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

　　

    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石碑已毁，北宋以来屡有残石出土。近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八千余字。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可供参考。

　　熹平石经产生的背景、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背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然而，皇家藏书楼里的标准本“兰台漆书”却由于腐败而遭偷改。鉴于此，蔡邕向汉灵帝提出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获许。

　　内容：

　　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存世极少，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书写的儒家书籍，被称为古文经。

　　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

　　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寓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精华，可以垂教万世，所以解经多着意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意”。

　　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六经不过是他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为传授弟子后人的教科书而已，所以解经多侧重说解章句训诂、名物典章。

　　蔡邕主持校定六经工作结束后，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于石碑，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

　　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影响：

　　熹平石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

　　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

　　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