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世古迹尴尬落寞最是楚长城》谈起
2016.02.23
李一丕
去年大约九、十月份，本人在平顶山叶县楚长城发掘工地遇到负责平顶山楚长城资源调查的孙清远老师。吃饭的席间，孙老师主动说到鲁山老婆寨（又称阿婆寨）时代较晚，非楚长城遗址；12月初，本人到鲁山搞工程项目文物影响评估调查，与鲁山文管所相关同志交谈中，亦了解到相同的信息。
在此之前，一位中新网记者董飞也就是今日所发的第一篇报道的记者，曾联系我，以他路过，看到宝丰、鲁山交界处有一些古山寨，当地宣传说是楚长城，问我怎么看。我在电话中答复该记者三点：
1、楚长城遗迹的判定是一种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一种科学行为。它有自身的原则和规则。文物遗迹的判定的方法原则就是二重证据法的原则，即考古依据和文献依据相结合。考古依据是第一位的，至关重要的；文献依据居于次要的，辅助地位的。两者发生矛盾，应以考古依据为主。这种方法最早萌芽于宋代，明清时期得到发展，1921年由大师王国维先生总结提出，被学术界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学术研究的方法。目前河南境内的古山寨没有一处能找到考古依据的。
2、河南境内，这种山上的古山寨北到许昌禹州，南到大别山均有较多山寨分布。在湖北省境内也有大量的山寨分布。省楚长城调查队在地方文物部门配合下，共计考察过100多座这种古山寨，均未找到与楚长城同一时代的遗物。其中，还对几座山寨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均较晚。湖北省同样在山寨这种古遗址上，也没有找到早期遗物。虽然不排除东周楚国在构筑楚长城的时候，存在围山筑寨的可能性，但均没找到早期遗物，或者说找到的遗物等依据均较晚的情况下，是无法认定为楚长城的。再者，从理论上讲，河南在黄河以南地区，如此多的山寨不可能都是东周的，不可能都与楚长城有关吧。大部分应该还是晚期的。
3、无论早期的，还是晚期的，山寨作为一种古遗址，应该加以保护。
文中内容有三点本人实不敢苟同：
1、关于阿婆寨是不是楚长城的问题。记者电话采访了鲁山文管所张怀发所长，得到的回答是：阿婆寨肯定是楚长城。我和张所长相熟已久，曾经三次到鲁山拜会张所长。张所长现已退休，随子女常年在西安、浙江居住。退休前，张所长几十年来，呕心沥血，常年在鲁山境内考察古山寨，但均没有发现东周时期遗物。张所长为鲁山境内楚长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文中，张所长在电话中答复记者肯定阿婆寨为楚长城的所谓“依据”是：在阿婆寨附近的山岭上捡到过汉代、宋代及明清时期的陶片。那么，汉代的、宋代的，甚至是明清时期的，能“肯定”东周的楚长城遗址？而且还只是“附近山岭”上的！恐怕“肯定”不了吧。楚长城在战国晚期都已废弃了，你拿着汉代、宋代，甚至是明清时期的遗物来认定东周的楚长城，那“肯定”是个笑话！
2、关于鲁山佛教协会会长释延玮先生提出楚长城认定存在“滞后性”的问题。所谓“滞后性”问题的深意就是要求长城认定要具有“超前性”，就是要一分的证据说二分、三分的话。学术界真真不敢这样做。学术研究之所以公认“二重证据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因为该方法比较实事求是。二重证据法之所以把“考古依据”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考古发掘出的东西是实实在在中的，掺杂人为的，主观意识的成份少，或者说考古实物的东西是个人意志所改变不了的，更加实事求是；“文献依据”之所以处于考辅助的，次要地位，就是因为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免不了掺杂研究者主观的个人意识的东西。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于近代，近百年来，考古学始终严格秉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既不存在滞后的问题，也不存在超前性的问题。学术研究不是散文撰写，诗歌灵感的发散，更不是小说的杜撰。很理解释延玮法师“正在筹资开发阿婆寨”的愿望，且莫说这种功利性、目的性极强的欲望，是否有违佛家理念，单就有一分证据，让吹嘘出二分、三分的观点，引用当下时髦的说法，不知道别人做到做不到，反正“臣妾做不到”。
3、关于叶县文物局副局长贾志功表态说：楚长城遗址认定的权威部门是中国长城学会的问题。我和贾局长相熟已久，而且现在还在一起合作开展工作。实事求是地说，长城资源调查项目从设计，到组织，到最后的认定，均是由国家文物局设计、组织、实施和认定的。毫无疑问，楚长城遗址认定的权威部门应该是国家文物局。不可否认，中国长城学会在长城的保护和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长城学会从领导到会员对长城的喜爱、关注及所做的工作，所做的付出令人钦佩，但国家长城资源调查是国家行为，从设计、组织、实施及认定均是由国家文物局负责的，所以长城遗址认定的权威部门是国家文物局。
关于老婆寨的问题，本人认为老婆寨属古遗址。任何旅游开发也好，基本建设也好，应该经过当地文物部门，甚至是省级文物部门的批准。古遗址上不是想开发就开发的，不是想动土建设就动土建设的，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要由文物部门对施工给文物遗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工程部门施工方案应在尽量避免，或尽量少地对遗址造成破坏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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