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文教育，如果从1904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算起，语文单独设科不过百年历史，但事实上，语文教育可谓源远流长。这首先得从什么是语文教育的概念说起。人们对语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化，还不断会有新的发现。叶圣陶先生认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二者合二为一，即为语文。按照这种理解，语文教育就不仅指书面语言的教育，还指口头语言的教育。口语都在生活中发生，人们用口语进行直接交流，更多地表现为言语行为。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三千余年，而从言语教育发生算起，那就更早。鲁迅先生在<<门外杂谈>>中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才慢慢学会发声、学会说话。在彼此交流语言信息的过程中，不断接受语言的影响，并不断发展自己的语言。由口头逐渐发展至书面，由比较简单粗糙到复杂精细。所以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历史有多长，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有多长。从时间上来划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大体上可从上古的口口相传算起，直至晚清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语文单独设科止。其发展历史远远长于现代语文教育。

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古代语文教育没有单独设科，那么它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语文教育。这样的混沌一片的古代语文教育就和现代语文教育有着鲜明的区别，表现出自己特有的一些特征：

一、从教学内容方面看，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古代语文教育的综合性首先表现在它是依附于文、史、哲当中的，缺少自己的独立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语文教育，也就是和我们民族的心理、思想、思维方式及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连在一起。这样的语文教育对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语文教育的思想、内容、方法会有所不同。在远古时期，人们的语文教育活动主要通过口口相传。推想起来，由于当时语言的发展还处于幼年期，不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所以必然伴有更多的体态语言及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在交际内容上可能会和劳动、生活关系更为密切些。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大体可以从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 、歌谣、祝辞略见一斑。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语言文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制度的变化也使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著作当中。孔子编<<诗三百>>，明确指出“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由于孔子的历史影响，使中国先秦语文教育明显染上诗教的特色，而且一直影响至今。除了文学作品外，大量的历史散文、哲学著作都对语文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古代的读书人更多地是在学习文、史、哲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学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提高了语文素养。语文学习好像是一个副产品。因而对他们来说，学语文，就是学思想，学社会，学自然，就是接受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和熏陶。从先秦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语文教育的内容会受制度变革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都明显呈现这样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从汉代推行“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一直流淌至今，而且还将生生不息地流淌下去，成为中国人思想、生活、处世的精神向导。但这并不等于说，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以政府的名义推行儒家思想，中国社会就是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了。到隋唐时期，佛家思想一度盛行，而且儒家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受到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的撞击。中国古代很多名人，得志时可以高呼“兼济天下，”失意时也会想到“扁舟弄发”，儒、道思想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影响人的行为举止。

古代语文综合性特征除了表现在文史哲的综合性之外，还表现在“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方面的综合，而且这八个方面也多是和伦理道德教育联为一体。从蒙学读物来看。古代对识字、写字教学比较重视，所以编写了不少关于这些方面的课本，如流传时间较长的<<急就篇>>，以后又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而且后三种教材常被配合使用，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三字经>>中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少不学，老何为”等句带有鲜明的教化性质。<<千字文>>是我国使用时间最久的识字写字教材，从公元6世纪成书起，一直用到清末，长达近1500。它每四个字为一句，内容涉及天象、岁时、物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乃至农事、饮食起居等。它强调用典使事，追求文采辞藻，色彩浓丽。如“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图写禽兽，画彩仙灵。”这些语句，多对偶，讲声律，即使放在六朝骈文名篇中，也是毫无逊色的。从思想方面来看，它也有一些封建道德的说教，也有一些立身行事的格言，值得人们去品味、批判和吸收。中国又是一个文章大国，从先秦两汉起，历朝历代均出现了名垂史册的文章大家，他们的优秀文章自然成为人们学习的范本。如先秦时期的历史、哲学散文，两汉的历史散文，尤其是“四书五经”及宋代朱熹所作的<<四书集注>>和各种类型的文选、家书等，成为古代语文教学的必选内容。而学习这些内容，总是和学习儒家伦理道德，和经世济时、知识百科联系在一起。可见，在中国，学语文就是学做人，文以载道，以文悟道，文道统一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二、从教学方法来看，中国古代语文教育重讲重读重悟。

在几千年的古代语文教育中，曾出现过大批教育大家，留下了大量关于语文教育的精湛论述。除了载诸<<学记>>、<<朱子童蒙须知>>、<<读书作文谱>>、<< 教童子法>>等教育专著中，还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学术著述以及部分史籍及至笔记、小说内。在这些著述中，记载着至今仍闪烁着我们的先人智慧之光的先进教育思想。如<<学记>>中提出的“教学相长”思想，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思想等。但古代教育毕竟是非正式教育为主，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庠、序、学、校以至书院等专门学习的场所，但更多的还是旧式学塾。在私人学塾里，先生大多固守着老师讲授、学生记诵的教学模式，教与学大多处于分离的状态。如何让学生高效的学习，使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纵观古代语文教育史，可以明显地看出先人在语文教学方面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问答法、诵读法等等。相比而言，重讲重读重悟是最突出的特点。唐代韩愈曾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传”“授”“解”均指向老师，这句话成为人们认识老师职责的经典名言。除了老师讲解外，诵读也是古代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方法，<<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勿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诵书”就是大声吟诵。古读书用“讽(背诵)、诵(吟唱)、读(朗读)”之法，而且这些读书方法，在汉代都已通行了。这种方法对理解诗文是很有好处的。王充在<<论衡。恢国篇>>中说：“夫经熟讲者，要妙乃见。”意思是说，书读熟了，才能懂得它的微妙意思。他谈自己学习的体会时也说“淫读古文”，即贪读久读的意思。宋代朱熹喜欢谈读书方法，后人曾据其所讲理行整理，出了一本<<朱子读书法>>。在穷理明道的纲领指导下，朱子强调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他说“凡读书且要熟读，不可只管思。读得通贯后而义理自出。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出，心下若存若无，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这段话强调熟读之重要，不熟就无法活用。他又说，“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粗心大意不得。”“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右以有得尔。”这些话都强调精思对于读书的重要性。到了元代，教育家程端礼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也明确提出，读<<小学>>，每大段内要分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背读百遍，然后又读二三十遍。看史读经，也要日读一二篇，要“百遍成诵”。这些个读书方法，莫不被后人所用。我们今天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也就是古人所强调的熟读吟诵法。

我们研究古代语文教育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应该取古为今用的态度。因为任何一学科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搞语文教学改革，不能割断历史的脉搏。那么，上述古代语文教育的特征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改有什么启示呢？笔者以为，它至少在以下方面能启发我们的思考：

第一、 我们在开展语文教学改革时，不能对传统语文教育一味否定。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引入了大量的国外教育新理念。这些理念一方面为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打开了一扇扇窗户，让我们对教育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也在冲击着我们传统教育的思想，甚至让一些人产生误解，以为凡是外国引进的就是新的好的，凡是本国过去的就是旧的不好的。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但很有强调的必要。打开教育杂志，逛逛教育书店，扑入视野的，多是国外引进的一套套理论。不能说它们不好，但肯定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就引进了道尔顿制，通过实验，发现它并不具有很强的优势，于是就没有推广。这才是明智的做法。而我们传统语文教育中，有糟粕，但也有精华，有些内容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淘洗后，越发显得光彩夺目，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内容不是过时，而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好，例如教学相长的思想，又如学思结合、熟读精思的思想等等。我们不少老师上课还习惯于灌输，很多语文课堂上很少听到琅琅的读书声。难道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思想吗？不是的，我看是没重视这些思想的精华。

第二、新课标提出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观点，这和传统语文教育似乎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相通之处甚多。老实说，新课标的这种说法，是一个很难诠释清楚的命题。仔细想来，也许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已经在贯彻这样的思想，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比如说“人文”是何意？当指人和人类文化。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如果不否认先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属于文化的范畴，那么传统语文教育不都是在借助语言这个工具进行文化教育吗？这是不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体现？承认了这一点，那当代我们要着重思考的就不再是工具性与人文性是否结合的问题，而是应当思考用什么样的“文化”来熏陶我们的学生，让他们的生命活动能够闪现时代的光彩，能让每一个生命感受到生的喜悦。可是，这一点我们思考清楚了吗？从语文教材的现状来看，我们恐怕很难乐观得起来。语文太狂妄，总想大包大揽，什么都想插一手，弄得自己是什么都不清楚了。语文必须回到她应该处的位置上，干自己应该干、能干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