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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紫砂鉴定中的几个盲区

(2013-07-19 10:38:46)

明清紫砂鉴定中的几个盲区

    紫砂壶的收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虚热、90年代后期的迷茫,终于到了现在冷静的阶段。喧嚣渐去,尘埃落地,玩家、藏家开始以一种正常的心态玩壶、藏壶。这是收藏的规律,也是紫砂收藏爱好者的福音。
  紫砂壶兼具使用、玩赏和收藏的多重功能,而且其收藏价值建立在使用功能之上。紫砂壶爱好者范围很广,大约可以分作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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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时大彬款鼎盖紫砂壶。壶底用竹刀刻 “时大彬制”四字楷书款。通高11厘米。呈栗红色,表面呈梨皮状,并布满小白点,原料中夹有浅黄色小颗粒,《阳羡茗壶系》中所谓“银砂闪点”“珠粒隐隐”是也。1987年7月福建漳浦县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原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出土,现藏福建漳浦县博物馆
  
  第一类人,纯粹作为茶具使用。这是明智又实惠的一类人。由于紫砂壶几乎是发挥所有茶类之茶性的最佳用具,因此,这类人对壶的要求很明确:砂泥要真,真正的紫砂材质具有的特性才会充分发挥茶之真味;其次,壶形适合冲泡的茶种,因为不同的茶种如乌龙茶和普洱茶对壶的大小和形状的要求是不同的。
  第二类人,使用赏玩兼之。这类人对紫砂壶的要求很高,他们大多既懂饮茶,又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对紫砂壶也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还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在品饮的同时又可以把玩,现代名家的紫砂壶是他们的首选。但是这类人对紫砂壶的迷恋往往会越来越深,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就可能开始搜罗古壶。
  而第三类人是收藏家,他们的目标是名家壶和古壶,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从第二类人发展来的,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是为保值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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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时大彬款如意纹三足壶。把下用竹刀刻 “大彬”二字楷书款。通高11.3厘米。呈浅褐色,表面布满细密颗粒。1984年7月江苏无锡县明崇祯二年(1629年)华师伊夫妇合葬墓出土,现藏江苏锡山市文管会
  
  如何购得一把真正的明清古壶呢?市场中所谓的古壶鱼龙混杂,往往十壶九伪。如果爱好者仅凭外观感觉或壶款印章便决定购买,难免会上当受骗。本文拟通过对紫砂发展历史上几个关键问题的剖析,并结合出土标准器,谈谈明清古壶收藏中应注意的一些基本、但往往被忽略的常识和要点。当然仅仅靠这几点就能买到货真价实的紫砂壶是不现实的,但是掌握了这几个要素,至少会将绝大多数伪壶的把戏看穿,少花许多冤枉钱。
  
  刻款
  
  在紫砂的滥觞期,紫砂匠人实际上就是宜兴当地的制陶者,制品多是用“细土”为材料制成的饮茶器具。所谓“细土”就是紫砂初创时期对紫砂原料笼统的称谓,是相对于缸瓮所用的较粗材料而言的。这类器皿比陶制瓶罐细密美观,也更耐温,不易开裂,重要的是它们比瓷器和其他金属茶具便宜。在自古以来饮茶风气就很盛的宜兴及周边地区,紫砂茶具在明代很快便为普通百姓所接受。
  作为一种普通而廉价的日用器皿,此时的紫砂器上是没有落款的。1976年在宜兴鼎蜀镇蠡墅羊角山发掘了一个古代紫砂窑址。关于此窑址的具体时代,考古学家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只是含糊地表示其“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下限延至明代早期”。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标本,其造型和成型工艺和明代嘉靖十二年(1533年)吴经墓出土的紫砂器是一致的,而这些标本上没有一件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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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时大彬款紫砂圆壶。壶底用竹刀刻“丁未夏日,时大彬制”八字楷书款,“丁未”当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通高9厘米。胎呈紫褐色,其中夹有大量粗砂颗粒。1987年5月山西晋城市泽州县明崇祯五年(1632年)张光奎墓出土,现藏晋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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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陈鸣远款残圆壶。壶底用竹刀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四字行楷书款,另有“鸣”“远”篆书印章款。“丙午”当为清雍正四年(1726年)。通高5.2厘米。呈栗红色,表面呈梨皮状。1990年7月福建漳浦县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蓝国威墓出土,现藏漳浦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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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董翰款葵花棱方壶(疑为民国作品)新加坡黄先生藏品
  
  传说中的紫砂壶第一代大师供春常被称作“龚春”,其名不详的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因为供春所制之紫砂壶上没有落款。供春是明代正德间进士吴仕的学童,吴仕青年时代曾在宜兴金沙寺内读书,供春正是在此时掌握了紫砂技艺,推算下来,供春当是弘治、正德间(1488~1521年)人。这段时间应当就是紫砂壶开始被世人普遍接受并喜爱的阶段。
  在紫砂壶底落款之风最早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万历年间是紫砂陶艺的第一个高峰期,名家如云,如董翰、赵梁、元锡、时朋以及发明瓦缶的李茂林,都是此间知名的紫砂艺人。而时朋之子时大彬则是这个时期紫砂技艺集大成者,时大彬及其弟子李仲芳、徐友泉几乎为紫砂陶艺搭起了整个框架。这个时期,一些知名的紫砂艺人开始像其他行业一样在壶底落款,但紫砂艺人毕竟只是工匠,识字的并不多,书法好的就更少了,普遍的做法是请精于此道者代工,陈辰便是代人刻款的书匠里较知名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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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李仲芳款僧帽壶(疑为民国作品)新加坡黄先生藏品
  
  时大彬之落款极负盛名,人称其书法娴雅,在《黄庭》《乐毅》间。但在其出道之初也是请善书者写款,自己再用竹刀刻成。时大彬自己直接刻款是成名很久以后的事。时大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当时宜兴紫砂界刻款的水平和状况。据此推断,时大彬之父辈时朋、董翰等人很可能就是最早尝试落款的那批艺人。但他们的落款尚在尝试摸索阶段,并未成熟。比如大名鼎鼎的李茂林就未在壶上刻款,仅仅是在烧成的壶底用红色写个号记而已。而且,这时的刻款仅限于壶底,所刻也仅是名号,壶底钤印章及在壶身上雕刻诗文图画是清代以后的事,明代绝无。最早的紫砂专著《阳羡茗壶系》成书于明末,全书仅一处提及较长篇的刻铭,是沈子澈在壶上刻的“石根泉,蒙顶叶,齿鲜,涤尘热”12字壶铭。然而此段文字却是清光绪十四年加入的,并非原书内容。可见明代尚无在壶上刻诗文款的习惯。
  概括地说,初期的紫砂壶无款,在壶上刻款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刻款内容简单,多为名号,位置限于壶底。整个明代未有印章款使用的可信例证。
  需要强调的是,明代刻款均用竹刀刻成,钢刀刻款尚未出现,各地出土的紫砂器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条常被大家忽略但在鉴定中极有价值的线索,试以如下实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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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不同时代的紫砂泥料所形成的不同表面形态。左为明代紫砂壶的表面,右为近代铺砂工艺形成的紫砂壶表面
  
  各地出土的明清紫砂壶很多,下面3件是公认的时大彬标准器:图1是福建漳浦县明代墓出土的鼎盖壶,图2是江苏无锡明代墓出土的三足壶,图3是山西泽州县明代墓出土的圆壶。
  这3件紫砂壶的款识都是用竹刀刻成。据史料记载,时大彬的徒弟李仲芳刻款模仿时大彬,有时亦代之刻款,可见他也是用竹刀刻款的。甚至直到清代初年的陈鸣远,依然是用竹刀刻款。图4是福建漳浦县清代墓出土的陈鸣远款残圆壶,壶底既有印款,亦有刻款,而刻款也是用竹刀刻成。
  竹刀在半干的紫砂胎上刻的字有明显特点,这种特点便成为古壶鉴定中非常重要的依据。
  2005年新加坡黄先生求鉴自己收藏的数件紫砂器物,其收藏颇丰,并具相当紫砂知识。图5董翰款葵花棱方壶及图6李仲芳款僧帽壶便是黄先生的收藏品。很明显,“董翰”“李仲芳”等字是用钢刀所刻,字口边缘干净平整。前面我们分析过,“董翰”“李仲芳”所处的万历年间普遍是用竹刀在紫砂胎上刻字的,因竹刀不如钢刀锋利,刀身表面也不如钢刀光滑,刻字时因挤压而绷裂的砂泥使字口变得粗糙,高低不齐,刻出的字口边缘往往高出底面。而此二壶的刻款是不符合明代特征的。再综合考虑这两把壶的造型、泥质、做工等因素,我们判定其为民国时期的作品。  http://img.qikan.com.cn/qkimages/shca/shca200703/shca20070306-8-l.jpg
  图8 清粉彩山水紫砂壶。壶身以彩釉绘山水,壶底有“竞媚清香”四字篆书印章款。通高12.4厘米。1975年12月山西襄汾县清嘉庆五年(1800年)刘文虎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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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时鹏款蓝彩炉钧水仙花六瓣方壶(疑伪)新加坡黄先生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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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时鹏款水仙花六瓣方壶(疑伪)香港茶具文物馆藏
  
  顺便说一下,紫砂壶上使用印章最早始于清初的陈鸣远,在壶上刻比较长的铭文也始于他。但是,他的铭文多数也刻在壶底。这是一个由刻款向印章款转变的时期,所以在陈鸣远的作品上往往有刻款和印章款两种形式。堂而皇之地在壶身上刻长铭文始于陈曼生。不过,对后面两种落款方式,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砂泥
  
  历代紫砂壶的砂泥细度各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的工具差异造成的。紫砂原料是从地下以石块状开采出来的,具有相当硬度。过去的方法是将其置于露天,听任风吹雨淋,一段时间后,岩料散为小粒,再用杵将其舂细,过筛,加水搅拌成湿泥块,成为生泥,生泥经木槌反复压打,成为熟泥。随着时代的变迁,为提高效率,将原料碾细的工具不断改进,由木杵而石磨、石轮碾,再到以电为动力的粉碎机,对原料细度的控制从人工过筛发展到以风力控制颗粒目数,对湿泥的练制也从人工压打发展到练泥机,工作效率越来越高,泥也越来越细。下表是对不同时代紫砂样品团粒最大尺寸的测试分析结果。
  历代紫砂泥料细度
  样品时代 泥料颗粒细度(中国筛号)
  明代 26~35目
  清代早期 35目
  清代中期以后 55~60目
  现代机械化制泥 100~120目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以及清代早期紫砂泥料颗粒的直径约是清代中后期之后的泥料的两倍,更远远大于现代机械练制的泥料。故现代紫砂壶的吸水率不到早期紫砂壶的三分之一。体现在外表上,现代紫砂因为泥料过细,而且颗粒尺寸统一,紫砂壶表面显得平整、细腻、光洁。而清早期之前的砂壶泥料较粗,颗粒大小不一,烧制过程中因不同颗粒的收缩率不一致,烧成之后壶体表面的大颗粒会突起。使用之后,因茶水浸润和手指摩擦,表面变得滋润而富于质感,状若梨皮。因工艺演变而带来的颗粒大小的不同,便成为我们鉴别紫砂壶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还是以黄先生收藏的那两把“董翰”“李仲芳”款紫砂壶(图5、6)为例。这两把壶的表面亦呈滋润的梨皮状,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与出土的3件时大彬款紫砂壶非常相似。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两把紫砂壶中虽含有大量粗砂,但这些粗砂颗粒相当均匀,而其中所含细砂料则很细,颗粒大小也很均匀,可见粗砂乃是制作者筛选后有意掺入细砂中的,以模仿古壶的表面观感。而细砂与明代砂料加工颗粒尺寸普遍较大、过筛也较粗的情况完全不同。这种给细砂里掺入适量粗砂以求得梨皮状表面效果的方法,现在已变成一种在紫砂界广泛使用、被称为调砂和铺砂的工艺。对比壶身表面局部的放大图(图7),可以看出现代铺砂工艺和明代粗颗粒原料所形成的不同表面效果。
  再回头对比观察黄先生收藏的这两把紫砂壶和已经确认的3件时大彬款紫砂壶,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砂料制作的紫砂壶粗看相似,但细观之,其风格却迥然不同,一个质朴天成,一个雕琢做作。再结合其用钢刀所刻的光滑款识,“董翰”“李仲芳”款紫砂壶显系后仿。
  
  宜钧
  
  宜钧为明代中叶欧子明首创。是一次性烧成的釉陶,而在紫砂壶上饰以彩釉的所谓宜钧是在已烧成的紫砂器上挂彩釉,再入窑以较低温度二次烧成。此工艺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并于嘉庆、道光年间广为流行。究其原因,是因为紫砂制作工艺经明代时大彬之大发展,再经清代康熙、雍正朝之补充,至乾隆之世已臻完美。此后的紫砂艺人欲推陈出新,有所突破,仅靠精湛的手艺已无能为力,他们除了不断创造新的壶式外,只好在紫砂壶表面的装饰上动脑筋,炉钧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艳丽的色彩很容易得到百姓的喜爱,紫砂胎的工艺精美与否退而居于次要的地位。当时的宜兴人几乎都是以紫砂陶和日用陶为生的,给紫砂壶表面饰以彩釉,这种工艺相对简单、却能产生夺目效果的装饰方法给了大多数技艺平平的紫砂艺人一个重新在市场上赢得竞争力的机会:即使手艺稍逊一筹,但凭借感官上大同小异的釉彩,本来水平相距甚远的作品一下子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在这种情形下,炉钧的流行是必然的。图8是山西清代嘉庆五年墓出土的彩釉山水紫砂壶,没有任何使用痕迹。此壶器形优美,釉色艳丽,时代确定,可视为早期宜钧的标准器。虽然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紫砂壶上的釉彩破坏了紫砂器本身质朴的美感,而且事实上这种低温釉对人体有害,不宜长期使用。但在紫砂历史上,宜钧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图9是新加坡黄先生求鉴的一件蓝彩炉钧水仙花六瓣方壶,底款为“时鹏”。通过前文介绍,仅凭釉彩,我们已经知道此壶绝非身处明代的时朋所制,而是清代雍正之后所仿。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与前述“董翰款葵花棱方壶”一样,此壶表面虽然也含有大量粗砂,但颗粒大小过于均匀,明显是后代调砂工艺。其次,“时鹏”二字是用钢刀所刻,而非当时使用的竹刀。另外,关于时朋之名字的具体写法,据现存最早的明代紫砂专著《阳羡茗壶系》,后代有写为“时鹏”者,或许是同音之误。
  有趣的是,香港茶具文物馆也藏有一把“时鹏”款水仙花六瓣方壶(图10),除没有上釉外,其造型、大小、泥料、工艺及壶上细节都与黄公藏壶极其相似,“时鹏”二字刻款的书体和大小更是完全相同,亦是钢刀所刻。两件“时鹏”款紫砂壶显然出于一人之手,参考前文,其伪明矣。
  大多数紫砂仿古制品制作低劣,矛盾百出,可以很容易地识别,但一些高级别的仿品则需要更仔细地观察和更丰富的紫砂知识才能鉴别。而以上三方面的作伪漏洞在各种档次的仿制壶上都屡屡出现,这是因为制假者本身紫砂历史知识比较贫乏。对一个爱好紫砂进而想收藏古代紫砂壶的人来讲,除过经常玩赏高质量的紫砂壶以提高紫砂的品鉴能力之外,学习紫砂知识、了解紫砂历史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毕竟古代的真品紫砂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常接触的。掌握了丰富的紫砂知识之后,至少绝大多数的仿品就不能逃过你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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