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姥爷是我奶奶唯一的弟弟，比我奶奶小14岁，比我爸爸大10岁。因为我爷爷39年在抗战中牺牲了，我家和舅姥爷家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家务事，我奶奶说了算，种自留地的事，我舅姥爷说了算。
我从小就跟着舅姥爷在自留地干活儿。刚拿得动锹的时候，就跟着舅姥爷去浇白菜，舅姥爷用吊斗子打水，我为他看畦口。长得还没牛高的时候，自留地里打白薯垅子，舅姥爷把耠子，让为他我牵牛。所谓牵牛，就是为牛引路，可我也不知道打垅子的套路，所以，一到地头，我就不知所措，为此没少挨舅姥爷的批评，批评最狠的一句话就是“牛都知道咋走了，你还不会！”十几岁的时候，每年都跟着舅姥爷，用独轮车推着自留地了生产的白薯，到柏各庄附近去换大米，舅姥爷推三口袋，我推两口袋，一口袋不到一百斤。那时候大米可珍贵了，五斤半白薯才换一斤大米，换来的大米平时舍不得吃，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用大米改善改善。我们村离柏各庄有二十多里远，换大米时天不亮就得走。因为路途比较远，临行前要吃一顿硬饭，大饼馒头啥的想都不敢想，我妗子姥姥都是为我捞一大碗秫米干粥，和上一调羹荤油，这就好吃得不得了了，比我小两岁的小表叔连尝尝的权力都没有。到了换大米的村里，舅姥爷就开始吆喝：“哪家换白薯哟！”有换一口袋的，有换半口袋的，用大杆秤把白薯秤了，再用盘秤秤大米，舅姥爷没上过学，但是会算账，而且是用口算，我怕他算不对，有时用树枝在地上验算一遍，结果舅姥爷算得一点都不差。
白薯还能换鱼肉、换毛虾、换螃蟹。有一年冬天，舅姥爷用白薯换来一大口袋苗头，我们两家当盐净吃了一冬，比吃咸菜幸福多了。
舅姥爷不是瓦匠，但家里除了盖房子，别的瓦匠活儿都是舅姥爷来干，就连盖猪圈那么大的工程，都没求人。我又和泥又搬砖，给舅姥爷打下手，忙了整整两大天，比推着两口袋白薯去换大米累多了，还连一口油干粥都没给吃。但看着舅姥爷盖成的猪圈，比请泥瓦匠盖的毫不逊色，还是很佩服他的。
舅姥爷不是木匠，但会干很多木匠活儿，就连纺线的纺车，他都会做。我小时候，想做个滑冰车，不敢让他给做，但捞鱼的抢网架子，却是他主动张罗着给做的。我奶奶织了个网兜子，装在了抢网架子上，我用它捞到过很多鱼。
最难忘的是舅姥爷做的好吃的。当然，好吃的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
有一年过年，生产队杀了一头老牛，牛肉按人头分，牛头牛尾牛蹄子牛下水啥的不够分，只能抓阄，抓到啥就分给啥。舅姥爷抓到了牛脑袋。血淋淋的大牛脑袋，我连看都不敢看，全家人也都只会发愁，劈也劈不动，剥也不好剥，可舅姥爷并没有劈牛头，也没有剥牛皮，而是劈了一个大树根子。他把牛头用热水烫过，把牛毛刮得干干净净，然后就整个着放到八盈锅里煮，放了什么调料不知道，反正把一个大树根子劈的劈柴全烧光了，煮了半天，把牛头上的皮肉煮得脱了骨，扒下来的牛头脸、牛舌头啥的，装了一大盆，切碎了端到桌子上，比现在饭店里的酱牛肉好吃多了，更没想到的是，过去一直认为不能吃的牛皮，煮软了是那么好吃。那个年过得，比以往任何年过得都丰盛。
我第一次吃的灌肠，是舅姥爷灌的，在此之前，我连灌肠这个词都没听说过。记得舅姥爷不知道从哪弄来一挂猪小肠，在菜板上用刀背儿把肠内的组织都敲打出来，只剩下外面的皮，然后像吹气球似的，把比线绳粗不了多少的小肠皮吹了起来，晾干以后挂在了墙上。一直等到过年，生产队分肉了，我妈把舅姥爷灌的灌肠切成了片片端上了桌子，才知道了那些吹起来的肠子，原来是为做灌肠准备的。虽然舅姥爷灌的灌肠粉多肉少，但在那个食物贫乏的年代，能吃到小伙伴们连见都没见过的灌肠，既满足，又骄傲。由于肠衣有限，剩下了不少灌肠馅，就蒸着吃了，我奶奶说，东北有一种名菜叫焖子，就和这蒸熟的灌肠馅差不多。
舅姥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因为生活所迫，也尝试着做过一些小买卖。记得我跟他赶集买过一只小母羊，小母羊下了小羊后，我还跟他卖过小羊，自留地里长的大蒜，也都是由他拿到集市上，换成钱。有一年冬天，我家养的年猪，长到七八十斤的时候，不幸病死了，没舍得一埋了之。是舅姥爷把死猪开肠破肚了，用凉水泡掉了肉中的血水，煮成了香喷喷的熟猪肉，晚上拿到赌钱场上去卖，只卖了两个晚上，就筹够了买只小猪的钱。
舅姥爷是两个家庭的顶梁柱，两家的全体成员都很敬畏他，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晚年不是很幸福，不是他的孩子们不孝顺，而是他莫名其妙的患上了焦虑症，担心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不供养他，结果在焦虑中去世了，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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