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商业、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北京城旧有的城市格局开始出现变化，首先体现在内城和外城之间的限制被打破，内城和外城的连接道路增多，同时各类交通工具不断丰富，与之相应的是交通管理法规不断出台，北京城开始具备现代交通的雏形。

民国初连接内城和外城道路增多

1915年6月，正阳门瓮城开始改造。改造后，南北中轴线中段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能够直接与外城沟通。当时，北京的皇城和道路改造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北京的皇城位于内城正中，周长9公里多，宏伟高大，具有重要的建筑和实用功能。民国后，皇城毁坏严重，大规模改造主要体现在部分城墙的拆除和城门的增辟上。北京皇城的正南为大清门，1912年改为中华门；皇城东南为长安左门，西南为长安右门，1912年拆除，仅剩门阙，俗称“东西三座门”。后来皇城左侧开辟南池子门，南长街南端开辟南长安街门，府右街南端开辟灰厂墙门，并在南河沿、翠花胡同、宽街、厂桥、五龙亭等多处开辟皇城便门，打通了皇城四周的交通。东安门于1924年拆去，西皇城墙1917年开始拆除，东皇城墙、北皇城墙拆于1924年至1927年。

至此，皇城城墙仅存太庙以西至北新华街一段，城墙的拆除和城门的增辟，使皇城内部街道与外部街道连为一体，形成了内外城众多新的交通干道，解决了内城居民的出行问题。1924年至1927年东西北三面的皇城城墙拆除后，皇城内部的道路显现出来，这是北京重要的南北交通联络线。另有长安左门到长安右门之间的道路被命名为中山路，其东为东三座门大街，再向东为长安街；西面为西长安街大街，再向西是府前街，又向西是西长安街，这几条街道是北京内城东部与西部的重要通道。

1915年，北京的使馆区出现了第一条柏油路，1928年王府井大街成为北京市内最早由中国人自行修建的沥青道路。此后，西长安街、前门大街、西单都陆续改修成马路。

1921年至1936年，还将明沟改为暗沟，并在上面修路，比如今天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路等就是在那个时候改成的路；虎坊桥以南将沟渠改成虎坊路；长安街以北与东安门以南之间的御河也改成路，即今天的南河沿大街等。

由于内城的改造余地较小，在建设新市区的过程中，外城的街道格局变化突出，新开辟了几条重要道路，最典型的就是香厂新市区建设的 14 条道路，并且翻修了正阳门至宣武门大街，前门大街和西珠市口一带的道路。

富商出行用汽车 老百姓首选人力车

上世纪初，各种新式交通工具不断传入北京。最早，马车由津、沪传入北京，商家富贾无不备有马车。此外，还有商用的“买卖车”、敞篷的“趟子车”。1900年左右，北京出现了人力车，因为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所以叫“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洋车”方便灵活且价格便宜，所以特别盛行，最多时洋车达六万辆，并有六七万车夫。后来，自行车也从日本传过来，1909年《京华百二竹枝词》有一首描写自行车的：“臀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噶叭一声人急避，后面来了自行车。”这是北京最早的有关自行车的记载。民国以后，自行车在北京更加普及，在上世纪30年代初，北京约有十多万辆。

汽车也是在清末传入北京的，乘坐者除了外国使馆、洋行的人员外，还包括一些清朝的显贵和洋务、外交衙门的官员。民国以后，北京街头的汽车数量越来越多，乘坐者的身份也越来越复杂了，除了外国人和国内的当权者外，一些买办富商和殷实者也开始使用汽车。据警方报告，1919年3月，北京城有汽车519辆，四轮马车2222辆，两轮马车4198辆，人力车17815辆。到1919年12月，汽车数量增至645辆。

汽车数量的增多，也催生了北京的公共汽车业和出租汽车业。1913年，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经营小客车出租业务的飞燕汽车公司。到1926年发展到60家，有200辆汽车用于汽车租赁。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租车行有70余家，有车近300辆，主要运行在市区及近郊的万寿山、香山、八大处、玉泉山和小汤山等风景游览区。

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举行了有轨电车的通车典礼，次日正式通车。当时，有轨电车有5条运营线路，总长30.086公里。此后，电车公司增铺新轨，调整行车路线，到1943年全城的有轨电车行驶路线达到7条，运营线路总长43.04公里，达到最大规模。此后至北平和平解放，除了运营线路进行了多次调整，再未增铺新轨。

  时车辆逐渐多起来，但城门的数量少，把交通限制在有限的几条道路上，因此人们出行不仅绕远，而且还容易造成严重的堵塞。城内某地到城外某地实际距离大约只有100米，而人们却有可能绕行数里，人们常常因交通堵塞而在城门苦苦等候。

车辆和驾驶员统一管理

据记载，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巡警部先后公布《管理地排车专则》、《管理大车规则》、《管理人力车规则》及《车辆夜行不燃灯处罚章程》等法规。这些法规中关于车辆的管理有若干条款，比如：所有车辆要到巡警厅登记；营业的车辆要由巡警总厅发营业执照，在车的明显处或盖火印或钉铜牌，否则不得上街行走；车辆必须编列号数，并注明车行的名称；雇佣的车夫也须有铺保担保，并呈报总厅备案，车夫要穿着著有车行名称的号坎；营业的车辆要遵守道德，如讲好的价钱不得再额外索要，顾客遗留在车上的财物要报告，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要随时报告等。

清政府还对车辆出行制定了一些规则，比如，载物不得超过规定面积和重量，重载大车不得在马路上行走；车辆一律靠左走，不得并行，同行车辆前后距离须保持5尺以上；夜间无灯火不得行走；在行人众多的街道及街角、桥上行车时，宜慢行并扬声告知。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制定了《违警律》，对于违反交通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具体处罚规定。如规定车辆不装置灯火、铃铛者，在人多道窄处疾驰者，损坏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者，未经许可在路旁、河岸开设店铺者，以及损坏路灯、在禁行道路通行者等，都要受到处罚。

民国以后，随着汽车进入城市，京师警察厅在1915年9月发布《管理汽车规则》、《巡守长警指挥汽车通行简章》等规章，对汽车及司机的管理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有30条之多。此外京师警察厅还对人力车发布了《管理人力车规则》、《人力车夫著用号衣规则》等。对乡村车辆进城颁布《乡车进城领照简章》，规定无论是否营业，乡村车辆进京应该到所辖区署缴纳税费并领取执照。

1928年，北平市政府成立后，设立公安、公用、工务职能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城市道路交通的管理。市政府和公安局制定了一系列的交通管理法规，显示出市政当局对交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更加成熟。

马路及便道不准“练摊”

据不完全统计，从晚晴至民国，北京共颁布交通法规五十余种，对道路、车辆、执法、处罚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1905年，清政府负责城市交通管理的部门工巡总局颁布了《马路章程十条》，把影响交通的行为纳入交通管理范围之内，内容涵盖行驶路线、摊贩占路、街道卫生和车辆停放等。1906年，清政府巡警部在《违警罪暂行章程》中对因动物妨碍交通秩序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比如纵容狂犬“奔突于路上者”，处拘留一日以上、三日以下或罚款三百钱以上、一元三百钱以下。在多人聚集之处及弯曲的街巷，驾马车骡车行走或故意造成交通拥堵的，可处拘留一日或罚钱百钱以上一元以下。

1914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又发布了《马路规则》，规定“马路及便道均不准摆列贸易小摊”，“马路上不准停置车辆或横拦各物阻碍通行”，“马路上两旁铺户每日须将门前洒扫洁净不准抛弃秽物”。换成今天的说法，大体上是禁止占用便道摆小摊、做买卖，临街的商户还要做到“门前三包”。1927年，北平特别市公安局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未经许可，在路边河岸等处占地设摊开店的，均处以拘留或罚款。1936年，北平市公安局出版的《交通警察学》一书明确把交通管理作为“都市问题之中心”。

交通常识编成中小学教材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了让更多的人明了马路管理规章，专门在道路繁华地带立了小白牌，上书前文提到过的《马路章程十条》。进入民国，北平市公安局进一步认识到“普及人民交通智识及增进交通道德，实为整理交通根本之要图”，把改订的《北平市公安局管理交通规则》大意撰成白话文布告，附以各种手势图说，分别传达张贴。1934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北平也开展了一系列交通宣传，举行“安全周”活动，制作幻灯片和电影在影院播放，把交通常识编进了中小学教材，并对司机进行了专门的培训等。

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

民国三年（1914年）制定了第一部机动车管理法规——《管理汽车规则》， 规则规定：自用、营业汽车应禀报警察厅。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曾专门开展了一场汽车号牌专项整治行动，通令各区随时检查，取缔违章行驶车辆，没有号牌或号牌不符要求者则饬令其到主管部门领取号牌。同年，还开展了停车点整治。当时在北京各繁华地区及娱乐场所，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填塞纷扰，滋事无穷”。针对这种情况，公安局按照地势重新规定行车路线和停放地点，并予以公布施行。

1947年7月，又公布了《北平市汽车管理规则》，对领取汽车登记书作出详尽规定，要求登记的内容包括车主的基本情况，包括车辆种类、制造厂名及年代、发动机号码及燃料种类、汽缸数、马力、座位数、车轮数、构造和颜色、车身长宽及轮胎尺码等。当年10月，北平市政府又对车辆行驶作出规定。“各种车辆均须靠右单行顺序行进，不得两车并行；有快慢线的道路，高速度车在快车线内行驶，低速度车在慢车线内行驶；无快慢线的道路，高速度车在路中左侧行驶，低速度车在路旁右侧行驶；在交叉点各方向同时来车时应让直行车先行。”

最早的单禁行线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二十三日，外城巡警总厅示喻：从九月二十六日起，石头胡同至陕西巷等地方，每日下午六时起至十二时止，都要按图上指定路线走，并附图注明行走路线。这是北京道路交通管理有记载最早的单禁行线。

利用信号灯指挥交通

交通信号灯，起源于19世纪初的英国。在中国，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英租界。1934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陆上交通管理规则》，规定:“灯道标（即信号灯）以绿色示进，红色示止。”1938年10月，北京第一次在东单路口、西单路口、王府井大街南口安装了交通指挥信号灯，灯的颜色也统一改成了红黄绿三色。第二年，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在北京设置信号灯交通岗，北京交通管理史上首次利用信号灯指挥交通。同期，开始使用指挥棒代替徒手指挥手势，勤务方式开始形成制度化。1949年前，北京共有信号灯八处，分别位于天桥、珠市口、司法部街、棋盘街、东单、西单、东四、西四。

（据李劭南文章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