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利贷”CEO的成长
　　林锦龙：小额贷款最需要降利率
　　文/本刊记者 张安妮 浙江玉环报道

　　“小额贷款公司是纯粹民营的，这里真正的老板是苏泊尔集团的苏增福先生。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作为浙江省玉环县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林锦龙先对记者亮明自己的身份。
　　“去年7月，继央行和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后，浙江省随即出台《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10月28日，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被批复；11月17日从工商部门拿到了营业执照……”回顾数月前筹备公司建立时的工作，林锦龙感觉这个过程很漫长。
　　
　　高息门槛
　　
　　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位于玉环县珠港镇。同在这个镇的，还有玉环县人民政府。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之一，玉环县的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800亿。
　　“来这里的人都说‘在玉环找银行比找公厕容易’。”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玉环支行行长赵章告诉本刊记者，就是这个40万人口的县一共有38家银行网点，其中包括了中、农、工、建和各种商业银行12家，若干信用社还没算在内。
　　台州市商业银行玉环支行行长林海则表示，“玉环县民间资本高达几十个亿，如果说地下钱庄激活了民间资本市场，近几年它们也进入到一种不良的竞争中，有的利率甚至高达一毛钱，如果经营失败，高利贷就外逃，最后损失的还是那些给他借款的若干社会上的人，但是更多的小型加工户是亏损不起这些钱的”。
　　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林锦龙介绍，2008年11月开业的头几天，他亲自到农村挨家挨户拜访。在他看来，要落实《暂行办法》的精神，增加小企业和“三农”贷款供给，缓解中小企业和农业小额贷款不足问题，在营业初期，很多事情就要亲力亲为。然而几乎所有农户都向小额贷款公司表示望而却步。
　　“他们拒绝的不是小额贷款业务，而是2.5分的高利息。”这一点，他似乎早有预料，“其实，从中央到县里，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资本金门槛从低涨到高。县里要求2亿的资本金，并且说明主办企业需要符合县前10强、合办企业百强的条件。开始，还有多达三十几家的企业蜂拥而上——他们了解金融，但对‘效益’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那时，国家还没有降息，基本利率依然是6.225%，按这个标准，小额贷款公司放贷2.5分，股东最终则分红1.2分，这其实获利不高——当时，就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主动退出。”
　　也就在这时，多年的经验又告诉林锦龙：为了避免更大的营运风险，需要股金先入，于是，他立刻又提议“股东要在报批时就把钱先拿出来，而作为主办企业，股份最多占20%，需要出资4000万”。此番提议让自愿参与的企业所剩无几，这不得不让林锦龙又跑回各个企业，重新做工作，“大部分企业以为2.5分利因为高于民间2分利会有利所图，其实，他们忽略了这其中还包括了公司的各种税款”。
　　一番周折，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终于在预期中开业了。虽然这高不成低不就的利息让农户婉拒，让股东失望，但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2亿元的资本金依然全部顺利贷出。
　　“所有订单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是急需还清银行到期贷款的，一类是需要资金在短期内周转的，还有一类就是银行收款不足，到这边借贷余款的。”这些订单，其实让林锦龙有些无奈。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为三农服务’，也规定用于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70%。但设想与运作总是两回事。开业初，也有养猪、网箱养鱼这样的农户主动上门希望贷款，但一听利息就都受不了了。银行对农民贷款有优惠政策，信用社给农民的是基准利率甚至低利率，这些都是小额贷款公司给予不了的。用农民自己的话说：若在你们这贷款了，我们一年的鱼都给你们养了。”林锦龙总用前后变化的利率数据为依据：“4次降息后，这里的利息改为1.77分，股东分红也成了0.5分。这些股东在银行也都有贷款，虽然对于公司他们注入现金，但收回成本就要从小额放贷和银行借款利息中找平衡。一般银行的贷款利息在0.4分多，若上浮至0.6分，很明显就打破了股东们要的平衡点。”
　　“不挣钱，股东的积极性不高，更别提让他们降息了。利息降不了，指望小额贷款公司支持‘三农’，有些不可能。”在林锦龙看来，选择来此贷款的客户同样面临着各种问题。
　　“除了70%用于‘三农’和小额的资本金外，其余30%的使用就是各类个体工商户及城镇居民。工商小贩和在职工人不可能选择高利贷款，剩下的只有工业用户有能力承受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而对他们，政策也有限制：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那么，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林锦龙自问自答：微乎其微。
　　截止到2009年3月，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向中国银行融入的资本金余额1亿已到位，“扩大融资比例将会弥补利率下降给公司收益带来的影响”，林锦龙同时对2亿元资本金也做过统计，“目前，我们没有解决一户‘三农’。在这2亿元中，除了个别工商户，大部分都是工业客户，借贷额从5万到1000万不等”。
　　
　　风险与名分
　　
　　现在的问题是，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既要面对贷款客户的问题，也要面对与“数量多于公厕”的各类银行和信用社的竞争问题。
　　不过，对于后者，林锦龙倒也不担心。
　　“2亿元相比庞大的民间资本，根本是杯水车薪。虽然都做小额贷款，但是我们之间从大局上讲没有什么相互的影响。相反，现在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条件都很宽松，如果连银行都不放贷的人，小额贷款公司就更不敢借钱给他了——银行对我们有一定的标的作用。”作为从银行业走出的“老人”，林锦龙熟知优势，更清楚劣势，他坦承，“相比银行，我们的风险会更大”。
　　“为什么有风险？首先，在玉环县13000家左右的企业中，1200家企业是有贷款的，这十分之一的贷款企业只有少数选择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它们是因为种种原因被银行拒绝的客户；第二，目前还没有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可查询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我们现在无处核实借款人的信用度；第三，企业报表是我们考量一个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有时候那些数据真的不可靠。”林锦龙介绍，2009年春节前，有一个自报“年产值过5000万，对银行负债不到1000万”的企业找到他贷款，正值年根，经验告诉他对方如果扛过春节，那么就是有信誉可以放贷的客户。就在林锦龙如此答复后的几天，对方就不见了踪影，后来才知道他向社会上借款已高达4800万。
　　林锦龙不惧怕出现这样的“骗子企业”，他也知道“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无法与有国家银行、有金融机构参与的商业银行相竞争”的现实。
　　“其实，大多数企业家更希望小额贷款公司正常运转后可以转为村镇银行，一张‘金融牌照’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村镇银行是由金融机构控制的。这种身份的转变将意味着主办企业将变成普通股东。可是，有几个甘心拱手相让？企业办银行，理论上行不通，但实践却是允许的。中国因为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经营出现问题时，企业办的银行承担不起客户的损失；可是，台州商业银行、泰隆银行和民泰银行，都是企业经营银行成功的例子。”林锦龙告诉记者，“不少小额贷款的主办企业已向省政府提出主办村镇银行的请求。这样的请求是否会被批准，我想，面向宏观大局，谨慎为先。毕竟，一旦推行，则是全国范围。”
　　从银行机构走出来的林锦龙，现在除了觉得业务上比过去单一一点之外，对于工作本身他不认为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在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们对金融业务的了解还是不多。林锦龙介绍，在苏增福定下公司的人员编制后，就将所有大权交给了他。在最终成形的11人的团队中，有7人是他“挖”来的银行主任。
　　“我动员来的这些主任在业务、人脉和人品方面都没的说。”对于“爱将”，林锦龙有些得意。“其实，开始我也希望聘用大学生。但是小额贷款公司不比有着完善体制的银行，它不仅有风险，而且作为民营企业，其员工也很容易出现跳槽现象。所以，我需要有企业为这些员工作担保。无论员工出现怎样的状况让公司蒙受损失，如果他本人不能按比例赔偿，担保企业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担保需要资质，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林锦龙对自己更苛刻，他在给苏增福的考核承诺中写道：林锦龙如造成资本金损失，将由本人承担赔偿，具体数额由股东会统一决定。
　　“风险大，所以要谨慎地走好每一步。”这是林锦龙对自己说的话。
　　就在采访的前几天，他还在无锡出差。因为玉环坎门地区的几十家企业将在那里的园区扩展规模，恰好几家企业向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提出了贷款要求，在行事严谨的林锦龙看来：“不如亲自跑一趟，顺便也调研一下其他企业，或许它们就是公司的下一个客户呢。”
　　林锦龙也有烦的时候，在他心中，最希望的就是给小额贷款公司一个正式的名分。
　　“货币政策上明确地说‘金融机构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说明它就是一个金融机构，但是分管单位却是省工商局。”他清楚记得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提到：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合作社将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而它们的体制将是金融机构，“包括在《指导意见》中也说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番说辞应该是承认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性质的”。
　　
　　三个问题待解
　　
　　小额贷款公司的意义就是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解决资金供求矛盾，服务三农，但有限的资本金和高利息让这一切变得有些渺茫。小额贷款公司下一步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首先要解决利率、税率和大小额分配问题。”林锦龙不假思索给出了他的答案，“面对利率，每一次降息，对银行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它们是存贷双降，但小额贷款公司只放贷，就会面临不小的损失。我前几天算过一笔账：2亿注册资本金，在利率为6.25%时，利息收入可达5200万，现在下调至4.225%，收入即为3700万——减少三分之一收入。这样的情况下，公司风险金、税率和费用都不变，这三分之一的减少就意味股东分红的减少”。
　　与此同时，他认为税率也需要调整，“当很多政策都在给予优惠减半时，小额贷款公司是照章纳税的。其实，纳税本身没问题，但是，因为所贷出的款都是没有税前列支的资本金，所以，要面临的税率就相对比较重”。
　　此外，在实际运营中，林锦龙不止一次发现对于“70%贷款于小额和‘三农’、30%贷款于其他”这种大小额分配的问题，“很多企业只能董事长借了、总经理借。大额无人问津，小额不够用，最终只能导致效率低下”。
　　林锦龙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到目前，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账面盈利要多于实际盈利。你看，1.77分的利，收入为3700万，除去300万工资费和200万营业税，还剩3200万；省政府确定的风险金为百分之三，这样就剩2600万；还要减去所得税650万，剩1950万。现在金融财务制度只允许70%的分红，最终剩1400万，年分红为7%，所以，平均在每个股东手中的红利就只有0.5分了。”
　　“如果利率、税率等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自然就会很顺利，但是如果《借款人条例》出台，也许，它的存在意义就不大了。”林锦龙认为按照中央出台的《指导意见》经营小额贷款公司会更好，一如他的初衷，而谈到苏泊尔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他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本身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会把它做好，不要有风险，帮助股东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