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钱钟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化泰斗。他学贯中西，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成就举世瞩目。和朱光潜先生一样，少见诗歌方面的论著，这篇文章是钱钟书先生晚年的学术讲稿，属于诗歌方面的罕见之作，读来受益匪浅。

   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罩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Blake）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To generalise is to be an idiot）。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其像外，得于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Pisgah view）。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tête épique），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Poe)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 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short swallow flights of song）。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epigrammatic point）。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make the infinitesimal a window on the infinite）。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Verlaine)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Keats）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ubi sunt）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Villon）的《古美人歌》（Ballade des dames du jadis）：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里的公爵也许要说：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的问：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Hamlet）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因此，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复杂错综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负薄的清楚（beleidigende Klarheit）,妨碍着霍夫孟斯戴儿（Hofmannsthal）所谓：

　　 背景烘衬的大艺术，跟烛影暗摇的神秘。

    它会给予朦胧萌拆的一团以矫揉造作的肯定和鲜明，剥夺了读者们玩索想象的奢侈。所以近代西洋作者像乔哀斯（Joyce）和克敏（Cummings）都在诗文里放弃传统标点。我们自己写作时，也每踌躇于“？”号和“！”之间，结果只好两用：“?!”。白拉姆（Aleanterre Brahm）还提议在感叹疑问之外，添个正言若反的微词婉讽号：“!?”，标点中国诗的人反觉得“！”号、“？”号和“――”号该混合在一起用，否则达不出这混沌含融的心理格式（Gestalt）。譬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结句可以有三个解释，三种点法，而事实上这三个意义融和未明地同时存在于读者意识里，成为一种星云状态似的美感。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orchestral）,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airy-fairy）,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brute force）和惊天动地的神威（divine rage），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Whitman）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vers d'occasion）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Horace）《讽训集》（Sermones）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试举两首极普通的外国诗来比，第一是格雷（Gray）《墓地哀歌》的首节：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仅余我与暮色平分此世界；


第二是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Ein gleiches）: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Lytton Strachcy）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poesie pure），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他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附识：关于“无声胜有声”那个境界，陈西禾先生娉婷的序文里说得甚妙。关于标点，我曾问过校点唐人诗集极精审的郑西谛先生，他也说确有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