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语历史音韵学
2.1汉语的分期
2.2中古汉语史料：《切韵》
2.3宋代的韵图
2.4中古音的构拟方法
2.5上古音的构拟
2.6早期官话
2.7声调的演变

2-1汉语的分期

伟大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他的不朽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中，把汉语音韵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原始汉语：最早的书面记载以前的时期

上古汉语：《诗经》时期（公元前1000年）

中古汉语：公元7世纪的《切韵》时期

近古汉语：宋代的韵图

早期官话：明代的《洪武正韵》

当代的中国语言学家，大概只有少数会完全赞同高本汉的分期。原始汉语这一段，对限于汉语资料的历史语言学家来说，由于无资料可凭，就不算作汉语历史的一部分。现在西方学者改用Old Chinese(上古汉语)和Middle Chinese(中古汉语)。只有少数学者认为高本汉的宋代韵图那一段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因为从宋代直到明初的语言最好是看作早期官话的初始阶段。明朝及清初这一段可以看作是中期官话，19至20世纪当是现代官话。这个修正了的分期也不过是个便于说明的大纲而已。还有，各个时期，可能太长了些，特别是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有些语言学家也提出了修正意见。

2-2 中古汉语史料：《切韵》

在这一章，我只谈大家熟悉的三个音韵史时期：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早期官话。因为整个汉语音韵史都以代表中古语音的《切韵》为轴心，所以我们也从这份最重要的史料开始讨论。

《切韵》由陆法言等人于公元601年编成。按声调和韵目排列。关于《切韵》的音系基础，大家已讨论得很多了。在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切韵》（和所有其他早期的字典）不是当时口语和方言的实际记录，而更像是诵读文献的指南，所以只考虑汉字的读音，这样，若把它看作当时某个地方实际语音的反映，将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因为，要在这韵书所载的几千字中，要分清哪些是口语，哪些是甚至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书面语，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就在《切韵》时代就像现在一样，有很多文白异读现象。清楚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明白，所谓《切韵》音系的基础，实际上就是那个地方的书面读音。

高本汉认为，《切韵》代表的是隋代首都长安的方言(1954:212),其他人则认为《切韵》是不同方言读音的混合，而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方言。现在，多数人接受周祖谟的观点。周祖谟认为（1966），《切韵》音系不代表某个地区的发音，而是折衷南北朝后期（公元6世纪）北方和南方的读音。其中，金陵方言是其主要基础，因为金陵在隋朝统一中国（公元581年）以前一直是南朝的首都，无疑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代表北方文化的读者很可能来自当时北朝的首都邺下的方言。

陆法言的序言告诉我们，那次讨论读音标准的会议是在隋初的长安，他们八人中，有三个南方人，他们当然会以金陵话作为标准音。另有五个人或者在邺下长大，或者小时候住过那儿。序言中说的“南北是非”，肯定就指金陵和邺下读书音的不同，而不是泛指南方和北方。因为当时参加讨论的八个人中，没有一个在长安住过几年，所以《切韵》不太可能反映当时长安的方言。

据陆法言的序言，《切韵》的读音标准主要定于颜之推、萧该两人，而这两个人都是南方人。因此，尽管对代表北方的邺下音有所折衷，金陵的读音仍是这本韵书的主要根据。这一点，从当时南北朝后期押韵情况也可得到证实。

《切韵》在后来影响极大，它的成功大概就是因为它基于广泛的方言基础并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读音标准。它很快就压倒了以前的韵书，《切韵》序中提到的六种韵书，没有一本完整地保留下来。唐朝时，《切韵》被当做规范的读音标准，而一旦获得了这种地位，就进一步被修订和扩大。这些扩大了的不同版本的编者，都细心地保留了陆法言《切韵》的音类，因此尽管陆氏《切韵》的原版失传了，但其中所包含的《切韵》音系，仍然在后来的修订本中保留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修订本是宋朝的《广韵》，公元1011年由陈彭年负责总编而成。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广韵》完整地保留了陆法言《切韵》的音系。由于完整的王仁昫本《切韵》（《刊谬补缺切韵》）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出现，所以过去所有中古语音的研究都根据《广韵》，而且，《广韵》将继续作为中古语音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讨论《切韵》的结构之前，不妨先看看陆法言和他的同时代人对语音的理解。显然，书面文字是他们的出发点，而一个汉字又代表一个音节。所以音节这个概念不必另外考虑。在《切韵》成书之前一世纪左右，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四声被发现了，这四声就叫做平、上、去、入。声调的叫名下文再讨论。还进一步明确了如何才能押韵，从定义看，押韵的音节必须有同样的主要元音、韵尾辅音或元音韵尾。而具有同样声母的音节叫做双声。但是，既双声又押韵的音节并不就是同音字，这就意味着，在声母和主要元音之间，有时候还要某种成分，用来区别不同的音节，这个成分就是介音。在这样一种初步的音节语音学阶段，显然没有辅音或元音音段的概念。而没有这种辅音或元音音段的概念，要进行复杂的语音或音韵的分析就会有困难。

不管怎么说，据已有的语音知识，中国人设计了一种可行的注音方法，那就是选双声的字取其声母，选叠韵而且介音也相同的字作韵母和声调，例如“东”这个字，注音时就用“德”的声母，加上“红”的韵母及平声这个声调，就合成“东”的读音。这个方法就叫做反切，几百年来汉字都用这个方法注音。

《切韵》及其修订本都分五卷。头两卷平声，三四五卷分别是上声、去声、入声。每个声调下再分好多韵，互相接近的韵常排在一起，每个韵的第一个汉字就是韵目用名。每个韵下都有很多同音的小韵，小韵前用园点或圆圈来标志。每个小韵的第一个字注明反切，表示整个小韵的音，下面的字不另加注。在较早的修订本中，反切注音时作X，YZ反，X表示要注的字，Y表示声母，Z表示韵母和声调。《广韵》中，注为X，YZ切。“反”和“切”的本义不太清楚。

用现代术语说，音节的起头部分是声母，其他是韵母，韵母又分韵头（介音）、韵腹、韵尾。中古音sjang，就由声母s、介音j，主要元音a，韵尾ng组成。用《切韵》的语音结构看，反切上字表声母，反切下字表韵母和声调。

由于《切韵》时代还没有把音节分为辅音段和元音段的概念，因此在用反切注音时，表示声母时就不是用同一个反切上字，事实上常用两个或更多的字来表示同一个声母。在正常情况下，越是常见的声母，用来注这个音的汉字就越多。韵母的情况和声母一样。还好，反切法体系中，有足以使某些学者能辨认出是同一声母、同一韵母的某些方法。陈澧于1842年出版的《切韵考》就是第一个用反切系联法来归纳声韵母的。他的方法后来被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进一步修正，但这种系联法最多只告诉我们有哪些声类和韵类，并用哪些字来代表这些声类和韵类。《切韵》及后来的韵书都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些音类的音值。它们只表明形式，不表明实质，这个实质必须从别的方面加以提供。

2-3 宋代的韵图

中古音通过《切韵》的声类、韵类以及相对应的方言读音就可以构拟出来，但实际上其他的史料即宋代的等韵图也用上了。韵图把《切韵》的音节排列在表格中，横向表示声母，竖向表示韵母和声调。要说在韵图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相当成熟的音韵学思想，由于最早的资料和一个佛教徒有关，因而就认为来自印度，好像还有些令人费解。我们还不确切知道，中国这样的音韵研究到底开始于何时，我们所掌握的最早资料，就是守温和尚的3页残卷材料，而关于守温，我们实在知道得太少。周祖谟（1966:502）认为，守温不早于9世纪，还有些情况说明他可能是更晚时候的人。后来用的一些音韵学术语，在守温3页残卷中也已看到，当然它们不像后来的韵图那样排列成表。

现存最早的韵图是《韵镜》和《七音略》。两种都是宋代所作。结构上也相类似，可能基于同一个雏型。《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反映了韵图在后来的演变情况。高本汉错误地把《切韵指掌图》认作是现存最早的韵图并用来构拟中古音。实际上所有后来的韵图都根据《韵镜》而来。我们下面的讨论也多数用《韵镜》的称述，少数术语用相应的现代语言学的名称。

常用来称呼韵图的“等韵”一词，意思就是分成的等韵类。等韵的本旨，就是借用印度语音学理论的概念，来把《切韵》音韵结构系统化。在这么做的时候，当时标准的书面读音已变了很多。在时间上，已比《切韵》晚了两个世纪左右。从代表的地域看，已从金陵沿着扬子江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Pollcylank 1970),虽然夸大《切韵》与后来唐代的标准语（这两种是紧密相关的方言）之间的差别固然不对，但两者之间确有很大的不同则是事实。当等韵图的作者着手工作时，他们就面对如何折衷《切韵》音类及当代标准读音之间差距的问题。我们只能假定，等韵图的音类根据是唐代的标准读音，而不是《切韵》音类。因为他们没法知道两百年前的金陵方言究竟是如何一种样子。自然，根据不完全的了解，用较晚的术语，去描写一种方言，肯定有困难。对待韵图就入对待《切韵》，也当持一种很保留的态度，等韵图反映的语音当然主要是晚唐的标准音而不是《切韵》音，但如何去对待它，还需要小心谨慎。我想，如果要构拟唐代后期的语音，光依据韵图而不参考当时别的资料，显然是不够的。我还怀疑，那么成系统的等韵图的音韵结构在某种情况下易于造成一些人为的区别；而且，长期以来受印度甚至是藏语音韵概念的影响，在韵图的音类区分上未尝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看看韵图的声母和韵母。

《韵镜》序言谓有三十六字母，即三十六个声母。守温残卷列三十字母，这代表较早的30个声母，很可能三十字母是受了藏语的影响，因为古藏文也是30个声母，无论是三十字母，还是三十六字母，都和《切韵》声母的数目不符合。这是韵图和《切韵》之间最明显的不同之一。

声母分清浊两类。清音指不带音声母，分为全清（不送气清音）和次清（送气清音）。浊音分全浊，指浊塞音、浊塞擦音。浊擦音，有些根据表明唐朝后期的全浊声母是送气的或是低沉的塞音，就像现在吴语的某些方言；还有次浊，指浊响音，即鼻音、边音、半元音。

《韵镜》及其他韵图把声母的发音部位分成5类:

（1）唇音。《切韵》只有双唇音，到了宋代韵图，有些双唇音变为唇齿音了。这是韵图所谓的重唇、轻唇。（2）舌音。舌音分为舌头（t th d）和舌上两类。高本汉认为舌上音就是腭化了的舌头音，拟作t th dh，现在多数学者接受罗常培（1931）的构拟，作卷舌音t th d。（3）牙音（即舌根音）。这个“牙”指的是大牙，传统的解释是，舌根是在臼齿的近边长出来的。Roy Miller(1975)年已经指出，这个名称显然是因等韵图作者为了选择代表这类声母的例字才用的。“牙”的中古音是ŋa，声母是舌根鼻音。（4）齿音、这个“齿”指的是前面的“齿”，以和后面的“牙”相对。这一类包括几种不同的丝音，分为两种：齿头音代表一般的丝音，正齿音指舌叶音，据Pullcybiank(1970)列作卷舌音。正齿音实际上是《切韵》舌面音和卷舌音两类声母的混合。（5）喉音、这组包括4个声母，对于这组音的构拟一直有争议。高本汉拟为影母、晓母、匣母、喻母。如果为了更切合“喉音”这名称起见，不妨拟h代表晓母，拟代表匣母，但这种辩论并不重要。

韵图对声母的处理，看出是把这些辅音作为分离的语音单位。可以从音节的其他部分分隔出来的；而且，尽管韵图是在印度语音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而对韵母却没有作同样的分析处理，在韵母的分类上，总把韵母算作一个整体，不作音段分析。结果是，很难说明到底有多少元音音位。由于韵母分类的含混不清，引来了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且一直是中古音研究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方面。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接着再看韵图所反映的韵类。

韵图对四个声调的划分，是完整地从《切韵》系统而来的。然后进一步把各个韵分成“内转”和“外转”两种。看起来，“内转”和“外转”的称呼可能来自印度语音学术语的“内”和“外”，内指声音在口内，外指声音在口外。用于元音，低元音a是外，因为a是中性元音，不需在口内特别费劲（Allen1951:59）。在中国语言学家中一般都同意“外转”指低或开的元音，“内转”指高或紧的元音，这种解释大体上和印度的概念相近。Pulleybinnk(1970)甚至提出，等韵图基于a和ə的两分法的对立，“外转”韵以a为主要元音，“内转”韵以ə为主要元音。在后来的《四声等子》中，所有的韵归作十六摄，无论是内转韵的摄还是外转韵的摄，每摄都有同样的辅音韵尾或元音韵尾。

另一个两分法是“开”与“合”。高本汉指出，开合的对立，就是指音节中园唇介音的有无，这种说法不算错。但多少会引起误解。上面已指出，等韵图作者在分析韵母时还不懂区分音段，介音是音段的范畴，他们不可能注意到介音问题。所以最好吧开合的区分看作是音节开头时的一种特征。在多数方言中，有园唇介音u y的音节，在发声母时都可以看到嘴唇是园的。我想，人们在发kan(看)、kuan（宽）这类声音时，嘴唇的形状不同，一下就能看出来，这就是“开、合”分别的根基所在。

等韵图中的“等”很难解释清楚，高本汉译为division，其他人译作grade。《韵镜》中每个声调都分作四个等。有的韵只有一个等，有的韵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等。一般都认为，三等字有个腭化介音，一等字没有任何介音。其他有关等的说法就很不同。M.Z.Volpicelli(1896)认为四个等代表四个主要元音；S.H.Schaank(1897-1898)、Pulleyblank(1971)都认为四个等代表主要元音前的四个不同介音。高本汉的意见介于两者之间。上述不同的说法，以《韵镜》“外转二十五开”效摄见母为例，列如表Ⅰ。

对四个等的构拟主要看你如何理解这韵图。Volpicilli和Schaank只根据18世纪《康熙字典》前头所附的韵图来构拟中古音，他们完全忽略《切韵》的音类。高本汉把韵图当作理解《切韵》的关键。后来Pulleyblank认为，韵图实际上并不代表《切韵》音系，而是表现了要以唐朝后期读音为标准音的意图，这种意图很明确，很成系统，把韵图看作理解《切韵》的关键，意味着除了韵图，就不能解释清楚《切韵》的音类，这种看法有时会导致对 《切韵》音类的错误理解。而按Pulleyblank及其他相类的看法，就可以完全脱离韵图的束缚，只据《切韵》本身来构拟《切韵》音系。在我看来，这些宋代韵图的性质还不太清楚，因此很难无保留接受某种说法。尽管如此，在构拟中古音时，韵图仍然有它重要的作用。

2-4 中古音的构拟方法

高本汉在1954年一书中简要地说明了构拟中古音的方法。高本汉认为中古音就是现存的《切韵》修订本中反映的语音。《切韵》音类多数情况下可用韵图来说明，尽管他也承认《切韵指掌图》根据的是较晚时期的语音，但仍认为它对理解《切韵》有帮助，因为它总比现代方言更接近《切韵》。除了韵图，汉语的域外借音（Sinoxenic，是Samuel Marein首先使用，专指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读音）对中古音的构拟也有重要作用。在日本、朝鲜、越南三个国家中，他们都用汉字，有几个世纪之久，并用他们各自特有的方法来读汉字。高本汉也承认，这些域外借音在有些方面有讹误，但在构拟中古音时也至关重要。第三个重要方面当然是中国本土的方言。

构拟中古音的整个过程当然是非常地复杂的，但一些简单的例子也足以说明这种构拟的原则。从《广韵》反切的系联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声母是用tā（他）、tuō(拖)、tǔ(土)、tù(吐)、tōng(通)、tian（天）、tai(胎)、tang(汤)八个反切上字代表，这正好和韵图中的“透”母相对应，透母则是一个“舌头”音。“舌头”音中的每个声母在《广韵》中都各自有一套反切上字。而要明确这些声母的具体音值，只有通过比较实际方言和域外借音中的读音。“舌头”音声母的几个常用字的汉语方言读音及域外借音列如表Ⅱ。可以看到这些字多数读舌尖塞音、舌面音或鼻音。从这些字的读音看，“泥”母一定是个鼻音。“端、透”母是舌尖（或舌面）清塞音；只有日语汉音把“端、透”两母混为一读，其他方言都是“端”母不送气，“透”母送气。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古音“端、透”的不同就在于送气与不送气之分。“端、透”与“定”母有清浊对立的读音的只有苏州一处，至少暂时可认为中古音的“定”母是一种舌尖浊塞音。高本汉认为，“定”母及其他全浊声母是送气浊音，现在多数人认为，当时《切韵》的浊音是不送气浊塞音。当韵图中一组声母构拟出来以后，所谓全清、次清、全浊、次浊这些名目的意思也就清楚了。而且也都适用于别组声母。如果只孤立地从韵图看，从《切韵》本身看，这些音类就变得非常抽象，而一比较方言音和域外借音，事情就变得简单明了了。

由高本汉构拟、李方桂（1971）修改的中古音声母见表Ⅲ。

韵母的构拟是用同样的方法，韵图的韵类也须和实际的方言读音相对照，然后确定构拟的音值。从韵类看，韵图不能完全区分《切韵》的韵类，所以即使韵图的韵母全部构拟出来了，还必须考虑《切韵》中还有些韵母也需要构拟出来，才能把中古音的全部韵母构拟完。上文已谈到，最难对付的是关于“等”的概念。

现把《韵镜》第二十五图四个等的例字的今读音列如表Ⅳ（表中Ⅰ、Ⅱ、Ⅲ等的例字是平声字，Ⅳ等的例字用去声字，因为那个平声字不常用，故改为去声的常用字“叫”）。表中“高交骄叫”四个字代表四个等，它们的声母和韵尾都相同。所以，这“等”的区别就在于介音或主要元音，或者同时是介音。主要元音都有不同。

用表Ⅳ作例，我们可看出高本汉构拟这四个等的想法。（1）韵尾都是u，（2）Ⅰ、Ⅱ等的主要元音是a。（3）四个等的区别不仅在于介音i的有无，还有主要元音的不同（如厦门、广州、越南借音）。（4）Ⅰ等没腭化现象，主要元音可能定为后低元音[u]。（5）Ⅱ等韵前面的舌根音，在有些方言中腭化了。有些方言不腭化。如果主要元音是前元音而不带i介音，就可能是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前元音像是a[a]，（6）Ⅲ、Ⅳ等都有一个腭化介音，从日语汉音、越南借音看，主要元音当是一个央元音。（7）最难的问题是，如何分别Ⅲ等和Ⅳ等。Ⅲ、Ⅳ等例字在今方言中都混读为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高本汉援引朝鲜借音（表Ⅳ未包括），例如“见”，Ⅳ等字，朝鲜借音读kyon[kiən]。而Ⅲ等的“建”，朝鲜借音读kon[kən]。基于这样的情况，高本汉提出，Ⅳ等韵有个长的元音介音i，而Ⅲ等韵则有一个较短的辅音性的介音i。这元音介音i在朝鲜借音中有些时候保留下来了，而那个Ⅲ等韵中的辅音性介音i则失落了。最后，由于《切韵》的三四等韵是不同的两个韵，所以就要用主要元音的不同来区别这两个韵。高本汉提议四等韵有个较强的腭化元音e[e]作为主要元音，和那个腭化介音i相配；这样，三等韵就有不那么腭化的主要元音a[ε]去配那个较弱的腭化介音i。这么分析的结果，效摄见母四等例字的中古音构拟就如下：Ⅰ等 kau,Ⅱ等kau, Ⅲ等kiau,Ⅳ等kieu。

解决了这个“等”的性质，对构拟《切韵》韵母会是个极大的帮助，但至今还没有方法来解决它。把《切韵》韵母分成等还不难，但有些时候，《切韵指掌图》把《切韵》中不同的韵混同为一，说明这些韵已经合并，找不到根据把它们区别开。对这种问题，高本汉一般在他用以构拟的一两个方言或域外借音中，能找到一点可以加以区别的特征来。有两个韵之、脂他没法区别，就构拟了两个不同的i，李方桂（1971）提出改为i和Ï的对立，以与上古音的不同来源相当。同样，高本汉把另两个韵佳、夬都拟作ai，李方桂改作ai和aÏ。

高本汉拟的中古元音体系非常复杂，有16个元音，4个介音（其中有两个可作元音韵尾）。这四个介音i、i、u、w。i和i的区别上文已谈了，u和w用于合口韵。由于他转写体系和现代语言学家所用有所不同（高氏主要用J.A.Lundell的瑞典方言字母），我们逐一加以简单说明，国际音标则用音标括号标出。

（1）i，前高不园唇元音[i]-----

（16）(此处国际音标不能打出)

四个介音如下：（国际音标打不出）

对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元音系统，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性意见。赵元任对其中对立的成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有的被接受了。Samuel Martin(1951)作了一个高氏构拟音的音位分析，把元音数目减至7个。Martin把高氏构拟及赵元任的修正意见，作为中古音的有根据的拟音，从音位分析出发，加以音位化，使我们对中古音的认识有所进步。李荣（1962）、董同龢（1954）进一步对高氏构拟进行检验并提出修正。Taaiu Aiyanl(1957)根据上述几种意见及日本学者的看法，又进一步加以修正。1962年，Edwin Pulleybiank作为研究上古音的第一步，提出了他对中古音的构拟。尽管这些修正和高氏所拟，在解释上或总体上，有很多方法上不同，但从高氏看来，这些意见和高氏所拟如有不同的话，也是分歧不大。这些不同，是由于技术上的改进，如更深入的分析资料，就会揭示比高氏提出的更多的特征，而且对于那些难于区别的韵的有关资料到后来也能看得多一些了；那些佛教用语的中文译写和藏文，婆罗米字母（Boihni）、维吾尔文等拼音译语的对照，也对后来的构拟带来方便，使用这些材料并不是对高本汉的方法提出怀疑，至今公开出版的修改意见，实际上都可看作高本汉及其前辈那种传统方法的进一步运用的结果。

Pulleybiank(1970)、Miller(1975)两人对这个传统的方法提出了很多问题。Pulleybiank第一个反对直接根据韵图来构拟《切韵》，理由是这最早的韵图也已在两百年以后，根据的又是另一个地区的方言标准。根据他的意见，韵图的音应该先独立地构拟出来，然后再用它和其他有关材料一起构拟《切韵》音。Miller的意见更激进，他认为这种传统方法是这儿拣点儿那儿拣点儿的折衷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一些因素和直觉的甚至武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他觉得，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术语多选例字作名目，看不到这一点，就常用哲学的或神秘的猜测把它搞复杂。他认为，1975年之前的各种构拟，其多数价值不大。虽然在很多细节方面我不完全赞同Miller的批评，但在清醒地去重新考虑古音的构拟这一点上，我想他的意见是有用的。高本汉的方法看起来已经得到了很充分的运用，如要进一步使用这种方法就会无休止地纠缠于一些老问题而不见得有什么真知灼见。如要把汉语历史语言学从学究式讨论中解救出来，在方法上加以重新估计是必要的。尽管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我还是愿意提供一些看法。

《切韵》本身可作为中古音的主要资料，是其他各种资料的核心。尽管有人不同意，我想高氏的构拟基本上是韵图的音类。《切韵》是基本资料，韵图是根据后来别地方言对《切韵》所作的解释。我们没有必要非接受韵图的解释不可。韵图比起现代方言、域外借音、古代译语并无更大的价值。其价值在于它是《切韵》早期分支，但它的含意并不太明确，因而对它的解释当然只是推测而已。中国本土的方言比域外借音更重要，域外借音只是邻国所用的交际媒介，服从于他国语言内部发展的历史规律。域外借音只有在经过进一步研究以后才可用来解释早期的汉语，汉语方言是中古汉语的直接后代，应该作为构拟古音的主要依据。其他邻近语言如越南语、泰语、苗瑶语及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词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古代佛教及其他方面的译语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最后，在方法上要更自觉和严谨，清楚认识我们所做的事，所要达到的目的。

汉语历史语言学中另一需要注意的方面，是要注意各个时期书面成分和口语成分之间的不同。口语读音可一直追溯到原始汉语时期，书面用语有些已不复用于口语，但在书面还用到，有时重新进入口语。这种历史上的书面成分和口语成分的不同，和现在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是两回事。在汉语历史上，某个词曾是书面用语。后来也有可能变成口语词，就像英语中，某些原是书面语的拉丁词，现在用作口语。《切韵》中多数词不是当时口语的实际反映，而是文献中流传下来的读书音。当然，其中有些读书音和当时的口语有相合的情况，但《切韵》没有明确指明哪些是相合的，哪些有异读。汉语的历史音韵学迄今为止一直是研究编在传统字典中的书面用语在各个时期的演变。其实，另外一种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从现在的方言出发，构拟它的早期读音。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把一些词的古今演变勾勒清楚，并可避免过去构拟中的人为的不自然性。这样做，还可以把保留在书面文献中的某些口语语源考证出来，这种考源工作还做得很少。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对汉语史中的纯书面文献有更好的认识，使用起来就会有所保留。

2.5  上古音的构拟

上古音的构拟，依据几种不同的资料，不像中古音主要解释《切韵》。大约400年前，明末的福建学者陈第（1541---1617）已经开始了上古音的研究。在陈第之前，中国学者缺乏关于语言演变的的概念。当他们看到不同时期押韵不一致时，他们就或者认为是古人押韵标准不严，或者认为是押韵标准有所变化，而不知道是语言本身的变化。只有陈第看到了语言演变这一点。他概括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代诗人的语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内部一致的体系，只要方法严谨这个古代诗韵就能用于研究古代音韵。

《诗经》是古代最重要的诗集，是公元前四世纪时的无名氏所作。所收入诗的时期很不同，早晚相差有500年之久。尽管时期不同，但《诗经》押韵体系基本一致。《诗经》韵与切韵相比，显然有很多不同。清朝学者开始研究古音时，就把《诗经》韵和切韵相比，以此来决定《诗经》的押韵体系。他们把诗中通押的字归为一个韵部。《诗经》的一个韵部和切韵中的几个韵相对，或者反过来，切韵的一个韵分属《诗经》的几个韵部。例如《切韵》唐阳韵属《诗经》阳部韵，而《切韵》支韵就分属《诗经》几个韵部。

 清代有很多著名学者，都用陈第的原则，对《诗经》韵部进行严整的分析。顾炎武（年代看不清）、江永（看不清）为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古音研究奠定了基础。顾炎武提出，古音一个韵部可能由《切韵》的几个韵组成，《切韵》麻韵字就分属古音鱼部和歌部。他还看到，切韵中的入声字，在《诗经》中可以和舒声字相押。江永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分出了更多的《诗经》韵部。

清代最伟大的古音学家当然是段玉裁（1785---1815）。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古音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段氏之前，人们研究古音只限于根据《诗经》，段氏第一个看到字形对公元前1000年的古音研究的重要作用。汉代《说文解字》所载的字80%以上是形声字，可以据此进行语音分析。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举例如表Ⅴ，所标音为中古音。    

段玉裁观察到，同声旁的字，一般说来，在《诗经》中就能押韵。这是当时一个最大的发现，因为原来只能据《诗经》中用来押韵的字归纳韵部，而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字归并到所属的韵部。段氏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第一个把声音相近的韵部排列在一起，声音的相近主要从押韵是混押的现象及其某些声旁所表示的例外读音来判断。与段氏同时的另外两个朴学家是孔广森（1732--1786）和王念孙（1744--1832），对古音韵部提出了进一步的分析。清代古音学集大成者当推江有诰，江有诰别的方面不大为人所知，死于1851年。江氏的古韵分部，经后代学者略加补充，就是现代学者据以构拟上古音的基础。

清代朴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古韵分部感兴趣，只有钱大昕（1727---1786）对上古音的声母有两大发现，即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除了钱大昕对声母的两大发现以外，20世纪学者对上古音声母的构拟都据高本汉的分析。古韵部的分别和声母没有什么关系，分析声母的唯一依据就是形声字。高本汉1923年出版的（分解字典）就用形声字材料假设古音声母。高本汉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原则，那就是同声旁的字，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这一点后来的学者也都赞同。当这个原则解释不了某些声母的复杂情况时，高本汉就提出是复辅音声母的问题。这样一推理，高本汉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即中古音虽只有单辅音声母，而上古音则有复辅音声母。现在，谁也不怀疑上古有复辅音声母，而如何确切构拟，却仍有争议。上古音的全面构拟始于高本汉，以其确定的形式载于1940年发表的ammataSerica。如同中古音一样，上古音的韵部和声母，是抽象的分类，而无具体音值。高本汉构拟时别无办法，只好用上古音和他构拟的中古音相比较，这样，上古音是基于中古音构拟之上的一种构拟，是一种二重的抽象。这种高度的假设性，自然会引来这样那样的批评。其中最早也是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董同苏，他把批评意见及自己的构拟都发表于1948年的《上古音韵表稿》中，董氏之后，王力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构拟，载于1958年的《汉语史稿》中。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一位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对上古音的构拟发表了几篇很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几乎同时，Edwin Pulleyblank(1962a .1962b)以其对上古音的新的难以驳倒的意见和方法，进入了这个领域。到此为止，可以说，高本汉的上古音构拟已经行不通了

李方桂1971年的《上古音研究》是当今最全面、最新、内部一致的上古音构拟。他虽然没像高本汉一样出版一本GnamjmuSerica那样的上古音字典，但李氏的构拟非常系统和全面，只要熟悉他的体系，就能以此构拟出其他他没列举到的汉字。无论蒲立本还是雅洪托夫，都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完备状态，别人要运用蒲立本或雅洪托夫的体系，都感到有很大困难。

现在我们把李方桂1971年发表1976年修订的《上古音研究》简单地介绍一下，他构拟的上古音声母比中古音声母要简单得多，见表Ⅵ。（国际音标难于输入暂缺

李方桂在构拟上古音声母时，根据高本汉同声旁的字发音部位相同的原则，在有些情况下就必须构拟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指同一个声旁，可以有不同的谐声的情况，见表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