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师——孙犁（散文）

孙柏昌

《无名文学》创刊的时候，我是小说编辑。

那时，想吃文学这碗饭的青年人很多，差不多形成了一场颇具规模的自发式的群众运动。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

泊头有一个“乡草”文学社，自称为“荷花淀派”，对孙犁老师非常敬仰、崇拜。泊头离白洋淀不远，与孙犁先生的老家安平同属冀中平原。地缘、人文，乡草大概也差不多吧。

我也崇拜孙犁先生。于是，我和他们的社长便有了80年代的一次天津之行。

孙犁先生曾经在一篇随笔中自嘲过“自己只是个《天津日报》的编辑”。我们在天津日报社打探到了孙犁先生多伦道的家。

那是一个大杂院中的洋房。孙犁先生那清凛、高耸的身影，在一长排深色书柜的映衬下，我感到并不那么亲近，甚至还有几分威压。迎门放着一张简单的书桌，好象是专门用来接待访客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来访者不要超过20分钟。

他说的话并不多。主要是说了要多读点书，并且还作了一个很郑重的承诺：我们每人可以寄两篇作品给他看。

呆了二十分钟后，我们便如期告退。孙犁先生还把我们送出了屋门。当离开院落大门，我回头望时，他正坐在门口的马扎上看报。

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每人看两篇稿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我知道，孙犁先生利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也知道文坛上相传的孙犁先生的四大弟子。

回来后，那个青年社长把自己两篇习作寄给了先生。不过，我并没有寄。我觉得自己离文学本身还很远。

直到七年之后，我的一个很短很短的短篇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并获得当年年度奖之后，１９８８年的春节除夕的傍晚时分，我才有勇气带着这篇小说和一篇刚刚写就的有关母亲的散文再次来到孙犁先生多伦道的家。

过节了，我本来是应该带点什么礼品的。但是，我不知道该带什么，尽管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地来了。

孙犁先生居然还记得我，问：

“不记得你给我寄过作品。”

我说，我带来了。两篇。

他的屋了很大，也很清冷。此刻，昏黄的夜色中，已经响起了稀落的鞭炮声。鞭炮声把他的屋子渲染得更加清冷。

我仍然感到有那么一点威压，很少说话。只是比上次好些了。他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羽绒服（也许，不是羽绒的）。他向上伸展着双臂，说：

“先前，我总觉得夹克衫挺别扭的。穿在身上挺舒服的。”

他说，这是他儿子发的工作服。

我在他家里居然坐了近一个小时。期间，先生的女儿来给他整了整煤火炉子。报社一个不知是领导还是管后勤的中年人，来说了一些关于新房和年后搬家的事。

作品放下后，我有点惶恐不安。我知道，我的小说里还有那么多的虚伪。

不久，我便收到了孙犁先生的回信。他的书法，字如其人：

“柏昌同志：

看过你写的散文和小说，散文可以发表。小说意境高远，手法新颖，足见功力。在文字上，过于雕琢，有伤自然。今后是否再写得自然一些。仅供参考。

我正忙于准备搬家。顺祝

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