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常说“好事多磨”。生活中的很多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总要经历一番波折，才能凸显出成绩的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之初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政协会议”（俗称纪1）就印证了这个道理，仅仅是这套邮票的设计过程就可谓一波三折。

    设计上经历颇多坎坷的纪1邮票于1949年发行，作为“新中国第一邮”，这样一张整版票的市价已经高达7000元。

    1949年6月，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进入筹备阶段。筹委会批准华北邮政总局着手设计一套相关的纪念邮票。同时，邮政总局领导获悉，这套邮票很有可能被作为新中国邮史上的第一枚纪念邮票发行，代表着一个统一、民主的新政权的诞生，历史意义重大。

    深知此套邮票的份量之后，邮票设计班子顿时感到身上的压力一下子大了不少，人人不敢怠慢，但设计工作却进展的颇不顺利。原定于7月中旬就要完成的绘制工作，却直到8月中旬还迟迟没有好的创意出笼。这时候有人提议：为了避免延误邮票的发行，干脆以华北邮政总局的名义效仿“超女”，搞个“海选”得了。第二天，相关人员就向上级领导呈送了草拟的“征稿启事”：欲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邮票的设计图稿。邮票图案要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为主题，务求式样精美，意义庄严，内容深刻。

    然而就在这份“征稿启事”送审后不久，还没等领导批复，邮票的设计工作就迎来了重大转机——华北邮政总局得知新政协的会徽图案已经设计完成，如果能用这一元素作为邮票的主图，那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负责这枚邮票发行事务的邓连普赶紧前往新政协筹委会，表示希望可以“借用新政协大会的会徽原样，以便制版，印制纪念邮票。”

    筹委会的工作人员不但积极配合华北邮政总局的工作，还委派美术大师钟灵与设计师张仃共同负责邮票的设计。并在8月底将邮票的设计初稿交到了华北邮政总局的手中。

    新政协的会徽（左图）、印有“华北人民邮政”的邮票设计原稿和印有“中华人民邮政”的最终稿

    至此，邓连普认为设计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了，便专程跑到上海，将设计图稿送至商务印书馆准备印制。孰料，设计稿刚送抵上海，中共中央就下达了一项重要通知：“将‘政协会议’纪念邮票上的铭记由‘华北人民邮政’改为‘中华人民邮政’，以便用于全国统一发行。”邓连普一想，这可咋办？再送回北京修改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只好在上海当地找到邮票设计师大师孙传哲，请其对样稿进行简单的修改，就匆忙送进印刷间，开机印制了。

    9月下旬，邮票的票样印制完成，邓连普二赴上海亲自监查。可没想到，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处了大毛病：老邓发现政协会议会徽正中有4面红旗，而邮票的票样上仅花了3面，平白无故少了1面。

    新政协的会徽中有4面红旗，而邮票的初稿中却少了一面。好在问题被及时发现，最终正式发行的邮票中修正了这一错误。

    邓连普顿时一脑门子汗，不过冷静下来一想，还是庆幸多亏自己勤快，亲自跑到上海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否则，要是把这么重大、这么严肃的题材给搞错了，这还不酿成大祸，整出政治问题呀！于是他急忙电话通知相关部门再次修改邮票图案！这次总算是没再出什么纰漏。直到1949年10月8日，“纪1”邮票正式发行出来之后，邓连普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恐怕除了他本人，谁也都想不到，看起来设计如此精美，寓意这样美好的“新中国第一邮”背后竟然还蕴藏了如此曲折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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