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明代大同镇的防卫
吴天有
明代，大同镇的防卫在其北疆防卫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同镇的安危，关系着北方的安危。特别是永乐以后，大同镇的安危，甚至直接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安危。为此，从明朝初期开始，明廷就开始在大同镇设防，直到万历前期，大同镇的防卫体系逐步臻于完善。期间，共二百余年时间，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其防卫体系，依据敌我形势的发展变化，也呈现出四种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讲，明代大同镇的防卫体系，经历了屯卫、墩堡、边墩和堡边墩三位一体的战守体系这四个阶段。本文拟就这四种防卫体系，进行一次探讨。
一、屯卫防卫体系
明代大同最早的防卫体系，是以都司为中心、卫所为单位的屯卫防卫体系。这一体系最早设计于洪武初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基本建立。
洪武三年十二月，明廷在全国建立都卫。前后共设立十五个都卫。都卫主要是地方行省（明朝称布政使司）掌管下属卫所的军事权力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各省军区，受大都督府统属。但除各行省都卫之外，在边防要地则单设都卫，大同都卫便属于后者。大同都卫的设置，标志着大同做为明朝边防军事重镇的开始。
洪武八年（1375）十月，明廷将都卫改为都指挥使司，全国共置都司十三个，行都司三个。改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也称山西行都司）。在北疆缘边都司中，主要有：辽东、北平两个都司和山西、陕西两个行都司。这样，山西行都司便与其它三大都司，共同构成明朝北疆的重要防线。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受胡惟庸案影响，撤销大都督府，分置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山西行都司并所辖卫所改由后军都督府统属。
到此时，山西行都司统辖的卫有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蔚州卫、东胜卫、官山卫等卫及广昌守御千户所等。
随着对故元残余势力的清剿，大同北部疆域不断延伸和扩大。明廷一面将边民向内地迁徙，一面增设卫所，驻军屯守。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捕鱼儿海之战后，北元小朝廷瓦解，故元残余势力分裂，并被赶到了大漠以北。这样，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山西行都司的守御范围达到了最大。南部到达雁门关与山西都司接壤，西面到达黄河、东胜与陕西都司接壤，东面到达宣府与北平都司接壤，北面延伸到蒙古高原的丰州
、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县境内）等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朱元璋遣开国公常升等于山西各县抽调民丁往山西行都司置卫屯田。到十二月底，抽丁结束，共从山西约五十多个县中抽调9万余民丁。翌年二月，在山西行都司北部增设大同后卫、东胜左卫、东胜右卫、高山卫、镇朔卫、定边卫、玉林卫、云川卫、镇虏卫、宣德卫、阳和卫、天城卫、怀安卫、万全左卫、万全右卫、宣府左卫、宣府右卫等共十七卫。所抽9万余民丁被分别安置在这新设的十七卫屯守。
这十七卫连同之前设置的大同左卫、大同右卫等，广泛分布于东至宣府，西至黄河一带。它们筑卫城、建军屯、修筑关塞等。在宣府、大同北部，形成一条宽幅屯卫防线，成为抵御蒙古势力的强大屏障。
二、墩、堡防卫体系
永乐元年，大同始设镇守。这年三月，明廷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至此，大同从军事意义上开始称镇。同时，在军事上，以镇守取代行都司指挥使，成为大同最高军事长官。永乐十二年（1414），朱荣接替吴高成为大同镇镇守，并充总兵官。此后，总兵制在大同镇成为常设。
永乐初，大同镇的防务出现两大变化：一是将云川、玉林等八卫迁徙到北平等地；二是将宣府、万全等卫划出，改由新设的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直隶。这样，大同镇的防务形势也出现两大改变。其一，云川、玉林等卫的迁徙造成大同镇北部军力不足，重心向内收缩；其二，宣府、万全等卫的改隶，使大同镇的防御范围从宣府一线，收缩到天城卫一线，防区向西收缩。
但这一时期，明廷在军事上正处于上升期，对蒙古势力呈攻势。成祖朱棣曾五次率军亲征，“五征漠北，三犁虏庭”。蒙古势力自顾不暇，不会有大规模的侵扰。
为应对蒙古部落小规模的侵扰，明廷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增设烟墩，二是缘边筑堡。
永乐十一年（1413）七月，朱棣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等：“令诸处修筑烟墩，高五丈，必坚如铁石。庶几，寇至可以无患。”到是年十月，吴高报奏：“山西缘边烟墩成。”“东路自天城卫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卫暖会口；西路自忙牛岭直抵东胜路至黄河西对岸灰沟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外开濠堑、吊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积冰，墩置官军三十一人守瞭，以绳梯上下。”这应该是明代烟墩的标准：烟墩高五丈，四周筑一丈高的围墙，围墙外开壕堑，并设吊桥。其结构与日寇侵华时的炮楼相似。通过密集的烟墩，以达到预警和阻止蒙古势力的进攻。
除烟墩外，大同镇开始建置屯堡。永乐十二年，朱棣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要求“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此后，开始围绕军屯建置军堡。民间村庄也于之后开始建筑村堡。
宣德时期起，蒙古人开始近边，扰边的情况开始出现。到了正统时期，蒙古人扰边现象就多了起来。为了应对蒙古人的扰边，除加强烟墩、军堡建设外，宣德、正统时期也加强了缘边壕堑的修筑。即所谓修边。
宣德时期，大同镇较大规模的边防设施修筑主要有二次。一次是宣宗刚即位，洪熙元年（1425）九月，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修筑大同缘边三山等处烟墩一十四座，浚濠堑九十四里有余。”第二次是宣德五年（1430），修筑烂柴沟等地城堡十五处，在天城卫以北增筑烟墩四座。
正统时期，也有两次大的修筑。一次是宣德十年（1435）二月，镇守大同参将都指挥使曹俭奏请修筑东自烂柴沟，西至崖头墩的墙垣沟堑，一次是正统七年再次对沿边沟堑墩隘进行大规模修筑。
总起来说，从永乐朝到正统朝。大同镇的防卫体系是以烟墩和军堡，再加上简易的壕堑，构成的防卫体系，这应该就是明朝前期的大边防卫体系。但这一时期的壕堑，虽然也垒有墙垣，却并不同于后来修筑的边墙，即我们今天所称的长城。比起后期的长城来，其构造要单薄得多。
三、边、墩防卫体系
明朝真正意义上的边墙（即长城）修筑，是从成化朝开始的。而首推长城修筑工程的第一人是时任延绥右副都御史的余子俊。
由于防线的内缩和瓦剌朝贡导致的边防松弛，正统十四年（1449），在瓦剌的大规模进攻下，大同镇的边防全部遭到破坏。“土木之变”后，只剩下一些孤城在据城死守。而瓦剌铁骑却在孤城之外往来驰骋，肆意劫掠屠杀，造成大同军民惨重损失。这一局面到景泰二年才在兵部尚书于谦、大同总兵郭登等的努力下得到扭转。
但“土木之变”后，明朝丧失了军事上对蒙古的主动权，明廷对蒙古的防御，由攻势转为守势。北疆防线进一步内缩，大同镇的防线同样也向内大规模收缩。原东胜、官山及猫儿庄等地完全弃守。而蒙古诸部也已经在河套、宣大边外驻扎，成为边防大患。这样，筑墙便成为明朝防止蒙古侵扰的首选。
成化初期，蒙古对明代的战事，主要集中于延绥地区。为抵御蒙古的侵扰，成化十年，在余子俊的多次奏疏下，修筑东起清水营紫城砦，西至宁夏花马池边墙一千七百七十里。
边墙的建成，为明廷在日后的作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此，余子俊被加封为左副都御史。此后，修筑长城便被列为明代的主要边防工事之一。
此后，大同镇也于成化十二年到十三年，修筑边墙壕堑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成化二十年，余子俊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建议修筑了大同左卫到偏头关的边墙六百余里。
成化二十三年（1487），大同总兵官王玺奏：修筑“边墙壕崖共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丈六尺，水口十，关门一，墩台七。”
弘治朝大同镇边墙修筑较为频繁，主要有：弘治三年（1490）修筑小边；弘治八年（1495）增筑、修理大边；弘治十四年（1501）修筑大边等。弘治十四年修筑的大边，因为有周经的《大同重修大边碑》。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这次修筑于四月兴工，八月完成。东起宣府西洋河，西至偏头关，长九百八十里。边墙高一丈三尺，宽一丈五尺。
弘治时，除大规模修筑边墙外，还在腹里修筑了大量的烽火台（火路墩），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台，大墩守军十人，小台守军五人。从边墙一直延至大同镇城及各卫城。从而构筑起一个较为完善的预警体系。
四、三位一体的战守体系
无论是墩堡体系，还是边墩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缺乏军队的近边驻防。
这一缺点，到嘉靖朝时，已被驻守大同的将官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从嘉靖朝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在大同的正北设堡，并派军队驻守的建议。但是，由于两次兵变的发生，这一设计很长时间都未能实施。
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才在宣大总督兵毛伯翁的主持下，完成大同正北宏赐五堡的修筑。五堡分别是：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镇虏堡、镇河堡。此后，明廷开始在大同缘边大规模建置军堡。嘉靖时期的建堡主要集中于从嘉靖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七年。嘉靖二十二年到嘉靖二十八年，历两任总督，分别是翟鹏和温万达。明代大同镇的五十二座城堡，大部分是这一时期修筑的。嘉靖三十七年，右玉撤围后，又增筑牛心山堡、云西堡、云冈堡大小土堡九座等
在修筑堡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大规模地进行了边墙和墩台的修筑，并且“画地分守”，每一段边墙都由一个堡来负责防守。大堡设守备官一名，小堡设操守官一名。几个堡之间设路，并设参将居中调动。
这样，以军堡、边墙、墩台三者为一体，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这一体系从嘉靖十八年毛伯温修筑宏赐五堡开始，到嘉靖朝结束基本形成。万历时期，除添设个别军堡外，主要是对军堡和边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大同镇七十二城堡的包砖，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和军堡，主要是在嘉靖和万历前期修筑的。
2017年11月2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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