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与聚落发展
修建长城沿线的堡寨的好处，除了减少长期的军费开支、形成良好的建设安全环境，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人口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促进民族区域经济，打通了和北方以及西域的交通线（丝绸之路），长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卫这条重要贸易路线。因此说长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北方民族军队南下的目的主要是抢掠其所匮乏的物资。修建长城的关键就是制止抢掠，保证顺利进行正常贸易的秩序。长城不仅是防线，更是保护边缘地区贸易的国家力机构。而长城附近的堡寨也就具有双重功能，不仅是军营，也是商甲集中之地、农业与其它经济区物资、文化交流的场所。长城上散落各地的城堡为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星星之火”的作用。所以，堡不仅是军事设施，而且是长城线上的真正的节点，堡是长城建设的重要容，是检验长城沿线战争与和平状况、防御体系是否有效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标准。因交易市场都设在边关附近，故有“关市”之称，《资治通鉴·汉纪五》记载：“汉于边关与‘蛮夷’通市，谓之边关。”市一般与堡结合设置，如镇北台附近红山市场的款贡城。
长城沿线农、牧民族的和平互市贸易在明代以前便已萌生，但能够于和平环境中实现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则是明后期明、蒙通贡互市以后的事。1571年“隆庆和议”以后，长城沿线“华夷兼利”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建立，并历五、六十年盛而不衰，才使农、牧民族贸易乃至全部的民族关系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万历十二年，庄秃赖至孤山、木瓜园、清水川（榆林清水营堡）、黄甫川、神木堡等小市皆属榆林镇。
明代长城沿线的交易活动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边地内军民贸易，一是汉族与蒙古、女真等族之间的民族贸易。军民贸易随着九边镇的设置而率先兴起，而民族贸易则是以军民贸易为基础，于明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军民贸易是内地对边军供应物资的特殊贸易。神木堡、黄甫川都是重要的民族互市市场。
和平互市的长期进行，也推动了长城地带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并向塞北推进，使长城地带首先发展成为宽广的半农半牧经济带。边地农业在明末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屯田性质的变化上。新兴的屯田已基本上变成“募沿边之氓开垦荒地”、永为己业的民田。明末边地屯田性质的转变为军堡到村堡的转变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说明长城地带农业经济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为中原农耕区向北扩展与农、牧业布局的变迁创造了条件。
综观明后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史，民间自相往来、平等互利的民族互市贸易兴起，结束了明代中前期长城内外的抗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也带来了聚落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儒家的经典、佛教的教义都传入蒙古，与此同时，俺答汗开始“以大明律绳其下”。正是由于这样深入的民族融合，才有了清代“内边疆”的最终消失。军堡在防御塞北侵扰功能上解体，堡内昔日的守备府变成了县衙行政等机构，堡作为防御地方土匪盗贼之用，军堡被村堡所代替。居住在堡内的村民根据信仰和精神需求的不同，在堡内兴建各种庙宇，如三官庙、娘娘庙等，并把城楼、角楼等防御性建筑变为玉帝楼、城隍庙等宗教空间，借以寻求精神世界的保护和防卫。民族贸易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战争留下的防御性聚落也因此得到了发展和延续，至今仍然担当着长城内外的文化传播和贸易往来的纽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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