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是个人名，全名叫保尔•克鲁格。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但他的名字却在南非家喻户晓，因为，他建立了一个令南非人自豪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保护区跟他同名。

在今天的南非东北部邻近印度洋的地方，1898年时期有个小国叫布尔共和国，它的最后一位总督就是保尔·克鲁格。为了阻止当时日趋严重的偷猎现象，保护萨贝尔河沿岸的野生动物，保尔·克鲁格宣布将该地区划为动物保护区。如今，这个总督级的保护区已扩大到两万平方公里，在全南非18个国家公园中排行老大，成为世界上自然环境保持最好、动物品种最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保尔·克鲁格做了这一件好事，却让他青史留名。

我到南非是追寻足球和足球文化而来，今天，我却在南非北方荒蛮的大草原上追寻野生动物的足迹，似乎与初衷相悖。其实，此论大谬。如果不对一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加以了解，又怎能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足球盛行的根源，又怎能去捕捉足球这个狂野运动的人文精神内核？

“狂野的运动”，这是我在追寻野生动物时突然想到的关于足球定义的一个提法。绿茵场上那种激情奔放的原始冲动，与我在克鲁格公园见到的大象的那种粗犷狂野又是何其相似乃尔，至少在本质上同出一源。

一大早，我们在鸟儿醒来之前就起了床，为的就是赶在动物清早觅食的时候去“拜访”它们。最先见到的是大象。当一个大象家庭在庞大的母象带领下，携着树枝折断的声音狂吼着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我们肾上腺激素急剧分泌，可别说，真的很紧张，紧张中又非常刺激。其实，我们的紧张是多虑的，动物也遵循着一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我们不招惹它，不让它产生威胁感，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在这样一个范围广阔的保护区内，你要想寻觅到野生动物的身影来，跟大海捞针一个样。但是，一天里，我们还是见到了不少动物，大象、羚羊、斑马、长颈鹿、河马、野水牛、鬣狗，对了，还有珍珠鸡等等，虽然没见着狮子、花豹、犀牛，也算与动物有缘了。我悟出一个规律，如果动物们没有“作秀”的表现欲，不主动靠近公路，人们是很难把它们从茂密的树林和荒草中寻找出来的。

动物们不怕人。动物们与人和谐相处。这里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缩影。如果说克鲁格是个动物园，不如说它是把原本属于野生动物的家园还给了野生动物。动物是幸运的，人是幸运的。

我看出来了，在南非，幸福指数最高的，当属小孩和动物。

小孩们被放任自流。我时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小孩子赤着脚在草地、水泥地上奔跑、滚爬，大人们不去呵斥、管教他，任由放纵孩童的天性。大孩子放学后骑车、玩球、玩玩滑轮，没被书包压弯腰；动物们也被放任自流。它们在自己的领地自由自在，很少遭到人类的恶意侵扰，那些鸟们甚至飞到桌上与你分享面包。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景象，在国内是很少见到的。而我们呢，从事最苦职业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晨昏颠倒没日没夜毫无规律的人，一类就是学生，甚至，学生要排在最苦职业的第一位。

这些题外话，其实都是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足球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足球状况。

我们说足球是欧洲人踢得好，美洲人踢得好，甚至非洲人踢得都比我们好。我在南非看到不少在简陋的球场上奔跑的非洲孩子的身影，我也看到不少在运动场上挥汗在画室擦橡皮的中国孩子，前者是在玩，后者是在学习。即便是在绿茵场，人家奔跑呐喊的是欢乐，是情绪的释放，是愉悦的升华；我们是压抑着的呼吸，拘谨着的传球，暗地里的打假球。

夜晚坐着敞篷车去搜寻野生动物，用强光灯对着草丛密林照射，能映射到蓝幽幽的光就一定能发现动物，因为，那蓝幽幽的光就是动物的眼睛。如果也用强光灯来照射我们的足球的话，那蓝幽幽的光却是要让动物们快乐起来，让孩子们快乐起来，让足球快乐起来。

那么，我们的足坛需要克鲁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