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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6 07: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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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军陷马陶桶秦皇岛地区明长城沿线防御性武器 |
分类： 出版、宣传、研究、论文 |
明长城发现的防御性武器陷马陶桶
2017-10-25
罗军 来源：
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
近年来，在秦皇岛地区明长城沿线发现了一批不同类型的防御性武器，其中包括出土于卢龙县的陷马陶筒及铁蒺藜。
一、发现经过
1988年7月，卢龙县文化馆干部赵全明和刘营乡文化站站长孙学政在明长城刘家口关东面676号台（东尖楼）至677号台（秦皇岛长城一书中的编号）的外侧发现了3个管状陶筒，其中2个在筒底各埋有铁蒺藜一枚后经勘查，又挖掘出6个陶筒，其中有1个陶筒底埋有铁蒺藜。
陶筒埋设在离明长城约30~39米外的一个坡顶漫岗处，位于刘家口戍堡东200米处的34号敌台间。其地离长城10米为一条宽10.3米、深约2.4米的护城沟，沟外为漫岗，宽约20~25米，陶筒就埋设在岗上较平坦处。岗下为陡坡，坡度为45~60。往东1000多米也为漫岗，再往东为山坳。山坳底建有水门一座，其西200米处为刘家口堡小城，城西最高处有一座三层空心敌楼，楼外侧也为陡坡这一带岗上的土层较薄，有的地段大块岩石显露，土质为岩石风化后的砂质土，并夹有小石块土层稍厚处也不足1米。
陶筒埋在地表下约5~6厘米。陶筒为圆筒状，轮制，灰陶质，上下两端稍大，中间微凹，直径约20~21厘米，壁厚6~9毫米不等，残高约26厘米，复原后高约30厘米左右。铁蒺藜高9.6厘米，枚重约130克，系用四根截面为方形的铁条打制而成，分大小两种，大者高9~10厘米，小者高6~6.5厘米，中空可穿绳。出土时，铁蒺藜放置在陶筒中央，下填石块，筒口覆盖陶盘或小陶盆一个，上部覆盖沙土及杂草。陶筒呈井字形排列，间距60~70厘米或70~100厘米不等，呈三排，或9个或12个组合成菱形斜方格状分布。
二、陷马陶筒的定名
清代《四库全书·武编前集》引《北征录》曰：“陷骑之法不止一端，大率不过敌骑众多不容斗敌，伺其所行之道制为陷骑之具，勿令贼知，然后示之弱势，以诱其必来，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堕我之圈圆而不知，入我之陷阱而不可脱其法有六：……四曰马筒，用掘地成阱，深一尺，阔三寸，内置攒锥，遇马足被陷则攒锥自刺其蹄踵。”
从出土陶筒观察，高近一尺，内置蒺藜，与上述马筒的形制极为相似，两者不同的是，一是掘地成阱，一是以陶筒代替陷阱刘家口关段明长城建在高山之上，这一带山岭岩石裸露，土层稀薄，城墙敌台等建筑全用岩石垒筑（空心敌台除外），墙体内填入的也多为碎石泥砂山岭上有的地方泥土层的厚度不足5厘米，最厚处也只有70~80厘米，而且都为砂质土，黏性较差在这样的土层中就地挖坑成阱是不容易的，即使挖成了，时间不长就会坍塌，或者淤满砂石而用陶筒代替陷阱，上盖陶盘或陶盆，即使刮风下雨，砂土石块也很难进入筒内这样，埋设一次陶筒就能长期使用，如果铁蒺藜被扎走，陶筒完整无损时，只需重埋一个铁蒺藜，换一个陶盖就可以继续使用了既省工又省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家口关不是长城的重要关口，只是一座水门（重点关口在离此关几公里的桃林口），关城戍堡也较小，只有南西二门，驻军才百人用陶筒代替陷阱，应是刘家口一带驻军因地制宜创造的一种陷马方法，它是在掘地成阱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地质条件，灵活运用的陷敌骑之法由于出土的陶筒是用泥土烧制而成的，故将其定名为陷马陶筒。
三、陷马陶筒的埋设年代
关于刘家口关明长城外侧陷马陶筒的埋设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由于出土地点距刘家口关仅约800米，故其埋设年代应与刘家口关的建筑年代密切相关其一，据《临榆县志》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果岭等三十二关。”刘家口只是个小关，徐达在当时还不可能重点修此关。《永平府志》记载：（刘家口关）左右两峰不甚高，山脚斜拖而下，关当其界内外，路宽丈余，白石丛聚，殊不易行骑者缘涧上，过涧无水。……”可见刘家口关之狭小，道路之难行。明成祖“靖难之役”时，朱棣为控制辽东，“师至刘家口，路极险隘，守关百余人乃命郑亨领劲卒数百，卷旗登山，断其归路，而从后攻之，悉擒守关者，师遂度关”，占领了大宁。郑亨率数百人上山都未被人发现，可见刘家口关防守之松弛，关口之狭小。刘家口关真正成为明代的重要关口，始自英宗正统以后。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瓦剌势力日渐强盛，不断南侵，长城屡遭破坏，特别是土木之变后，蓟镇长城破坏最为严重。明代宗继位后，于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临榆县志》也记载：“景泰元年（1450），提督东京军务右佥都御史邹来学修喜峰迤东至一片石各关城池。”“弘治中，蓟辽巡抚洪钟筑边墙，自山海抵居庸凡二百七十余处。”《明史·洪钟列传》载：“弘治十一年（1498），洪钟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饬蓟州边备，建议增筑塞垣。自山海关西北至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延亘千余里，缮复城堡二百七十所。”据此推断，刘家口关段长城应修筑于此时。为加强长城的防御能力，当时驻守刘家口长城一带的士兵就在长城外侧埋设了陷马陶筒。
其二，从记述陷马筒使用方法的《武编前集》的写作时间上，也可得到证实。此书作者唐顺之，生于武宗正德二年（1507），卒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其书中的“陷马筒”一节引自《北征录》。《北征录》作者金幼孜，生于洪武元年（1368），死于宣德六年（1431），此书写于永乐八年（1410）后不久。这一年明成祖北征鞑靼部阿鲁台，作者扈从出塞，从二月初十日出征，至七月十七日班师止，详细记述了成祖与臣下议论作战情况，以及沿途的山川要害形胜古迹等其中讲到对付敌骑马队时，专门记录了多种办法因此，到正统景泰及弘治年间，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时，在长城外侧埋设陷马陶筒以防敌骑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其三，从嘉靖十八年（1539）巡抚都御史戴金在巡视蓟州边防时的谈话，也可得到证实他认为内边诸山险处亦多，但山外攀援易上，山空水道处所，每年虽修垒二次，皆碎石于砌，遇水则冲，虏过即平，主张应将山外可攀援之处堑崖凿壁，山顶以内严令禁长树木，仍补砌山口水道使连亘如城，亦如陕西各边之制，更添墩堡以备防守由此可见，那时蓟镇一带的长城修筑得极为简单，在这样的长城线上，为防止蒙古骑兵掳掠侵袭，埋设陷马筒就很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此外，据史籍所载，陷马筒在明代中期已被广泛用于长城防御工事中因此，刘家口关明长城上出土的陷马陶筒及铁蒺藜，应为明正统后（1449）至弘治初（1489）这段时间埋设的，即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期间。
四、陷马陶筒的功能
从出土的陶筒及铁蒺藜的分布排列看，其埋设方法为：前后错位左右成行分布，或一二排，或三四排；埋置的多少因地形变化而因地制宜，如遇上岩石就前后或左右错出适当距离；陶筒之间的距离是不规则三角形，最近处为68厘米，最远处为106厘米。
在陶筒内中心安放铁蒺藜一个，筒口覆盖陶盘或小陶盆一个，上部覆盖沙土及杂草。一般都设置于古道要冲，或关堡口外人马必经之道，亦有埋设于城墙或敌台外侧的铁蒺藜，又名渠答，其为4个长短不一方向不同的铁爪，爪尖非常尖利，使用时任意抛于地上，落地时总有三个爪着地，另一个爪尖向上挺起。
通过测量当地农家使用的马匹，其前腿下肢高约45厘米，后腿下肢高约50厘米，前后蹄间距离为90厘米估计当时的战马要高大一些，其腿高及间距应大于现在的农用马如果战马经过时，踩进陶筒内，铁蒺藜就会刺伤马蹄，陶筒也就陷住马腿了。
综合以上分析推断，卢龙县明长城沿线出土的陷马陶筒及铁蒺藜，具有陷敌战马的功能和作用，它是在掘地成阱的马筒基础上，由刘家口关士兵因地制宜创造出来并运用于长城防御中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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