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山大学就中国当代文学问题进行演讲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然后他自己回答道：“就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那么为什么自杀率越高就越容易出伟大作家呢？王蒙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创新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追着我们”；二是“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
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4月7日《信息时报》)。

　　王蒙先生的结论，当然带有调侃的意思。但他的两点解释，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年来文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新”这条“疯狗”的追逐下、在“精英意识”的优越感的支配下，当代文学早已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也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只能靠扭动的“下半身”和叫床的呻吟来吸引或轻蔑或淫秽的一瞥。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作家自身是难辞其咎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于尽快进入“后现代”的强烈愿望，作家们就开始逐渐“躲避崇高”，退出宏大叙事，退出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或主流或小康，尽可能地写得神秘写得纯粹，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只顾“自己和自己玩”。结果如何呢？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进入“后现代”，反而回到了“原始社会”。诚如陈果在《榴莲飘飘》中所写的那样：“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

 
   没有出现伟大作家，还有一个原因是王蒙没有提到的，那就是资本力量的介入，因为资本只愿意支持那些能够使自身增殖的作品。出版社老板对那些预期的“畅销书”，往往会不吝重金投放广告，邀请一些“评论家”开“研讨会”来为这本书说好话，读者则通常只能被这样引导着去购买他们炒作的书。而只要能够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作品本身的品质并不是老板们最关注的。这样一来，书店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伪书”和一些苍白浅薄的东西，动辄销售数百万册，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落满了尘土，无人问津。

　　不过，尽管有资本力量的介入，但如果作品能够真正和社会的核心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还是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去年反映国企改制的小说《那儿》引起强烈反响是又一个证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先决条件是作家必须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王蒙最后一语点题：“文学不仅仅是挑战，还是一个和解的元素，它不仅仅在于发发牢骚，不满和孤独，更能让人感觉到仁慈和爱，表达众多美好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样的“点题”仍然是先验的。记得雨果说过一句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却只能靠皮肤去感觉。”中国未来的伟大作家，是不能靠客厅里的寒暑表来判断冷热的，而只能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和感觉：体验到了美好，就歌颂美好；感觉到了丑恶，就揭露丑恶！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家———不知王蒙先生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