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馆由序厅、雄踞西南、物华天府、化土成器、以玉通神、烈火熔金、通天神树等几个部分组成。这些展厅中的众多文物具有世界级影响力。

 第一单元　雄踞西南—古蜀2000年沧桑史

    古史传说中古蜀国有五代蜀王。第一代蜀王叫蚕丛，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三星堆发现了大量鸟的造型，其中鱼鹰的形象最多，一般认为，与三星堆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鱼凫王。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相传他“教民务农”，倍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推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是从夏朝至商末周初，杜宇估计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开明氏则是从春秋中叶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在北达汉水流域，东至荆江地区，西南迄大渡河，金沙江及今贵州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蜀文化的遗址和遗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位于蜀文化圈的中心区域，是三四千年前是古蜀文化的中心。三星堆文化从距今4800年到2600年，延续了2000多年。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上看，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

      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这个时期的陶器以翻领器、宽沿平底器、镂孔圈足器等为主，建筑为竹骨泥墙，生产工具多为小型磨制石器，以斧、锛、凿为主，同时出现了玉璧、玉圭、玉环等小型礼仪用品。

      1997年，在三星堆西城墙外的仁胜村发现了29座长方形土坑，坑中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等。其中，玉锥形器的形制、风格和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中所出土的玉锥形器极为相似，说明了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有了文化联系。

     考古学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二至三期文化为代表，大约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这是三星堆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一般认为属于古蜀史传说中的鱼凫王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具地方特色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ba4)勺等陶器大量出现，并形成了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

     从二期开始，三星堆进入了文明时代。人们修建了城墙，东、西、南三面城墙。面积近4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也已建成，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宫殿区等。

     一般认为，城市的建立、祭祀场所的设置、青铜器的产生、文字的出现等是古代文明和国家产生的标志。三星堆已经不是一般的聚落、村寨，而是雄踞在西南的早期城市、国家，特别是结合遗址中的出土文物来看，古蜀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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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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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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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祭奠祀坑出土虎牙共三枚，长9.3~11.3，宽2.3~3.1厘米。由于长时间与青铜器埋藏在一起，虎牙为铜锈浸蚀呈碧绿色。每个虎牙的根部都有一穿孔，可能用来系挂穿戴作装饰之用的。蜀人有尚虎的习俗，虎以其威武凶猛的形象令人敬畏，用虎牙制作的工艺品不仅仅具有装饰的功能，可能还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具有辟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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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共出土80多枚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门齿。学者们认为它们是统治阶级财富的象征。至于象牙的来源，有可能当时本地出产大象也有可能是蜀地与周邻国家甚至更远地区商贸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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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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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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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本文中粗黑体字部分内容均从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