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杀手

文本刊实习记者 植美娜

 2007年内地富豪深陷KODA金融衍生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牵动香港金管局、证监会、内地法律界等各方神经，各地的苦主也抱团取暖，组建了“打折股票联盟”。
但这些关注和声援并未让KODA苦主走出阴霾。“香港官司打不起，内地官司不让打。”维权阻隔重重。在周遭“仇富”心态下，他们也未得到公众的支持，甚至有媒体大标题冠之为“钱多人傻”。

 潘多拉
天津齐鹏（化名）夫妇是新加入打折股票联盟的成员。“我们是做贸易的，经过艰辛的奋斗也积累了点钱，每一分钱都是经得起曝光的，是自己一分一厘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们家的孩子有自闭症，我们只有一个儿子。虽然我老公攒了一些钱，但是日常生活非常节俭，就为了这个孩子以后能够有生活保障。” 本想将500万美金的投资作为自己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一生不愁吃穿的“厚礼”，面对萎缩99%的资产，齐太太非常激动。
采访中接触到的KODA产品苦主，大多都是通过人际关系与香港的银行建立联系，或是银行理财人员主动上门，或是苦主经过几层朋友关系与香港银行取得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户籍大多为本港、中国内地；账户上有较大数目存款。香港私人银行获得账户信息主要有以下途径：从内地的分行营业部获取或直接在香港开户的账户中查找。
2007年3月2日齐鹏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他的一位瑞银同事，这个人向齐鹏介绍香港汇丰银行的黄女士，此人由于后来去了加拿大，又向齐鹏介绍了香港汇丰银行的薛先生。正是这位由朋友辗转介绍来的薛先生为齐鹏先后买了30个KODA产品。
薛先生是上海人，在国内生活过，移民到加拿大后来到台湾。了解国内的情况，在语言上很相通。在接管齐鹏的账户前，薛先生曾到他的公司探访，并且很快得到了齐鹏的信任。
齐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薛先生到我这来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汇丰银行用高薪从北美聘请过来的。而且他指着他的名片上面职位，是director（董事长），他说一般的理财经理都是vice president（副总裁）或者president（总裁），他说那些都是很普通的人。”除了职位的特别外，齐鹏说薛先生还介绍了他的业绩：2006年他的客户平均理财收益率是30%。不懂理财的齐鹏当时很信任薛先生：“汇丰银行是顶级的银行，他是顶级银行聘请的顶级的理财经理。他就相当于教授，我就相当于幼儿园的幼儿，连小学生都不如，当然他说什么我听什么啊！”
几乎所有苦主都是带着这种对外资银行近乎仰慕的信任，购买了这些当时自己根本摸不清门道的理财产品。
另一位KODA苦主赖先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律师，尽管多年处理金融案件的经验让他比一般投资者更清醒地了解金融界的尔虞我诈，但是对外资银行信誉的信赖让他暂且放下了应有的清醒。2007年通过朋友，赖先生认识了初次见面即向他力推KODA产品的荷兰银行职员张女士。虽然此前素昧平生，香港完善的法制环境和荷兰银行百年老店的声誉，都使他对张女士的推荐深信不疑。在会面中张女士声称其要担任赖先生的投资顾问，承诺提供优质VIP私人银行服务，使其资产保值增值，承诺“不低于20%投资回报”。7月24日，赖先生的第一笔资金420万港元到达张女士所在的荷兰银行私人银行账户上。
丈夫为外籍企业家的苦主杨女士谈起当初与香港私人银行接触的经历非常气愤：“他们有组织、有目的、有目标地针对中国人销售。他们为什么不敢卖给美国人呢？美国人也不了解，但是美国政府禁止这种产品。因为我老公是外国人，但是我是中国国籍，所以他们就找我开户。”杨女士的账户原本在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营业厅。2007年初汇丰银行北京营业厅向杨女士推荐汇丰银行私人银行，私人银行的经理就过来了解了杨女士家里的情况。
谈起这段经历，杨女士不无懊悔，同时她的心声可能解释了大多数内地富豪青睐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并轻易信赖的原因：“在北京，内地的银行经常给我推荐理财产品，他推荐什么我都不买。在中国我都没买过股票，一概不做，因为我不懂啊。而且说句心里话，你给我5%的利息我看不上，我也不愿意弄；你给我百分之几十的利息你也达不到。银行整天找我，我说我没兴趣。后来他们就告诉我说香港银行对你们大客户有很多优惠，专门为你们设计产品，有很多股票都是内地买不到的，我就开始动心了。他们就从香港飞过来跟我谈这个事，说得天花乱坠的。我当时一听觉得确实是，中国金融管制不开放，所以没有人家外国做得活，就这样开始上套了。”

 混淆视听
苦主们纷纷在香港开户，加入香港“私人银行”，开始了梦魇一般的理财。
2007年5月29日，理财经理薛先生接管齐鹏的理财账户第一天就向齐鹏推荐了一个产品，用薛先生的解释来说，这种产品是“星巴克股票的票据”。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票据就是风险级别最高的KODA。
齐鹏抱怨说：“实际上他知道我之前根本没做过股票，在接管我的账户之前，他到我们公司来过一次，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讲了，说我们在国内外都没买过股票，也都不懂。”这一点可以从薛先生当天向齐鹏发送的电子邮件得到证实。
电子邮件的开头如下：
“今天我看了您的账户，觉得有很多方面我们还可以改进。比如说您可以购买一些回报率高的私募基金、股票和票据等……股票方面您在香港和美国都没有任何投资，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今天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一个股票的票据是星巴克咖啡的公司。”
在这里理财经理薛先生将KODA描述成“股票的票据”，为此本刊咨询了一位数量金融工程师，他表示这种说法不准确，有混淆KODA和高息票据的嫌疑，而后者的收益和风险都要低很多。
银行向杨女士推荐KODA的过程更具迷惑性。2007年初，在汇丰香港银行私人银行开户后，理财经理就开始为杨女士推荐一种“打折股票”，杨女士介绍说这种股票跟KODA有根本的区别：它是10万美金一包，就算都赔了就只是10万美金。
杨女士描述了电话里理财经理对她做出的解释：“比如招商银行今天的市价是21块钱，我18块钱卖给你，这只股票是和建设银行挂钩的。这两只股票挂钩以后按市价给你打30%的折，但是这个股票卖给你是10万美金一包，你认领几包都可以，这种股票发行期为一年、两年不等。”
从2007年1月到9月杨女士买了很多这种产品。“这种股票我认为风险是有限的，首先它有下行30%的空间，就算股票大跌的时候，你手里拿了一把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的股票，你的损失就是股票的下行，你没有太大的损失。不会灭顶，挂钩了，没有杠杆。”
就在杨女士连续买了9个月这种打折股票产品的时候，理财经理打电话又给她推荐一款新的打折股票。杨女士如是描述电话里的产品介绍：
“还是招商银行，还给你30%的折扣，但是今天这个改了一个方式，不是那个十万块钱一包了，改成20天一结算了，一天买一千股，如果股票跌破30%你一天买两千股。”
等股票一跌破30%的时候，理财经理打电话通知杨女士。杨女士表示：“当时我还觉得没关系，不就二十天一结账吗，一共最多就买两万股。但是这时候理财经理说，不对，是买一年。这下我着急了，什么时候告诉我买一年了？她说文件上写了，我说为什么不给我文件？她说文件是英文，然后就开始跟我胡搅蛮缠。”
第一种产品是2A级风险，第二种是5A级的风险。两种产品一前一后，杨女士也蹚进了KODA这潭浑水。
 噩梦初醒
齐鹏2007年3月开户后打入300万美金，2007年5月购买星巴克KODA合约。说起当时这第一笔KODA，齐先生唏嘘不已：“星巴克这一只让我损失了得有1000万港币。”
买了星巴克KODA以后， 2007年6月齐鹏又打入账户200万美元。之后从当年6月到11月的半年时间内，薛先生帮齐鹏分别购入了碧桂园、中国神华、远洋地产、中国铝业、中国人寿和富力地产等共计30只股票的KODA，最大合约值达3.8464亿港币。
一开始甚至还因前5个月略有盈余而被理财经理当做成功的例子向别的客户推介。“一开始挣一点小钱，但是这些钱也没有真正装到我兜里。我们所有的账户都是交给薛先生打理，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些本来应该盈余的股票从来没有卖出过。”
之后虽然账户有所亏损，但是交给薛先生打理账户，齐鹏并不十分担心。2008年 2、3月股市开始大跌。2008年春节后，薛先生给齐鹏打电话要求补仓，直到这个时候齐鹏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当时已经亏损很多了。
“这个产品最致命的是让客人打保证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需要打保证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薛先生还特意给齐鹏的太太成女士打电话，他还一再强调：“这些损失都是暂时的，将来会给你挣回来。”于是齐鹏又往账户打了15万美元。
两个月后，就在股市急转直下的时候，承诺“会把钱给赚回来”的薛先生从汇丰银行辞职了。
其后噩梦接踵而至，随着股市飞流直下，银行不断催加保证金，2008年11月无力增加保证金的齐鹏被银行强行斩仓。当时有6个KODA没解约，24个合约之前达到触发价解约了。但是解约之后这些股票大多数也没有卖，还在齐鹏的账上，随着股票价格的变动，这些股票的价格也随着亏损了。像富力地产，齐鹏买的时候是30多港元，击破解约的时候也是30多港元，最后在2008年10月份被斩仓，那个时候只有2块多港币。
齐鹏原本投入515万美元（原存款500万美元，后追加保证金15万美元）的账户，因为这30个KODA合约至少亏损450多万美元。
与购买了30个KODA合约，直到被银行催要保证金才看清风险的齐鹏不同，杨女士很早发现风险，并且采取果断行动，相比其他苦主来讲，损失最小。
那个时候有一只股票跌破行使价，理财经理打电话通知杨女士。杨女士这才明白这份KODA合约并不是之前她想的一个月就到期，而是需要买一年。这时候大市还没跌，只是这一只股票在跌。杨女士马上与银行交涉。“我老公气得指着他们鼻子骂，‘梆梆’地拍桌子。”
杨女士夫妇看见合同后，跟银行摊牌。“富力地产这一只银行当时就认错了，没有争议，赔的时候他七我三。”另外一只中国石油杨女士夫妇把合同买断了，即以合约价格14.1元，以最大的股票数量（约定一天买5000股，跌破行使价一天买1万股，最大数量为240万股）买断了一年所有的股票。这样虽然股市还在下跌，但是杨女士持有这些股票，就有回天的余地而不是“宣判死刑”。

 挣扎维权
理财经理薛先生从银行辞职以后，齐鹏就跟汇丰接管他账户的董经理说很想见薛先生。但是董经理给出的答复是：“你找他？我们都找不着他！”
2008年11月3日银行斩仓后，之前连股票都没买过的齐鹏夫妇，一时回不过神来：“一开始我们就想认了。”后来他们发现了由KODA苦主组织起来的“打折股票联盟”，发现这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开始琢磨这个产品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展开了与银行的交涉。
2009年10月，齐鹏夫妇来到香港汇丰银行听交易录音。“以前我们跟他们传真电话联系过，他们根本不见我们，这是第一次见。”听了录音以后齐鹏夫妇更加气愤，“整个电话交易过程中都没有提到风险。”
2009年11月，齐鹏夫妇再次赴港交涉，截至记者发稿时，香港那边仍然“没有什么积极的进展”。齐鹏表示：“如果他认错，那就算了。如果还是一味推脱责任我肯定是要起诉的。”
但是起诉是这些苦主购买KODA合约以后经历的第二次噩梦。
郝女士也是KODA苦主之一，她在香港起诉星展银行，说到与银行的法律纠纷难掩愤慨：“这些银行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骗内地这边的人，他们赌定骗了你以后，你没有能力跟他抗争。我有录音的，星展银行私人银行的总经理来北京跟我谈和解的时候说：‘你不要试图跟银行打官司，银行拖都能拖死你。打的时间越长对你越不利，对银行越有利。银行不会死，银行是法人，你是个人。’”
香港高昂的律师费和数次赴港费用是最大的困难。“香港的律师跟内地的情况不一样，打电话约的时候，他首先会告诉你我一小时是多少钱，最便宜的律师一小时3000港元。赵本山小品里讲的‘花钱找人唠嗑’，那也是我的经历。你跟他坐那跟祥林嫂似的说了1万块钱的时间，两个半小时，最后你看他那表情他根本没听懂。你这个钱白花。这个案子拖下来，他们告诉我说要准备3到5年甚至可能是5到8年，你不知道5到8年的按小时收费，前面的路是什么。我去香港的通行证都已经快满了，我是北京人可以签自由行，外地的人怎么办，每次要随团进出，这些人怎么办。”
高昂费用让内地苦主对赴港诉讼望而却步，而内地的情况更远非乐观。苦主赖先生自己作为资深律师，从2008年起从未停止维权的步伐。他对这个案子在内地维权的苦涩最有体会。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从来没想到银行会这么下三滥，银行犯得着去骗个人吗？从来没有提防。现在祥林嫂说阿毛，说多了也没什么意思了。内地法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轻易不会给你立案。在香港能立案，随时可以立案，但你打得起吗？动不动几百万的律师费。我们需要我们的政府和法院能够切实地保障公民的权利。”
分别在香港、内地诉诸法律的两位苦主同时说到自己像祥林嫂。而祥林嫂出现在当今法治社会，无论在香港或是内地都值得法律界重视。

 专业投资者？！
齐鹏在开户的时候说过，接受的风险不超过中级风险。但是齐鹏的账户是500万美元，却购买了最大交易额达到约5000万美元的30个KODA合约。
KODA作为风险级别最高的金融产品，接受香港证监会最严格的监管，这种产品的买卖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
香港证监会2008年4月11日在其官方网站就Accumulator(累计股票期权KODA)做出回应，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 Accumulator是一种结构性产品。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向零售客户提供的结构性产品发售文件及推广材料，必须获证监会的核准。
◆ 至于那些透过私人银行及持牌法团向专业投资者(包括拥有投资组合达800万港元或以上者)售卖的Accumulator产品，有关的发售文件及推广材料无须获证监会核准。
看来KODA交易是否受到证监会约束的症结在于“专业投资者”的认定。
而大多数苦主虽然缺少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经验，却稀里糊涂地在开户的时候被评价为专业投资者。
“我不是专业投资者，2007年3月以前我跟香港的任何银行都没有过接触，连股票都没买过。”天津的齐鹏对自己被认定为专业投资者提出质疑，“在开户的时候，有一些格式条款，开户这些文件全都是英文的，选项都是客户经理黄小姐帮我们划的。其中里面有两个选项，‘我同意被视为专业投资者’和‘我不同意被视为专业投资者’。在选这一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如果你不选这一条，有很多好的产品都不能卖给你。我一听就选呗，就这样被误导成为了专业投资者。”
为此，本刊致电齐鹏开户行香港汇丰银行的媒体发言人梁女士，了解其专业投资者的认定程序。
《投资家》：你们允许什么样的投资者购买KODA这种产品？
梁女士：这种产品绝大多数提供给我们私人银行更专业的投资者。
《投资家》：如何认定专业投资者？
梁女士：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定义银行和银行间都不同。
《投资家》：如果一个人他在之前都没有购买过任何股票和其他金融产品，你们会认定他为专业投资者吗？是根据什么来认定的呢？是账户中的存款金额还是他们自己开户时勾选了“专业投资者”就行？
梁女士：一般我们的客户都必须填写风险预测的调查问卷，来决定他们能够承受什么水平的风险，所以这一评价取决于他们的风险预测文件。就算是私人银行的客户，也有的人能够承受更高的风险，有的人只能买低风险的产品。
《投资家》：你们会对客户之前的投资经验进行一定的调查吗？
梁女士：我们会考虑这些因素。
为了能够购买客户经理所说的“好的产品”，齐鹏同意把自己“勾”成专业投资者，这是他最大的草率。

 风险告知
“如果他给我提示风险了，我肯定不买，因为我的家庭跟其他的家庭真的不一样，我的儿子12岁，他需要长期的24小时的监护，他没有学习能力，以后更没有工作能力，需要以后的生活保证。我丈夫买一条领带花236块钱，他都退掉。我们攒一点钱很不容易的，过去经常工作到夜里两点。如果给我提示风险了，打死我，我也不会买！”齐鹏的太太成女士哭诉。
苦主黄女士也称：“交易的第一天他没跟我说这是多高的风险，他一句没说。”
香港证监会2008年4月11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如下澄清：
◆ 不论有关客户属哪类投资者，银行及证监会持牌人就所有证券及期货产品的售卖过程，都须受《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规限。该准则规定中介人必须向客户说明所销售的产品及所涉风险。
这样看来似乎银行完全理亏，不容置疑，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交易中理财经理或多或少提到了风险二字。
齐鹏的理财经理薛先生在交易当天给齐鹏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对于风险有如下解释：
“风险就是如果星巴克跌破25.36，那么我们需要购买以前的双倍400股，也是用25.36去购买。这样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其实不会。第一，我们可以购买期权取消这个风险，第二，星巴克已经在一年低位，所以我们买入价格比一年新低还低，所以风险相对来说就小了。第三， 星巴克是国际性大公司，如果来到那么低，我们也会超买了。”
对于齐鹏的解释，本刊咨询了相关金融工程师，这位业内人士解释：
“从技术上讲，可以买入相应的看跌股票期权，对冲风险，但对于非专业投资者来说，如果没有期权交易的经验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所谓新的低点谁也不能保证。谁也不可能为股市定价，就算是数学博士对于股市新的低点也很难计算出来。任何理财经理，就算是银行的高层也不可能对某种理财产品100%的了解，因为这些产品千变万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理财经理太乐观化了。而且把这些话放在当时2007年牛市最疯狂的时候，我觉得这么说谁都会相信。”
同样，在赖先生的交易电话录音中，理财经理做出如下解释：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风险是一年的，然后比行使价19.6低就要买一倍的货，比103的价格高，合约就取消，但是它保证四个星期以内还是给你四个礼拜的货。”
虽然理财经理都提到了“风险”二字，解释的内容却只是产品的特点，而非真正可以预见的风险。
记者在一份KODA合约中找到了关于风险的解释，有一部分为理财经理未提到的风险，其中包括：交易并不保本，客户可能面对的损失将无限；客户有责任持有合同直至期满，如客户因市场价格波动而遭受损失，本行并无责任按客户要求终止交易；二级市场流动性有限；交易需要保证能够执行下去（暗含追加保证金的可能）等。
而这份英文的产品说明书是齐鹏购买KODA产品一年多以后，在2008年9月25日才收到的。
保证金是KODA产品的重要属性，多数苦主之所以遭受巨额亏损都是因为保证金不足而被银行斩仓。但是在理财经理介绍产品的时候，“保证金”却被“忽略”了。
香港《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第6.2f条规定：“持牌人或注册人如果向客户提供保证金贷款或卖空服务，应载有计算保证金的详细规定，利息费用、追缴保证金的规定及在什么情况下持牌人或注册人可无需该客户同意而将该客户的持仓出售或平仓。”
关于保证金，KODA产品说明中提到了最初保证金为最大交易额的15%，同时也表示当股价低于行使价的时候，银行会调高保证金，并且银行对保证金数额拥有绝对自行决定权。
保证金应该是KODA产品中最大的风险。一旦股价下跌，银行认为保证金不足便会催要，如果投资者不能在银行命令之下补足，银行便可“解约”、“平仓”。
2007年7月24日至11月底，苦主赖先生一直只有数百万港元的保证金，无论市场涨跌，从未被要求过增加保证金。11月底开始，恒生指数下滑，荷兰银行开始要求增加保证金。到了2008年1月9日，理财经理张女士突然给了赖先生一个计算保证金的公式，赖先生这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项规定。自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赖先生被迫借高利贷追加保证金近1500万港元，而之前赖先生只在香港荷兰银行开户存进420万港元。
2008年9月8日，香港荷兰银行突然通知赖先生，让他接收三个月的股票。由于赖先生账户里没有现金，于是香港荷兰银行在9月8日这天，以“行使抵消权”为名先行从赖先生账户扣款400余万港元(体现为欠款)。
2008年10月荷兰银行对赖先生的账户进行平仓。至此，赖先生先后投入的2100万港元化为乌有，最终还倒欠银行200多万港元。

采访手记

 “苦主”是打折股票受害者联盟对自己的称呼。我左右思量觉得这个名称比“受害人”、“当事人”、“KODA合约买方”更加贴切，公正而不失人情味。他们拥有的财富说明他们在商业生活中不是弱者。而在外资银行面前，我又能清晰感受到他们在与这些“巨人”的纠纷中的无力。
同情弱者的人性有时候不免要让人用弱者的视角去看待事情的本末。但同时在KODA这场迷雾中，偏向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
在采访中，虽然这些苦主无不伶牙俐齿，思维敏捷，剑指香港私人银行。但谈话中或多或少仍能听出他们对自身的悔意。首先在香港私人银行开户，是这些苦主出于寻求更自由、灵活、高利润回报的选择。趋利避害，这点无可厚非，但是对外资银行的盲目崇拜，以至放下所有提防，却是事件无可推卸的元凶。
在采访数量金融工程师后，他们表示自己也在反思，今后设计的金融衍生产品不能只看到银行的需求，还要想到如何让产品的买方更好理解其中的风险。
金融海啸余震未消，面对国外一轮又一轮金融创新攻势，中国这层金融衍生理财产品的围墙已经开始摇曳。据苦主称，一位理财经理一个人掌握的理财资金就有15亿美元。他每次到内地来，上海、北京、天津这三个地方是必到的。外资银行今天有办法劝内地投资者赴港投资，明天可能还有新的“创新”。
一位苦主说现在最大的体会是“以后就相信中国政府、中国银行，不能相信外资银行”。听后大家一笑了之。但不知道这是对中国内地的褒奖还是讽刺。在内地有严格的监管和对投资者“无微不至”的保护，同时，这种“溺爱”也让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投资者置身童话世界而忽视外面严酷的现实，踏出半步资产即灰飞烟灭。
KODA迷局不知谁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