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们应该读读卢梭

在这个8月里，英国经历了两场危机，一场街头危机，一场股市危机。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三个世纪前就观察到了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观察的对象不是城市街头或交易所里的某一伙人，而是猎人：“为了捕猎一只鹿，所有猎人都认识到，要想成功，每个人就必须坚守岗位。但如果有一只野兔碰巧进入某个猎人的看守范围，他肯定会无所顾忌地去追捕野兔；并且，如果逮到了野兔，他几乎不会在乎自己的行为是否导致同伴失去猎物。”

卢梭是较早对下述观点提出尖锐批评的人：自利行为必定会造福所有人。如果打猎是为了逮住一只鹿，就需要建立共同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建立某种等级制度来贯彻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安排，晚餐桌上就只会有偶尔逮到的野兔。把“猎到什么就吃什么”的理念引入现代专业服务的人，不像是读过卢梭的。同样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从托特纳姆区(Tottenham)砸碎的商店橱窗里抢走电子产品的人也没读过。

两种广泛使用的经济理论描述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强权理论露骨地主张，人们抢到什么就得到什么：不论是从森林、股市、还是从商店橱窗里抢。收入的分配体现着权力的分配。就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期而言，情况显然就是这样——地主尽可能地盘剥佃户，男爵尽可能地盘剥地主，国王尽可能地盘剥所有人。某某公爵六世很有钱，是因为某某公爵一世曾是非常成功的强盗头子。另一种理论是，人们的收入反映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他们自身为商品和服务增加的价值。边际生产率理论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收入不错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收入是自身努力的结果，那他们当然配得上获得这样的报酬。

农业社会很少需要合作性组织，那时没有资产支持证券(ABS)，商店里也没有电子产品。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生产却需要许多人的参与，正如在森林中捕鹿一样。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描述大头针工厂时，对分工合作产生的效率感到惊叹。但是，如果像斯密描述的那样，一个人负责对铁进行锻造，一个人负责对铁进行拉伸，谁能说出他们各自的边际生产率是多少呢？大头针工厂的首席执行官，或者负责对冲未完工大头针汇率风险敞口的人，边际产出又是多少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苏格兰大学者甚至都没有提到后两者的贡献。

如果大头针工厂真的像斯密声称的那样，把生产率提高至少240倍，那么，当工人获得等于他们边际产出（无论这个边际产出到底是多少）的收入时，工厂很可能还有盈余。如果要对盈余进行分配，大头针工厂内部的权力分布将成为决定性因素。分配肯定会有利于首席执行官。既然大头针工厂的年报是首席执行官编制的，或者至少是他授权他人编制的，那么道德和经济上的论点就可以被彻底颠倒过来，变成：如果你报酬很高，那说明你贡献很大。只这一件事，就可让这种报酬分配被正当化。于是，只根据劳动努力确定报酬的道德准则，让位于目前根据所占资源确定应得权利的文化。

天空电视台(Sky Television)最近进行了一项儿童调查——没想到吧，它居然也做调查——结果显示：以前的孩子，职业志向是成为专业人士；现在的孩子，职业志向却是当名人。孩子们想当的是歌星或足球运动员，而不是老师或医生。和某某公爵六世一样，孩子们也想受人尊重：这种尊重要源自他们的身份，而不要源自他们的贡献。当然，孩子们说的是大人们想听的话。而大人们的期望只是进一步表明，经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受到了怎样的侵蚀。

译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