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帝王之一，一生励精图治，他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撰著的《泰山龙脉论》一文（载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集》卷27《杂著·康熙几暇格物编》），论述了“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即长白山、泰山“龙脉”相连，这篇貌似堪舆学或地质地理学的文章，三百年来少有人解其真谛，若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它应该是一篇安邦定国的政治论文，是一篇充满智慧倡导民族和谐的“统战”论文。
　　1、《泰山龙脉论》的撰著，加深了对泰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泰山是一座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神圣之山，泰山之“泰”字就是大吉祥的意思，主春、主生、主震，且不说先秦时期就有七十二代君主封禅泰山之说，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至明朝，历代帝王都曾到泰山封禅祭祀或遣官致祭，以示“君权神授”，以祈“国泰民安”，汉武帝所铸的宝鼎《铭》曰：“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满清入主中原大地即重视泰山，如：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于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先后遣工部侍郎刘昌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敬祖致祭于泰山。清圣祖康熙皇帝是顺治帝的三儿子，8岁即位，在位61年，平三藩，抑重臣，御侵略，安边陲，重生产，开考试，编图书，尤对泰山情有独钟，从康熙六年（1667年）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3次亲祭泰山和8次遣官致祭。先讲遣官致祭。第一次，康熙六年（1667年），原因是“朕躬政务，祗荷神庥，特遣专官，用申殷荐，惟神鉴焉”。第二次，康熙十五年（1676年），原因是“懋建元储”也就是选定了太子。第三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是因为“朕祗承神佑，疆域荡平”。第四次，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以家事遣官告祭泰山，“兹以皇祖妣孝庄仁宣诚宪懿翊天启圣文皇后神主升副袝太庙、礼成”。第五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原因是天下大旱，吿祭求雨。第六次，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原因是扫平塞北，边境安定，大功告成。第七次，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原因是康熙登基50余年，刚过完60大寿，四方宁谧，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第八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是因“兹以皇妣孝惠仁宪端懿德顺天翼圣章皇后神主升袝太庙，礼成”。在康熙帝的三次亲祭泰山中，除第二次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是“望祀泰山”外，其它两次，均甚隆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皇帝躬祀东岳泰山之神曰：朕惟五岳视三公，而泰岳为之长”。并在祭文中说道：泰山“惟神屹峙东方，育成庶类。天齐巨镇，功开万物之先；日观崇标，尊为百灵之府”。宣扬泰山具有孕育万物和国之镇山的五岳独尊地位。并在岱顶和岱庙的祭祀中向泰山神“行二跪六叩头礼”。康熙皇帝本人对这次登岱祭祀十分重视也十分得意，亲自动笔详细记录了此事（详见《南巡笔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刚过50大寿的皇帝爷，第三次来祭泰山，且第二次登上了泰山之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还救济了山东灾民，有《见泰安等数州县饥民亟命设法赈济》诗作为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康熙皇帝对中国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对泰山也有着很深的研究，《泰山龙脉论》的撰写决非一时兴趣所致。
　　2、《泰山龙脉论》将满汉两大民族的圣山----长白山和泰山巧妙的喻为巨龙首尾相连，寓意极为深刻。长白山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内，是满清先人、金之政权的建立者女真人的发祥地。金代统治者认为“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因此于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又于明昌四年（1193年）复册为“开天弘圣帝”，每逢春秋二季择日致祭。此犹如泰山神由王而帝的封爵一样，是中国古代山岳神之最高品序。泰山地区也曾为金朝政权管辖地，“泰安”名称的由来就始于金之刘豫政权于阜昌元年（1130年）在奉符设置的“泰安军”。金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诏祭东岳于泰安，封爵从唐宋旧制，此后章宗、宣宗遣祭不绝。另外金代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员对泰山的保护也作出了贡献。如：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东岳庙遭火灾，“虽门墙严若，而堂室荡然”，经重修，于“二十一年冬告成，凡殿、寝、门、闼、亭、观、廊、庑、斋、库虽仍旧制，加壮丽焉”。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又重修了泰城内的“宣圣庙”。金章帝承安二年（1197年）山东路统军完颜承晖上疏谏伐泰山山林获准。作为真女人子孙的满清人，特别有着政治大智慧的康熙皇帝，不仅继承了先祖们对长白山、泰山的信仰崇拜，而且巧妙地以“龙脉”把两山联系在一起，实为绝佳上策。清代对长白山的祭祀始于康熙帝，但“敕封长白山之神，礼典如五岳”。这里有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康熙帝遣官祭祀长白山的开始时间（康熙十六年）比对泰山的遣祭开始时间（康熙六年）晚了十年；他亲自祭祀长白山的时间（康熙二十一年）比他到泰山亲自祭祀的时间（康熙二十三年）早两年；在他到长白山亲祭的当月，先期派宗人府府丞李廷松致祭于泰山。这种对“两山”祭祀的时间上安排，与其后（康熙四十八年）所著《泰山龙脉论》，一方面讲“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另一方面又讲长白山龙脉“海中伏龙于是平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则长白之龙，放海而泰山也固宜。”若明若暗地讲泰山是龙头，长白山是龙尾。一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同时照顾到了满、汉两大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无疑这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3、《泰山龙脉论》不仅直接影响了山东人闯关东的精神，而且也促进了泰山文化与东北区域文化的交融。传统堪舆学认为，中华大地有三条龙脉，泰山为“中龙”之脉。关于“中龙”之脉与长白山的联系，多数满汉臣工都表示赞同，认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泰山龙脉论》，范水模山，大启群蒙矣”。其实理解康熙皇帝所著《泰山龙脉论》用意所在的是他儿子雍正皇帝和孙子乾隆皇帝。雍正仅在位13年却为泰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派内务府郎中丁皂保大规模修葺泰山庙宇；二是免除了泰山香税。至于乾隆皇帝就不用多说了，一生11次到泰安，6次登上岱顶，“来因瞻岱宗，岱庙谒诚恭。封禅事无我，阜安祈为农。”与其祖父共同缔造了“康乾盛世”。解读康熙皇帝的《泰山龙脉论》，我们不难联想到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的热播与好评。“可以算得上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的闯关东，移民主体是泰山信仰文化圈的山东、河北、河南民众（香客），有关资料显示，清朝至民国300年间，仅山东籍的闯关东者就达2000万人。何以如此，康熙皇帝的《泰山龙脉论》解决了他们的心理障碍。既然泰山与长白山龙脉相连，那么这“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也是文化的流动与传播。山东人乡土情结很浓，把泰山看作神山、圣山，是精神家园。他们到了关东，同时也带去了泰山文化，在为数众多的闯关东民俗中，泰山信仰是一个大亮点。一是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在人们心目中，泰山石敢当是正义的化身，平安的使者，具有“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的功能。入关东和闯关东的关内人不仅把泰山石敢当信仰习俗带到了关东，在房基、门口、桥头、要冲刻勒“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以用来避邪禳灾，而且把泰山石敢当的扶正压邪精神发扬光大。泰山石敢当的信仰习俗还影响到了关外的满族人。如，辽宁省北宁市四方台村满族佟氏家族普遍信仰“泰山石敢当”。在新宾满族自治县爱新觉罗氏肇氏家族聚居地也发现，如果其院墙的大门朝向冲着街巷、对着公路、冲着塔或庙宇等，他们就在大门口左侧立一块“泰山石敢当”。再者为民间香社习俗。不仅在关东地区建泰山神“行宫”以便朝拜，而且还经常到泰山祈福、还愿。泰山红门宫小泰山附近有则碑文记载了一群闯关东的山东人，临行前在泰山老奶奶庙前许愿，18年后又来还愿的故事：“民国八年四月香会等人在奉天西丰县高立木子黄草牌齐家堂小孤山相聚营生，深明在外环境之下，非团结不为功，遂于是月联络同乡假香会名义来团结，即许愿于岱岳圣母佃前，大家如平安归家，许在岱岳圣母佃前悬一木匾，建立石碑。圣母保佑众黎平安归，今敬献木匾，建石碑以消前”。说明在这些跨越渤海到东北营生的人，泰山奶奶是他们的保护神。另一块香社碑，立于民国十年，记载闯关东到吉林定居谋生的山东人，遇上瘟疫时祈求泰山神保佑：“兹于民国十年仲暮之春，吉林省宾江县瘟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见者触目寒心。有泰莱贾君联斌，郑公书箴等，于期生理，诚心祝祷，祈碧霞元君之灵应护佑苍生，不惟祷者，俱无灾恙，祷后瘟疫随止。”在瘟疫面前，泰山和莱芜地区的移民和当地原住居民共同祈请泰山神保佑，可见泰山神祗在东北地区的影响之大。三是“长白人”在泰安为官者不仅保护泰山，研究泰山文化，而且离任或致仕后传播、弘扬泰山文化。在林林总总的泰山石刻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泰山和东北地区之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泰山上存有关东“长白人”题刻11处，其中有5人为任泰安知府、知县者。还有清末汉族学者高官吴大澂对泰山极为崇拜且对泰山文化很有研究，在泰山刻石多处，临摹琅琊台秦代刻石，书写汉代“上太山，见神仙。食玉英、饮醴泉。驾蜚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寿万年，贵富昌，乐未央”《镜铭》等刻勒于泰山。特别是刻勒中天门的大篆“虎”字，有其政治内涵。清光绪年间，吴大澂以三品卿衔到吉林“督办”军务，保疆卫国，与沙俄谈判期间据理力争，曾多次书写“龙”、“虎”二字，以抒发“龙骧虎视”的大无畏爱国精神。矗立于珲春市区的龙、虎石刻及其具有清代风格的五角碑亭，就是珲春人民为纪念吴氏谈判胜利而建立的。泰山之“虎”与珲春之“虎”，虽处异地，但犹如泰山与长白山，一脉相连，意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