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弁与朱弁碑
2018，06.02
作者：吴天有
来源：方志山西
在大同市的历史遗存碑刻中，善化寺的朱弁碑最令我难忘。这不仅是因为它历史久远，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更由于它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留有时代的特殊印记。碑记之外，更有着那个时代里，国家、民族的灾难以及作者个人际遇的幸与不幸。
善化寺
一
朱弁碑的全称是《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记》，碑文由南宋文学家朱弁撰写，因而也称朱弁碑。令人疑惑的是，朱弁所生活的时代，是金与南宋对峙的时代。大同当时是大金国的西京，南宋的都城先是在建康（今南京），后迁至临安（今杭州），而金与南宋的疆界最北也应在黄河以南。朱弁怎么会千里迢迢地跨国跑到大同来为一座庙宇写碑文呢？
这还要归因于朱弁所生活的时代。时代的离奇，造成了朱弁个人命运的离奇。时代的悲剧，也酿成了朱弁个人命运的悲剧。
离奇和悲剧还得从造成北宋灭亡、南宋开始的“靖康之变”说起。北宋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人攻陷宋京城汴京（今开封），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押着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百官并百工技艺、妇女百姓等数千人北返。不仅结束了北宋王朝，也造成了空前的民族浩劫和莫大国耻，史称“靖康之难”。不料，这样的耻辱才仅仅是个开始。由于徽、钦二帝被囚金国，此后建立的南宋在与金的对峙期间，使节往来格外频繁，成为中国古代国与国外交中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并且由于两国军事实力上的不对等，金国无端羁留、处死南使也成了一种寻常现象。朱弁就是众多遭羁留的南宋使者中的一员，朱弁碑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朱弁碑
二
朱弁（1085—1144），字少章，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太学生出生，南宋大儒朱熹的远叔祖。南宋建炎二年（1128），高宗遣王伦为大金通问使，请求议和及迎请二帝。朱弁“奋身自献”，自请为王伦副使，随王伦一起出使金国。在宋金两国地位极其
悬殊的情况下，出使金国就意味着冒死受辱。果然，使金后恰遇金国准备伐宋，王伦、朱弁等使节即被“留之不遣”。直至绍兴十三年（1143），宋金和议成，朱弁才有幸南归。
朱弁被羁后，一直滞留在金西京大同，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住在普恩寺（今善化寺）里。
朱弁画像
在大同，朱弁是孤独的。虽为一国使节，却在敌国他乡过着被软禁的阶下囚生活，其痛苦不言而喻。这一点，在他的诗中表现最为突出。作为一个南方人，北方的气候对他来说，很难适应。“茂林丰草，被雨露于当年；异域殊乡，犯风霜于将老。”冬日之严寒、春日之阴冷苦短，朱弁感受最深：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褚衣。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真男儿更有九曲柔肠，那种去国怀乡之情在他的诗里表现最为强烈：
结就客愁云片段，唤回乡梦云霏微。
诗穷莫写愁如海，酒薄难将梦到家。
思乡、梦乡几乎是他诗里不可缺少的话题。
但作为一国之使节，朱弁骨子里的气节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虽苏武不能过”。南宋使金的使团是由正使、副使和三节组成，其中正使为文臣，副使为武臣。朱弁作为文人，却“奋身自荐”，受诏为修武郎、右武大夫、吉州团练使职，充当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副使。在被扣羁留金国的第五年，朱弁是有机会回国的。绍兴二年（1132），金主忽提出议和，要来使遣一人回奏。朱弁却推让王伦返朝，毅然说：“吾既来金国，准备一死报效朝廷，岂能侥幸先回？”要王伦把图印留下，表示：“印即信也，愿抱印以守节，死不离矣。”将使节的印章“受而怀之，卧起与俱”“常令汉节在，莫使楚囚悲”。
最能说明朱弁气节的，是他“入金不仕”。金朝建立之初，文化十分落后，网罗中原人才，是金朝的国策。羁留宋使仕金，让他们担任各种职务，在金与南宋的对峙期间最为突出。在金国的威胁诱惑和挽留中，南使中，有不少人成为金国的官员，但“入金不仕”的也大有人在。朱弁则是入金不仕的南宋使臣中的典型代表。金人让他做官，他“托以目疾以辞，猝然以锥刺之”。金人以死相威胁，他却告诉僚友说，我已选好了一块墓地，死后就把我葬在那里。读史到此，能不让人掩卷闭目，眼角盈泪？
善化寺
三
羁留大同的朱弁是不幸的。从建炎二年（1128）到绍兴十三年（1143），从43岁到58岁，朱弁人生最富活力的时光是在北方异国的软禁中度过的。但时事造成命运乖戾的并非朱弁一人，而是几代人，是一个大的群体，贯穿了南宋与金交往的整个时代。有学者统计，在南宋与金对峙的百余年来，南宋遣使达500余次，使臣人数应超过千人。他们中，除少数仕金的使臣外，其余多数使臣的命运并不比朱弁好。朱弁是活着回到南宋的少数使臣之一，更有不少使臣惨遭杀害，或者被金国以种种借口羁留，老死异国他乡。
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朱弁或许是幸运的。国家命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对朱弁的心态和治学、创作等起了很大作用。他虽然入金不仕，虽然去国怀乡，但却随遇而安，在治学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在羁留大同的16年中，他寄居普恩寺（今善化寺）14年。梵音里、晨钟暮鼓中，在佛家的世界里，却不出世，不入空门，而是潜心于学问。
《宋史》文载：朱弁著有《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骫骳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其中，《聘游集》《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写于羁留大同期间。而他在大同所写的诗文，诗词炼句甚见功力，“词气雍容，格力闲暇”（朱熹语）。他留金时所作诗歌，元好问《中州集》收入38首。《送春》《春阴》是他的代表作。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朱弁羁留金地是南宋文学的一场输出插曲，在诗人云集的南宋文学中，他的地位显得无关紧要，他在南宋创作的其他诗歌，连同他献给朝廷的《聘游集》都湮没无闻，但在荒芜的北方，朱弁成了领袖一方的杰出人物，成了引导金代诗歌走向的醒目标志。”
朱弁碑局部
四
但朱弁羁留大同，无疑是大同之幸。唐以后，大同饱经战乱。而在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出卖给契丹后，大同更是远离中原文化，先是在文化落后的辽的统治下，后又沦为文化同样落后的金的统治之下。在辽金两朝，大同虽然贵为西京，而文化却几近荒芜。正如大批南使羁留金国，对金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借才异代”作用一样，朱弁羁留大同，同样对金代大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朱弁被羁期间,虽入金不仕，却甘为文化使者。他在大同期间，潜心学问之外，积极开馆教学，传播和弘扬先进的汉文化。金国的许多达官贵人请他为师，以为子弟传授知识，《宋史》载：“金国名王胄人多遣子弟就学。”许多人还争相传颂他的诗作，并以得到他的作品而自豪。他的以评说北宋诗人诗词为主的《风月堂诗话》作于羁留大同期间，该书仅仅是他闭门学问的产物呢？还是教学之余的心得？抑或就是他的讲稿的整理呢？他留下的一些写大同的诗歌，是大同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北京书法研究会秘书李长路曾题诗：“幽囚十四年，寺庙壮洪像，文化传播者，南朝一老官。”
粤剧《朱弁回朝·送别》剧照
五
“绍兴和议”后，被羁留16年的朱弁终于得以南归。在离开大同、离开善化寺前，应圆满大师之邀，朱弁留下了碑文，也留下了那个历史时代的特殊印记。
朱弁碑现存于善化寺三圣殿，在殿内右侧南面。是善化寺内立碑年代最久、保存最为完好、字迹最为清晰的一块石碑。石碑高4.58米，宽1.28米，碑座为一巨型石龟。从碑文中可知，该寺最初建于唐代、五代时期改名、辽金战争期间毁于战火、金初时期圆满大师主持修复该寺经过、朱弁在寺中生活14年等史实。是现存的一块关于善化寺历史的最早碑记。
值得一提的是，朱弁碑的书法与刻工也极具艺术价值。除碑额外，碑文由孔固书写，为颜体正楷，苍劲雄浑，极见功力。孔固是孔子47代孙，当时在大同任西京路都转运副使，其书法在当时的大同极富盛名。刻工谢遵一，又以纯熟犀利的刀法，把孔固的楷书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因而，朱弁碑也是金代书法、碑刻艺术中的杰作，是研究金代书法、碑刻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朱弁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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