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长城知识讲座”
吴天有主讲：明正统时期蒙古瓦剌朝贡与大同贡道和互市
吴天有：大同长城学会云冈分会会长，原大同市南郊区党史办研究员。从事史志编研工作30余年，致力于大同地方历史研究以及明代大同地方历史研究。编辑、完成《大同市南郊区志》《中共大同市南郊区历史记事》《三晋石刻大全南郊区卷》《大同市南郊区的改革与发展》等史志书籍多部。在《三晋文化研究》《山西长城》《今日大同》《大同今古》《大同日报》《大同晚报》等期刊、报纸发表文章十几篇。
提要：
元朝灭亡后，北方蒙古势力分裂为三大部，分别为：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开始，以鞑靼部最为强势，瓦剌部次之，兀良哈部最弱。但在永乐朝，经过皇帝朱棣的几次征伐后，鞑靼部势力减弱，瓦剌部开始强盛。最后，三部都被瓦剌部征服。为了从明朝获得利益，瓦剌部在永乐朝时起，就开始向明朝进贡。到正统时，发展成为朝贡贸易。明朝将瓦剌进贡的贡道选择在大同。即从大同北的猫儿庄等处入关，经大同、宣府，过居庸关进入北京。为了方便双方交易，明朝在大同还开设了马市。一开始，瓦剌进贡的使臣较少，以后逐年增多，到后来达到几千人。结果，因进贡引发摩擦。瓦剌便从大同向明朝进攻。最后发生了“土木之变”，明朝皇帝被蒙古瓦剌俘虏。
明正统时期，以“土木之变”为节点，明王朝对北方蒙古势力的防御，由攻势转为守势。而在此之前，蒙古瓦剌对明廷的朝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看点，它是正统时期形成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时期，蒙古瓦剌把向明廷的“朝贡礼仪”，变成了同明廷的“朝贡贸易”。这种“朝贡贸易”不仅是“土木之变”引发的一个诱因，也是明王朝与蒙古在防御与进攻上，势力强弱转换的一个渐变过程。期间，大同做为瓦剌进贡的贡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瓦剌是蒙古主要部落之一，元朝时位于蒙古的西部。明王朝建立后，逃到了北方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在明廷的打击下，汗权衰微，忽必烈后裔的势力渐渐衰弱，瓦剌等其他蒙古诸部的势力雄起。到明永乐朝时期，蒙古势力分裂为三大部，即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三部中，鞑靼部被视为蒙古的正统，位于明朝北疆的北部。其次是瓦剌部，势力较强，位于明朝的西北部，又称西蒙古。兀良哈部，位于明朝的东北部，势力在辽河、老哈河之间。明宣德朝时期，瓦剌部在首领脱欢的经营下，逐渐强盛。宣德九年（1434），脱欢攻杀鞑靼太师阿鲁台和可汗阿台吉，把鞑靼和瓦剌两部统一起来，并拥立元朝皇帝的后裔脱脱不花做可汗，脱欢自称丞相，掌握实际大权。瓦剌由此强大，成为蒙古高原的霸主。
瓦剌对明廷的朝贡开始于明永乐时期。永乐六年（1408），瓦剌首领马哈木等派使臣来北京贡马，并请求明廷册封
。翌年夏，明廷分别敕封瓦剌三位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巴秃孛罗为安乐王，这是瓦剌向明廷朝贡的开始。此后，瓦剌与明廷的朝贡关系时断时续。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的儿子脱欢继位后，遣使再次向明廷贡马，并请求明廷袭封为顺宁王。此后，瓦剌对明廷的朝贡常态化。
瓦剌向明廷进贡，明廷也赐送礼物以酬谢。最初的进贡与回赐都是礼节性的，进贡的数量少，但回赐的礼物较丰厚。瓦剌的贡礼主要是马、驼、毛皮以及玉石等，明廷的赏赐主要为钞、缎、绢、绸、布、茶叶、食品等。这种正常的通贡关系，一直保持到明宣德朝结束以后。到明正统四年（1439），脱欢的儿子也先继位后，瓦剌的进贡开始变味。起初，瓦剌对明廷的进贡是一年一次或隔年一次，使节只有几人或十几人，最多不超过五十人。正统四年后，瓦剌入贡的使臣开始增加。正统二年（1437）瓦剌使臣280人，正统五年（1440）644人，正统六年（
1441）贡使达到2400人。此后，尽管明廷于正统七年（1442）敕瓦剌
“少遣来人”，但每年入贡的人数还是在两千以上。有的时候，一年中会有两次甚至多次进贡，常常是前使未归，后使接踵而至。以致出现瓦剌使臣“络绎乎道，驼马迭送于廷”的情景。
这种情形表明，开始的通贡只是瓦剌与明廷之间的一种臣属礼仪方式，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贸易方式，即朝贡贸易。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由双方特别是瓦剌的需要决定的。元朝灭亡后，由于蒙古部族之间为争夺草原统治权而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加上明廷的多次征伐，致使蒙古高原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仅凭单一的游牧经济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关系。蒙古人在正常贸易不能进行的情况下，就只能靠两种方式获得，一种是通过进贡换取回赐，一种就是伺机入寇劫掠。后者也是明朝边关大小战事不断的根源之一。同时，这种朝贡贸易，也是明廷对蒙古诸部的“羁糜”政策所需。当然，蒙古的优良马匹及名贵毛皮，同样也是明廷所需要的。
大同是瓦剌使臣进出明境的贡道，《大明会典》记载，鞑靼部与瓦剌部“貢道皆由大同入居庸”，兀良哈部“由喜峰口入”。《明实录》中，最早关于大同贡道的记录是明宣德四年，“和宁王阿鲁台遣使朝贡，从大同入境”。大同贡道确立于何时呢？《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七年，皇帝朱棣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闻塞外有径道，自甘肃七昼夜可达北京。即遣人踏至宁夏，又自大同踏至北京，果自几程？果若近便，今后驿使只于此路往来。”由此，可以认为：此前蒙古使臣入贡，既可以从甘肃入境，也可以从大同入境。这次勘踏之后，大同即被确立为与蒙古通使往来的通道。瓦剌吞并鞑靼后，大同也就成了瓦剌通使的贡道。
从蒙古进入大同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北路，由御河河谷进入大同；一条是西路，由兔毛河河谷转经武州川（今十里河）河谷进入大同。那么大同贡道选择哪条通道呢？《明英宗实录》里多次谈到猫儿庄。正统七年九月，大同总兵官朱冕等奏：“比奉旨瓦剌朝贡使臣入关者，毋得踰三百人，余悉留猫儿庄，以俟使臣同回。”，猫儿庄在大同北，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大同府“北距本府旧宣宁县猫儿庄一百二十里”。按距离推断，今天的位置在现内蒙古丰镇市境内。明成化年陸容所撰《菽园杂记》记载：“大同猫儿庄，本北国入贡正路。成化初，北使有从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许之。时姚文敏公夔为礼书，奏请筵宴赏赐一切杀礼。北使有后言，姚令通事谕旨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照他处使臣相待耳。’北使不复有言”。可见，从猫儿庄入境是北使进贡的正路。瓦剌贡使从猫儿庄经由御河河谷进入大同。
《明英宗实录》里有两条记载也值得注意，一条是明正统二年九月，守备独石都指挥佥事杨洪奏：“臣比奉敕同都督方政率兵护送都指挥康能、指挥陈友及瓦剌使臣阿都赤等出野鹊关，得边报知黄河迤西有警，臣等犹前行数程，至官山议事台。”，另一条是明正统十年三月记载：“瓦剌使臣回还，出官山口，哨无声息。”。官山在今内蒙古卓资县北的灰腾梁，明正德《大同府志》载：“官山在府城西北五百余里......今胡地”。洪武八年（1375），明廷曾在此设官山卫，是大同都卫（后改称山西行都司）的最北卫所。洪武九年（1376），“官山卫指挥同知叛入沙漠”，官山卫废去。但直到“土木之变”前，官山还一直是山西行都司的巡哨范围，也是山西行都司的最北界。正统三年（1438）正月，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奏：“近者达贼三百余人饮马黄河，调都指挥佥事石亨、戴旺率兵追捕，至丰山得其踪迹。我军陈官山下，贼众迎敌。亨等奋勇进击，败之，俘获而还。”正统三年五月，行在兵部右侍郎邝野等奏：“镇守大同参将石亨欲于官山设立界牌，令北虏往来使臣并来降者停止于此，赴墩报知验其虚实，以凭抚捕。”由此可否设想:除北路贡道外，还有从大同府城通往右卫，再通向官山口的西路贡道呢？
瓦剌使臣一般是每年十月入境，由大同及沿途地方负责护送入京，次年正月离京，二月出大同。使臣队伍一入大同境，其食宿行及相关费用均由明廷负担。正统八年九月，英宗敕谕瓦剌使臣朵脱儿知院等：“尔等不远数千里奉使来朝，缘途跋涉劳勤，朕深嘉念。今遣内官林寿接待，及敕大同等处总兵镇守等官，应付车辆，遣人护送，尔等可从容来京。”大同地方除了派人接应护送外，还要负责在同期间的食宿接待。有的时候，由于使臣人多等因素，明廷不允许他们全部进京，而是部分留住大同，等入京使臣回还时，再一起出境。
大同接待瓦剌使臣的地方在东关馆驿。每年的接待，大同耗费极大。为此，大同地方官员叫苦不迭。正统六年十月，大同知府栾瑄奏：“瓦剌使臣朝贡，道经大同，递年宴劳供馈所需米麦、牛羊诸物，俱系山西行都司并本府给官钱市用。......，今岁使臣至者二千四百人，在府约六十余日，通费羊五千有奇。”正统七年二月，总督大同等处粮储沈固奏：“迩者瓦剌也先遣使脱木思哈等二千二百余人赴京朝贡，经过大同，往来支应，并护送官军行粮刍豆，共费三十一万有奇。”正统十年十二月，大同左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奏：“比年，瓦剌朝贡使臣动二千余，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瓦剌使者阵容，不仅大同地方吃不消，连明廷也有所顾忌，不得不对使者人数加以限制。正统七年正月,英宗皇帝敕大同总兵官朱冕等：“往者，瓦剌遣使来朝多不满五十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动以千计。此外，又有交易之人。朕虑边境道路军民供给劳费，已令都指挥陈友等赍敕往谕瓦剌，令自今差遣使臣多不许过三百人，庶几彼此两便。此后，如来者尚多，尔等止遵定数容其入关，余令先回，或令于猫儿庄，俟候使臣同回。”但同年九月，瓦剌照样遣使臣二千余人来，英宗以“朕念天寒远来，若处之边地，必致失所”为由，“特令总兵等官俱纵尔等来朝。俟来春同归。”不仅如此，没有多日，又有百余人声称也先使臣来叩关，英宗仍敕大同总兵朱冕等：“然彼既远来，理须从宜宽待，敕至即启关纳之，同前使发遣来京。”
使臣献给明廷的贡物，不按货给价，“贡到方物，例不给价”，但明廷予以回赐。回赐是对所贡物品价值的回报，一般回赐物品的价值相当于所贡物品的价值，或大于所贡物品的价值。除了回赐外，明廷还会对可汗、太师、诸王、众头目以及使臣头目等予以赏赐，称为给赐。所以，进贡对瓦剌来说，获益是巨大的。
也有瓦剌使臣进贡的物品过多，或品质质量较差，明廷会有少收或拒收的情形。不能进贡的物品，明廷允许其自行销售。正统十年，“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贡马八百匹，青鼠皮十三万，银鼠皮一万六千，貂鼠皮二百。上以其过多，命马收其良者，青银鼠皮各收一万，惟貂鼠皮全收之，余悉令其使臣自鬻。”，正统八年，“使臣所进马多瘦小不堪”，明廷要求“将脱脱不花王及也先所进马听其依数进来，其余使臣所进马并带进马，验其堪中者进来，其不堪者听缘途发卖。”。
使臣队伍中，除了专业使者外，还有“交易之人”，他们带来的货物，完全是用来销售的。瓦剌使团队伍的扩大，实际上是商业队伍的扩大。商队中不仅有蒙古人，还有专门从事贸易的“买卖回回”人员。正统十三年，使团中有“买卖回回”752名，而脱脱不花王及也先派出的使臣414名，回回商业人员比使臣多了将近一倍。
使臣出售物品的地方一般在北京的驻地会同馆，瓦剌使臣离开前，明廷会在会同馆组织开市。除违禁物品外，使臣可以将贡余物品包括赏赐物品，同官员军民等平等交易、买卖。除京城会同馆外，使团还可以在沿途特别是大同进行交易。为方便交易，正统三年（1438），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卢睿奏请在大同开设马市，得到皇上准许。这也是明代在大同第一次开设马市，但马市开设地址不详。
有学者推测，马市可能设在镇羌堡附近，理由是临近猫儿庄。但镇羌堡于正统之后才修筑，正统三年其附近既无馆驿，也无停留地，在此附近开设马市显然不可能。那么，马市开设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有两处可以选择，一处是大同府城东关，这里设有接待使臣的馆驿。另一处是猫儿庄，这里是使臣入境后的暂时停留地。但猫儿庄当时只是大同府管辖的一座边境小堡，除守堡驻军外，居民应该很少，不适合交易。所以，正统三年开设的马市应在大同东关。
瓦剌朝贡给明廷特别是大同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外，还有官兵的腐败。明廷规定：交易中“禁货兵器铜铁”，但由于“大同、宣府贪利之徒私与贸易”，瓦剌使臣可以轻松地买到兵器，他们“将箭头贮于酒坛，弓张裹以他物”在明廷边关官员和兵卒的协助下从容出境。
正统七年，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奏：“比闻瓦剌贡使至京，官军人等亡赖者以弓易马，动以千数。其贡使得弓，潜内衣箧，踰境始出。”
正统十年，英宗在敕大同宣府总兵官朱冕等中说：“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尔等受朕委任。防闲弛慢。自今其严加禁约。若仍前弛慢，罪亦不宥
。”兵器交易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由于明廷及边将官员的参与。正统十一年英宗在敕锦衣卫指挥同知王山等中说：“比闻在京口外官员、军民人等，往往通诸匠作，私造军器等物，俟瓦剌使臣回日，于閴僻之处私相交易，甚至将官给军器俱卖出境，该管官司纵而不问。”可见，在瓦剌使臣经过的途中，都有官兵参与兵器交易。就连镇守大同太监郭敬也“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
朝贡贸易还导致大同边防松弛，门户洞开。正统十年，有鞑靼蒙古人归降，“已入大同境，而守关官军不觉。”正统时期,明廷还允许瓦剌使臣将不合格的马匹留滞大同，在大同境内驻扎放牧，“以故深知地利。”浩浩荡荡的使臣队伍入境，其中良莠混杂，刺探军情、勘探道路的瓦剌军事人员，也必然混杂其中。这样，如何能做到从大同到宣府以至北京的道路关卡，不为瓦剌所知呢？更有甚者，有的瓦剌使臣甚至揣着通关文书，却不从规定的朝贡关口入境，而是选择山路险窄之处入境。其窥探道路之意图十分明显。可气的是，在遇到巡边官军时，瓦剌使臣还不肯将通关文书给官军看验，可谓蛮横之极。而更可笑的是，明廷查明实情后，不仅“特宥不问”，还“给赐衣服，加恩宴赏，馆待尤厚。
引发瓦剌大规模入侵以至后来导致“土木之变”的，是正统十三年的朝贡冲突。这一次，瓦剌通报的使臣是3589名，明廷全部给予赏赐。但后来查实的结果是2524名，虚报1074名。这不訾是对明廷的无耻欺诈。等到会同馆勘实人数之后，“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这一次，明廷没有隐忍。瓦剌使臣回到蒙古后，也先勃然大怒，不仅将随行明廷使臣拘留，还于七月秋高马肥之际，对明朝大举入寇。终于，瓦剌对明廷开始了明火执仗的打劫，并导致之后的明英宗帝被掳的“土木之变”。
检视“土木之变”发生的原因，有“朝贡不和”说，亦有“结姻不成”说。但明廷在瓦剌发起的“朝贡贸易”过程中，隐忍、暧昧和软弱才是根本原因。是明廷的隐忍和软弱，割肉饲虎，饲养了瓦剌的放纵和自大，慢慢地不再把明廷看在眼里，才有了之后的大举入寇。而大同更是首当其冲，被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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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0 21:3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