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论丛】略论燕云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归入契丹政权版图
2016-06-13 作者：郭丽平
来源：朔方论坛
燕云十六州，地处北纬39º—41º，经度111º—118º之间，为我国华北地区北部，包括今山西省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因受太行山阻隔，其东有七州，即幽、蓟、瀛、莫、涿、檀、顺，西有九州，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因此又被称为“山前代北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属典型的温暖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环流的季节性变化明显。夏季气温高，近于亚热带。温暖期较长，年平均气温一般在8-14℃左右，夏季气温高于20℃的时期可持续三个月，华北平原可延长到五个月。因降水与温暖季同期，十六州地区年降水量一般为400—750毫米，利于喜温作物的生长。在十六州中，云、应、寰、朔四州均处于山西省北部，地处黄土高原。其它十二州分布于河北省北部，地处冀北山地以南、华北平原北部，因黄土高原的泥土随水流冲积而形成黄土覆盖的平原。整个燕云中部奔流着桑干河及众多支流；南部则有拒马河（白沟河）自东向西分割着北宋和辽朝各自占有的燕京部分地区；云州、朔州西有黄河的转角处流经。河北北部是平坦的华北平原北部，而山西北部虽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但是这种特殊的黄土地貌也形成了无数连绵起伏的丘陵区和众多的盆地，加上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也是利于农业发展的。五代至辽宋对峙时期，燕云地区对双方来说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敏感地带，战略地位始终受到各个政权的关注。
一、燕云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南宋理宗淳祐年间进士叶隆礼曾形容燕云地区战略地位为“幽、燕诸州，篕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①]此说比较准确。总体观之，燕京地区山水分布较为复杂，其北靠燕山山脉，桑干河横贯其中，南依拒马河；而云州地区北抵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其中间隔恒山、五台山。更应注意的是，燕云地区，关隘甚多，易守难攻，多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燕云对契丹政权的战略地位
会同元年十一月（938年），太宗得到燕云十六州后立即下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日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②]。从此,幽州成为辽朝五京之一，称南京析津府。重熙十三年（1044年）冬十一月，辽兴宗在西征西夏班师后“改云州为西京”[③]，于是，云州亦成为辽朝的五京之一,称西京大同府。在辽宋对峙时期，燕云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幽州为古冀州之地，为历朝历代所重视。经秦统一全国，到汉、后汉、隋、唐，史书中都有关于幽州的详细记载。这与其重要的农业经济地位和特殊的战略地位有关。幽州地区除北靠燕山山脉，南临巨马河之外，还有五大关口。其东有榆关（今山海关），距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渤海，东际辽河，西包泠陉，北界松林。由此地南进可得平、营、滦三州，北退可到东北平原。正东微北有松亭关，距幽州四百五十里，关东北五里至滦河关城，自幽州东到营平，路甚平坦，自古匈奴犯边各由此路；北趋泽州路，至辽朝中京四百五十里；西至平川蓟州，有柜安、燕氏两个山口。正北略偏东是古北口，距幽州二百七十里，在今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两旁陡峻，可行之路狭窄，仅容一车通过，是辽朝据守的重要关口。西北至居庸关，距幽州一百二十里，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险要。由此可西至妫州，亦可北至儒州。西南有紫荆岭口，距幽州二百里，岭口之南属易州，北即山后蔚州界。辽朝的军事活动多与燕云诸关口关系密切。《辽史·兵卫志》中亦有记载：“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及其并取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路……帝若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若帝不亲征，重臣流兵不下十五万，三路往还，北京（幽州）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可见，对辽朝来说幽州是攻守兼备的军事敏感区。
西京大同府，位于山西省最北端，地处黄土高原东北边缘，境内地貌类型复杂，山地丘陵、盆地、平川兼备，为三晋北方的门户，也是幽州之屏障（东取道妫州路七百里就可到幽州）。云州地区的一些道路，是连接陕西、内蒙古、河北交通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古人曾描述其为“三面临边，最为重要。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中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曾北破林胡、楼顺，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使大同成为当时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隋唐时大同为北方重镇。五代初，晋王李克用割据云中，其子李存勖灭梁建唐，以云州为根据地建立一方帝业。后晋“儿皇帝”石敬瑭为报辽太宗援立之功，献云中于辽。辽朝初以云州为大同军节度。到辽兴宗时，西征西夏后立即升云州为西京，震慑着北宋与西夏，与幽州互为犄角。
辽朝得到燕云十六州后，除升幽州、云州为两京之外，在西京道西南还设有西南面招讨司。《辽史·太祖上》载“神册元年冬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辖地是西京道南部，“包括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北部，巴彦淖尔盟东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盟等地，其治所在西京道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东）”[④]。西南面招讨司不仅在辽朝西南控扼西夏，同时也控制着北宋的北方门户。可见，辽朝有了燕云，便可从东南、正北、西南三面牢牢控制辽朝与北宋的中间过渡地带。
（二）燕云对中原政权的战略地位
938年，燕云归辽，从此中原政权后晋、后汉、北汉、后周、北宋的北门被打开，辽朝据险以守，中原政权却因自身实力无法北上夺回燕云十六州。但是，十六州对更迭之中的中原政权也很重要。虽然燕云已失，但河东方面，中原政权还有雁门关一险可守。河北方面，中原政权在周世宗北伐收回三关后，亦变得有险可守。中原政权虽然未能直接管理辖燕云十六州，但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视却始终没有松懈。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城以北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与宁武关、偏关合称“外三关”。雁门关之东，两翼山峦起伏，山脊长城，其势蜿蜒，东走平型关、紫荆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西去轩岗山、宁武关、偏头关，至黄河边；南经代县、原平、忻州直至太原；北过朔州，直抵大同。可见，雁门依山傍险，有外壮大同之蕃卫，内固太原之销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的作用。此外，笔者认为这也是石敬瑭所存的侥幸心理，他自知十六州已失，北方门户大开，希望以“天下九寨，雁门为首”的雁门关来保卫本朝的领土。
雁门关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就是各政权争夺之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建立云中、雁门、代郡，从此历代都把雁门关看做战略要地。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北出雁门，击败匈奴，收复河套地区。汉高祖刘邦时期，匈奴曾取道雁门关，南驱晋阳（太原），为此，公元前201年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抵达平城抗击匈奴，于是发生了后来的“白登之围”。后来，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都曾驰骋于雁门内外。唐初，名将薛仁贵曾镇守雁门关。唐末五代，晋王李克用以雁门节度使起家，成就后唐霸业；后晋石敬瑭为自保并称帝中原，割燕京及雁门以北给契丹，以换取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军事支持。不仅中原政权以雁门关为军事要塞，南下的耶律德光也认为雁门关十分重要。德光曾亲统五万骑，由雁门至晋阳，大败唐军，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使山西北部的雁门地区成为后晋和契丹的分界线，雁门关成为中原王朝和辽朝相对峙的前沿阵地。石敬瑭因为雁门关的重要战略地位而未割与契丹。后汉、北汉时更视其为北方门户，派重兵镇之。到北宋初期，雁门关一带更是辽宋激烈争夺的战场，属北宋河东路，潘美与杨业都曾坐镇于此。宣徽南院使潘美曾经败契丹之师于雁门；杨业曾率数千骑在雁门北口一带大败辽军，被人们称为“杨无敌”。
在河北一带，自石敬瑭割地以后，中原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之地的许多地区都要应对契丹的军事掠略。由此可见，尽失十六州对中原政权具有重大的打击。燕京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归辽后重要关口尽失，整个河北地区的辽宋边境线上，除东部有拒马河相隔外，从东到西直至太行山脉，北边均无险可守。于是，自石敬瑭以后的后汉、北汉、后周、北宋等均有收复河山之志，但取得实际效果的只有周世宗柴荣。
后周世宗柴荣（921-959年）是五代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世宗善于骑射，通读史书，且性格沉重寡言，他在位虽仅6年（954-959年），但却颇有建树。世宗即位后，立刻下令招抚流亡百姓，减少赋税，恢复当时因割据战乱而遭破坏的中原经济，后又整顿吏治。经过一系列措施，使中原经济开始繁荣，百姓富庶，政治清明。除改革内政外，世宗也积极开疆扩土，收复山河。显德元年（954年）二月，北汉刘崇勾结辽朝攻后周，世宗帅军积极迎战，最后大破汉军，使后周军威大振。由于当时北强南弱的形势，世宗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他先攻后蜀，后征南唐。稳定后方后，于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开始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伐。后晋以后，十六州一直是中原军民心中之痛，于是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宁州、莫州、瀛州，连破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在试图攻取辽朝南京（即幽州）时，世宗一病不起，北伐告停。世宗此次北伐意义重大，“关南平，凡得三州，县十七，户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失，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⑤]这次北伐除所得州县人口外，最重要的是让世人知道了中原军队可战胜契丹铁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原政权心理上的极大鼓励，为后来北宋两次北伐做出了榜样。而周世宗北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后周在十六州归辽后重新变得有关可依、有险可守。北伐后，世宗立即以益津关为霸州，以瓦桥关为雄州。可见后周政权对所得关口的重视。从此，益津、瓦桥、淤口三关由北向南保卫河北地区，成为中原政权北方的三大门户，三关的战略地位因燕云十六州入辽而变得异常重要。
综上所述，十六州归辽后，中原政权无条件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但燕云地区的战略地位仍可从中原政权对河东雁门关与河北“三关”的重视程度这一侧面反映出来。
二、契丹与中原政权争夺燕云
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么对它的争夺势必会激烈异常。辽朝起于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并定都上京，国号曰契丹，止于1125年辽天祚帝为金朝所灭。与之对应的中原政权是五代（907—960年）与北宋（960—1127年）。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契丹政权与中原政权对燕云的争夺基本没有停止过。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907—926年）[⑥]，东征西讨，扩大疆域，建立政权，使契丹成为统一广大北方的强大民族。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正处在唐末各支势力拥军割据一方之时。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地区十九年（895-913）；晋王李克用以云州为中心割据河东一带；朱温以河南开封为中心建立后梁，统治着陕西、山西、河北、南部部分地区并兼山东。可见刘氏父子与李克用本身就占领燕云重地，而朱梁却身处华北平原，北方无险可守，夺取幽云保卫国土之心可谓急切。割据意味着分裂，面对分裂割据并各自势单力薄的中原，是契丹族南下拓地的大好时机。
实际上，早在耶律阿保机即大汗位之前就开始了南下争夺燕云的步伐。唐天复二年（902年）秋七月，阿保机率四十万大军伐河东代北；唐天复三年（903年），九月又率众部攻下河东怀远等地。河东当时是晋王李克用统治区，面对北契丹、东刘氏父子、南后梁三个强大的威胁势力，李克用不得不暂择良木而栖。唐天佑二年（905年）李克用派出康令德乞盟于契丹，辽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
[⑦]此前，李克用攻打刘仁恭被击败于木瓜涧。会盟后，阿保机立刻发兵攻击刘仁恭，拔下数州，并尽掳其民北归。当然，阿保机出兵刘氏之地并非完全因为此会盟。之前唐天复四年契丹讨伐黑车子室韦时就于武州败刘仁恭部下赵霸。之后或亲征或派兵多次攻略刘氏势力范围内的幽州、平州、蓟州等地，与李克用共同夹击。最终于913年晋王李存勖攻陷幽州擒刘守光，灭幽州燕氏政权。刘氏领地为契丹与山西晋军所有。
河南朱全忠面对当时分崩离析的天下，认为想称帝中原必须拉拢北方日益强大的契丹。于是906年，“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骋。”[⑧]而阿保机认为与两者均有盟约利于契丹的发展。于是，在与李克用会盟云州“期共举兵击梁”[⑨]之后，又立即派人出使契丹，“约共举兵灭晋”。[⑩]之后，阿保机与朱全忠分别即皇帝位，双方互派使臣，保持交往。然而，后梁内部不稳，先后有梁郢王刘友珪杀父自立，梁均王刘友贞杀兄自立；对外亦抵不住后唐的猛烈进攻。虽与契丹共约举兵灭晋，但最终于天赞二年冬十二月为唐所灭。
河东李克用本想会盟于契丹便可借契丹之力攻灭幽州刘氏与河南朱全忠，不想阿保机又与后梁结盟以从中渔利。李克用因此抱恨而死。子李存勖继位。阿保机以与梁有盟为借口，举兵南下攻击幽云地区。神册元年（916年）八月，擒李嗣本；冬十一月，进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一万四千七百多人，代北到河曲据阴山都为契丹所有；神册二年（917年）三月，领兵攻幽州，后唐大将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据契丹于居庸关之西，李嗣源率兵救解幽州之围；神册六年（921年），阿保机率兵入古北口，略地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多个城镇，俘获当地人民北归。除此之外，契丹兵还攻略定州、涿州、蓟州，平州、镇州等。然而，庄宗李存勖亦非等闲之辈，他率领唐军，东擒守先，南灭朱梁，并以积极的态势应对契丹军的南下，致使阿保机不得不暂时停止南征的步伐，亲征渤海，安定后方。
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927—947年），与之相对应的是五代时的后唐（923—936年），经后晋（936—946年）到后汉（947—950年）初期。德光执政之初，正是后唐统治中原的末期，但因辽太宗刚即位忙于内政，无暇出兵南下，虽曾在天显三年（928年）想南下伐唐，但因唐使来聘及大臣反对而终。天显四年(929年)冬，派李胡攻略云中，但这只是契丹对后唐外交政策的小插曲。在太宗继位（927年）到后唐李弑主自立(934年)的八年中，双方互派使臣，基本和平共处，此时的燕云十六州尽在后唐境内。然而，这对跟随太祖南征北战并继承太祖南下中原之志的耶律德光来说永守和平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李从珂兵变夺权后，德先立即决定南伐，次云州、拔河阴、降阳城一气呵成。后因皇后崩而被迫停止。后唐李从珂是通过兵变而夺得帝位的，因此对手握重兵的大臣石敬瑭怀疑益深，于是李从珂帅重兵围攻太原。天显十一年（936年）七月，石敬瑭迫不得已派赵营通过西南路招讨使求援于契丹，只是这次求援的代价很大。由于当时后唐的另一强大势力赵德钧也遣使到契丹，希望得到支援而称帝，石敬瑭不得不派桑维翰出师契丹并许以卢龙一道与雁门关以北重赂辽太宗。辽太宗于天显十一年（936年）九月入雁门、次忻州、抵太原，一路所向披靡。败唐将张敬达，降杨光远、赵德均父子等。并于次年十一月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闰十一月晋帝向太宗辞行，“上与宴饮。酒酣，执手约为父子。以白貂裘一，厩马二十，战马二百饯之。”[11]石敬瑭到达河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杀耶律贝举族自焚。后唐灭后晋立。
石敬瑭为报答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援立之功，于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割河北、山西北部十六个州予契丹，让赵莹奉图籍来献，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终敬瑭一世，双方使臣频繁于路。会同五年（942年），敬瑭俎，子重厚继位，但后晋从此一改对辽太宗的恭顺态度，对契丹只称孙不称臣。因此激怒耶律德光，决定再度南伐。此次代晋并不是一举攻下，943—940年之间辽太宗三次南伐才将后晋攻下。后晋应战也是力不从心，太宗三下南伐令，李从珂就三派求和使。最终，石重贵及亲属被送往黄龙府，后晋亡。
大同元年（947年），太宗帅大军进驻开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大辽，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契丹军队占领大部分中原地区。与此同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自立为帝建立后汉。耶律德光仅称帝中原三个月，便由于统治政策的失误致使民兵四起，不得已于大同元年四月从汴州启程北归，不料在河北栾城崩于行在。此次南伐所得后晋之地尽归北汉，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然而，辽太宗耶律德光通过南下获得燕云十六州奠定了辽朝二百多年统治区域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个地区终辽一代都没有被中原政权夺去，成为辽朝政权与中原政权对峙的战略屏障。
辽世宗耶律阮时期（947-951年），正值中原后汉（947-950年）与后周（950-960年）和北汉（951-979年）初期。世宗在位时间虽短但继承了太宗的南征政策。大同二年（948年），后汉祖刘知远殁子承祐立。世宗立即与大臣商议南伐北汉的事，并于三年十月攻下贝州高老镇，徇地邺都、南宫等。四年十月再度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同五年春，后汉郭威弑主自立建后周，后汉亡。此年此月，刘崇在太原自立建立北汉。后来由于不敌后周所攻，刘崇立即派遣使者求援于辽世宗，对世宗自称侄子并求册封，辽册封其为大汉神武皇帝。因此辽世宗决定南伐后周，但不幸于南下途中因契丹贵族叛乱遇弑被杀。
辽穆宗耶律璟时期（951-969年）历经整个后周（950-960年）、北汉（951-979年）前期和北宋太祖时（960-976年）初期。北汉从建立之始就称侄于辽，终穆宗一朝北汉受到后周与北宋多次侵扰时，辽始终将北汉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后周建立之初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与稳定内政。因此，前八年周与辽基本相安无事，使者也往来不断。后周在周世宗的领导下逐渐强大。但辽穆宗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风雨欲来之前的短暂平静。显德六年（959年）四月，柴荣便帅大军北伐，气势如虹，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陷宁、莫、瀛三州。三州刺史王洪、刘楚信、高彦晖都是不战而降。周世宗本想一鼓作气收复燕云，但不幸染疾离世，子宗训继位。后周从此主少国疑，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亡后周，建北宋。从此，辽朝进入了与宋朝对峙的历史时期。辽朝也在周世宗北伐后失去燕云十六州之中的关南之地。整个辽朝自从太宗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只有在穆宗时丢了三关三州，这与穆宗自身统治不利等因素是相关的。《辽史·穆宗本纪》中这样记载“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非不明也。而荒诞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变起肘腋，宜哉。”
辽景宗耶律贤在位期间（969-982年），正是北汉（951-979年）后期，北宋宋太宗（976-997年）前期。景宗在位十四年，对北汉可谓是倾全国之力以助之。每次宋兵来侵，辽朝必派大将助北汉一臂之力，并且资助战马和粮食。保宁九年（977年）“三月戍辰，诏粟二十万斛助汉”[12]。“七月丙子，遣使助汉战马”[13]。即使如此，由于北汉自身实力差，还是于乾亨元年(979年)六月为宋太宗北上所灭。宋太祖时，北宋刚刚建立，内政不稳，南北尚未统一，北方又有强大的辽朝威胁，宋太祖不得已遣使向辽请和。保宁六年（974年），辽派耶律昌术与宋朝商量议和事宜，此后，辽宋在974年到978年的五年间互派使者。然而，这种和平关系因北汉而破裂。乾亨元年（979年）春正月乙酉，辽派长寿出使宋朝，询问宋兴师北伐北汉的原因，北宋以“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合约如旧不然则战”答之。可见，北宋向辽朝请和的真正原因，除了当时北宋无暇北顾以外，最主要的是想以此制约辽朝并使其松懈，以达到灭亡北汉统一中原割据政权，最终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目的。事实证明，宋太宗在集大军北上灭亡北汉后，立即决定北伐辽朝，围攻幽州。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辽景宗时期的辽朝实力仍然可与北宋大军抗衡。宋朝兵败高粱河，宋太宗乘驴车逃去才免于难。北宋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辽景宗为报此仇，率军三次南征，使得北宋常有危机之感。
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时期（982-1031年），正值北宋太宗（976-997年）、真宗（997-1022）与仁宗（1022-1063）前期。辽圣宗时与燕云十六州有关的重大事件是宋太宗为收复燕云而发起的“雍熙北伐”，这是北宋对辽朝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辽统和四年（986年）三月，宋太宗率大军北上，以曹彬、崔彦进、米信为东路，沿雄州路北进；田重进为中路由飞狐路北进；以潘美、杨继业为西路由雁门关一道北进。三路大军同时挺进。辽朝在圣宗和萧太后的带领下仓促应战。由于准备不充分，岐沟、涿州、固安、新城、寰州、朔州、冀州、康州、应州、郢州、灵丘、云州、蔚州等相继被攻陷或降宋。辽朝派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大将率契丹铁骑积极应战。五月，辽师东败曹彬、米信于岐沟关，追至拒马河，宋兵丢盔弃甲溃不成兵。中路也收复蔚州、飞狐一线。六月，辽军度居庸关，复寰州等。七月，耶律斜轸于朔州狼牙村擒北宋名将杨继业，西路宋军皆弃城逃走。至此，北宋二次北伐以失败而终。从此，北宋一转战略进攻为积极防御，以后诸帝再没有大规模对辽出兵。
到辽兴宗、辽道宗、辽天祚帝时，辽朝走向衰落并灭亡，但就是在在这段时间内，北宋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这与宋朝自身的国策及实力也脱不了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周世宗北伐夺走的十六州中的关南之地，辽朝统治者们并非无动于衷。在辽与宋南北对峙期间，辽朝就两次试图要回失地。第一次是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南伐兵抵澶渊城下时“十二月癸末，宋复遣使曹利用来，以无还地之意，遣监门卫大将姚柬之持书往报。”此处的“地”指的就是关南十县地。可见，辽朝曾因北宋不还关南地而拒绝宋的求和，后来因为岁币丰厚放弃还地要求。第二次是辽兴宗重熙十年十二月兴宗听到宋朝在边境设立关口、整修河道，怕演变成辽朝的边患，就与大臣萧孝穆和萧贯宁等商议夺取宋朝继承后周的关南十县之地，并于重熙十一年（1004年）派遣萧特末与刘六符出使北宋，“取晋阳及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罚夏及沿边疏濬水泽，增益兵戍之故。”[14]并于此年颁发南征的赏罚令，呈兵边境。北宋派富弼等出使辽朝，乞求以增加岁币银绢来代替割地，即使文书中称“贡”也不愿意放弃十县之地，可见北宋燕云情节之深。而辽朝皇帝们两次均因得到岁贡而停止纷争。从中可见和平发展本国实力是辽朝更需要的。
总而言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辽是10世纪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事。首先，“燕云十六州”作为一个受人关注的地理概念展现在世人面前；其次，由于燕云十六州自然地理环境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终辽一朝，中原政权与契丹政权对其的争夺基本不曾间断过；最后，既然燕云十六州如此重要，那么，它归辽后对于辽朝政权和中原政权所带来的后果及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简介】郭丽平，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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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叶隆礼撰 贾敬颜、林贵荣点校 《
契丹国志》卷3《太宗嗣圣皇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39-40页。
[②]
[元]脱脱等《辽史》卷4《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页。
[③]
[元]脱脱等《辽史》卷19《兴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1页。
[④]舒焚著《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60页。
[⑤][宋]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5月版，第1581页。
[⑥]大约是后梁（907—923年）与后唐（923—956年）初期。
[⑦][元]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2页。
[⑧]同上。
[⑨][宋]欧阳修撰 徐无党注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887页。
[⑩]同上。
[11][元]脱脱等
《辽史》卷3《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页。
[12][元]脱脱等
《辽史》卷9《景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页。
[13]同上。
[14][元]脱脱等
《辽史》卷19《兴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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