁中，无论散文还是诗歌，都没有将散文诗容纳其中。既然是以鲁迅命名的奖项，且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的代表作，今天的“鲁迅文学奖”中居然没有单列散文诗，也是有点意思的事儿。当年有人批评过我的散文诗《我骄傲，我是一叶浅草》，其意为把散文诗定位于“浅草”太轻了。散文诗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可以是长江是黄河，做中华文明精魂的载体。二十多年来，许多人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做了多种尝试，其中也有报告体杂文体等等，既然要将散文诗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寻求其存在的地位，那么又依附于其它文体，这不是自寻尴尬么？因而，我依然尴尬着。

至于是小草还是长江大河，还仅仅是表现方式的问题，包括题材，也就是用什么题材表达什么东西。从五四以来，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体之外，真正不尴尬地立住脚的新生文体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出现与报纸有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五四以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许多文学巨匠都写过这一文体。同情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罪恶、寻求中国出路等等有锐进思想的内容出现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然而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文体的自觉，直到1930年“报告文学”这一名词才正式被引进应用。从此，被列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之外的又一文体。夏衍老一生中也是著作等身，可他觉得可以传世的只有不到九千字的《包身工》，他95岁生日的时候，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因为他认为当年为下层社会代言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除此，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以定位。

这是我在2010年夏季的一次会议上举的例子。

任何文学体裁都永远面对一个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散文诗应该是美的，而生活中那些令人心颤的事，表面看去往往不甚美，甚至是丑的，而丑中又往往有着潜在的美。如果把和谐说建立在表层上去认识，则在生活的开掘上会流于肤浅，就会忽视了潜伏在生活深处的美。只有在生活中深深地开掘，不回避美丑间的碰撞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这当然需要在技法上讲究一点，去充分调动起读者的审美意识，充分利用多维空间。”这是我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诗集《海角，亮起了渔灯》的后记里写的一段话。

一首小诗可以写得振聋发聩，惊心动魄，一章几百字的散文诗能不能呢？当然可以。而且短小精悍，恰恰是散文诗的优势与特征之一。

今天的城市正上演一出前所未有的悲喜剧，中国人都在面临着一场迁徙，一场生存状态的迁徙，一场心灵的迁徙。这场迁徙就像泰戈尔写的电影《两亩地》中所阐述的，土地与农民的生存，祖屋与城市化，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天的城市如同一个大的意象，在表面形象的后面包含着巨大的欲望，是由贪婪与奢靡组成的欲望。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旦有了钱更可怕，恨不得吞下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频发的自然灾害，“千年不遇”“百年不遇”，令能思考的人都会反思我们人类自身；早已超过警戒线的两极分化现象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老百姓生存的艰难。

著名学者丁帆教授在《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生成》一文中提到：“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一些作家已经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地与‘知识分子’绝缘了。诚然，我们可以对‘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提出质疑，但是我们不可以拒绝‘社会良知代言人’的义务。反智化包括了很多种倾向，而我以为最可怕的是，连自我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都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我们的作家还能够为这个民族贡献出什么呢？”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杜甫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当年是在目睹沦陷后的长安之萧条零落，身历逆境思乡情切，感慨万端时，写下这样的诗句。一草一木都倾注了诗人的感慨，而今天的散文诗不管小草还是大河，总应该承载点儿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种休闲写作，不愁温饱，养尊处优之余，开始写一些小感触小情调的东西，自我满足自我慰藉。如果作为一种个人写作，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名承载社会义务的作家去考量的话，显然就如丁帆教授所言了。

学者们对于“冰火”很感兴趣，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意象，也是之所以说鲁迅处于散文诗的高处的证明。今天的散文诗需要结实的，含义深远的意象，来揭示今日社会与我们的生存环境，哪怕是一叶小草，一只露珠……

直面人生，是鲁迅先生对作家的道德与良心提出的要求，我们也该用来考量散文诗和写散文诗的人。

借一本书的后记，谈谈自己的观点，也仅仅是一孔之见，如果说年轻的时候，我的创作除了写老百姓视野中的内容，还在表现方法上做过一些探索，尤其得到了一些前辈的认可，那么过了五十岁之后，眼中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更沉重了一些？

在此还是要感谢耿林莽等前辈多年不弃，一直对我倾注关怀，更感谢朋友与后来者的激励，我会潜心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