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利很有亲和力，虽然我来到约堡时就听说，但当他一身便装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被这位东北汉子的阳刚气度所折服。

房利下月5日就要离任，这些天来，各家媒体想方设法寻访他，都想从他嘴里挖到吸引眼球的新闻，但他们都忽视了一点，房利是一位有着30年外交生涯的外交官呀！因此，中午我受邀出席房利与几位南非华人私人聚会时，就把记者身份搁置一边。

房利算不上足球迷，世界杯开赛来，只到现场看过两回。一方面是无暇，一方面是尴尬。尴尬什么？在32强中没有中国国旗呗。房利说这话时露出难堪神情。曾经有南非朋友说，你们中国人做什么都好，为什么足球就进不了世界杯呢？当时房利脸上就是这种神情。

作为世界杯举办地的总领事，房利戏称自己要做个“三好生”：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分内分外的事物，接待好四面八方的来访。然而，在他的心目中，最牵挂的还是全体华人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安全。“南非三分之二以上的华人集中在约堡，所以，护侨工作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我常常倚重他们。”说着，房利拍拍身边的南非福建同乡总会会长李新铸和南非江苏商会会长陈辉的肩膀。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房利谈兴最浓的话题。

自从三百年前南部非洲这块土地上开始出现中国人的足迹以来，中国人就在用自己不寻常的经历诠释“适者生存”的涵义，述说一个极少数群体在完全陌生的社会体制中不断挣扎寻求社会定位的故事。

华人在南非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我从不同渠道获得不同的数据，30万、40万，而房利给我的数据是全非洲华人50万，有30万在南非。华人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不属于黑人、杂色人、印度人和白人等其他任何人种。由于种族隔离制度所强调的种族差异，华人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身为中国人的意义。在缺乏中国文化理念流入的情况下，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微妙，意识到个人行为将对整个华人社区产生的影响，社区责任感使得大多数华人自觉遵守“安静、勤勉和守法社区”的行为准则。于是，诸多的华人团体组织应运而生，这些团体组织对南非华人的影响超过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团体组织对当地华人的影响。

房利给我举例：华人在南非遭受抢劫比较严普遍，约堡是重灾区。因此，总领事馆一直与警方保持密切联系，依靠华人组织成立了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在华人与警方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总领事馆会每年提供一点经费，华商也筹集一些经费，华人与警方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联系和沟通，华人的安全得到不小的改观。他指了指李新铸和陈辉说，警民合作中的正副主任都在这儿，他们的感受比我更深刻。

华人社团在南非已走过百年历程。最初规模较小，是以“寺庙”或“祠堂”形式建立的同乡会、互救会、宗亲会等。这些小型华人社团建立在团结互助、自给自足的原则上，其成员可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或可能是来自同一乡府或同一地区的同胞。直到上世纪初“开普敦中华总会”成立，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华人社团，发展到现在，已有100余个不同特色的团体组织。李新铸是福建同乡总会第二任会长，下有9个分会，会员十几万，是南非最大的华人团体。江苏商会人数不多，一千多人，但会员基本是生意做得较大的老板，在华人中有带头示范作用，因而威望较高。虽然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宗旨和章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团结同乡，沟通联系，协调关系，排解疑难。

这些团体组织与总领事馆互相借重，互成犄角。领事馆会借助华人组织传达中国政府的声音，华人组织会借助领事馆排解疑难问题，当这两股力量形成合力时，就成了南非华人寻求社会定位的强大势力，使华人成为南非社会中“生存”的“适者”。房利回忆，在汶川大地震时，约堡华人自发来到总领馆，排着长队捐款。数千华人聚集在广场，举行烛光纪念活动。房利朗诵最流行的网络诗歌《妈妈，请抓住我的手》，场上，房利泪流满面；场下，哭声一片。房利感到，他这一辈子的泪水，在那晚都流光了。

“许多华人生小孩、过生日和婚典活动，都会邀请我到场，我每请必到。因为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朋友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我当做是国家的象征，我身后，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房利说这话时，我看到，他的腰板挺得更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